改革开放的总设计
然而，伟人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我们却看到了一幕幕与伟人的梦想和设计相背离的情景出现在眼前：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贫富悬殊日益明显，社会矛盾逐步尖锐，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中国的社会分配不公重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财政收入部分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过大，使得政府成为国民收入中最大的利益分享者，并占据了绝对的资源分配权；二是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逐年增加，财富聚集的“马太效应”日益明显；三是国民或者说是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22年下降了20％，劳动者在分享社会财富过程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享有权基本上被剥夺；四是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岗位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不断增加。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一种相反的结果呢？
“唯利是图”的改革把中国导向泥潭
199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就逐渐背离邓小平先生的设计，虽然仍然打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旗帜，但本质上已变成“一切向钱看”了。我们看到，教育系统提出教育产业化，各种学校都由“教书育人”为主转向“盈利赚钱”为主，使普通群众的子女“读不起书”；医疗改革把手术刀变为屠刀，医生变为屠夫，对病人随意宰割，令人民群众“看不起病”；住房改革只谋求政府、开发商利益最大化，牺牲国民的居住权，让绝大多数的工薪阶层“住不起房”；国企改革也仅以是否盈利为唯一条件，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亏损，一律破产倒闭或实行私有化，导致大量工人下岗；社会公益事业改革也是以“赚钱”为标准，图书馆、文化宫、公园（包括动物园）、新华书店、艺术团体等纷纷出租、承包、倒闭、解散，原有的文化阵地陆续成为充满钱腥铜臭的场所，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社会服务成为鸡肋……虽然近年来政府努力“拨乱反正”，但由于这些改革所造成的恶果和影响已经根深蒂固，需花费百倍的力气和时间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追逐GDP的政绩考核体系使官员弃民逐利
从1999年起，中国政府建立并施行以GDP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使得各级党委、政府官员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扩大收入来源、增加GDP总量上来，一些地方官员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放大数字来满足GDP增长的需要。他们眼里只有GDP，根本忘记了“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忘记了“执政为民”这个神圣使命，忘记了“人民公仆”的身份和地位，忽视并抛弃人民群众的利益，甚至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作是影响个人政绩、阻碍经济发展、延缓GDP增长的“绊脚石”，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来谋取政绩，牺牲全局的利益以换取地方的经济发展，牺牲当地的长远利益来满足眼前的GDP增长。这直接导致了政府官员只考虑投资者的回报，枉顾劳动者的权益； 只考虑招商引资，不惜破坏生态环境；只考虑增加税收，无视百姓的死活。
政府职责错位导致社会问题凸显
由于指导思想和考核体系均出现偏差，政府对自身职责的认识也进入误区，忘记了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改善社会民生和公共服务，却去越俎代庖地直接参与经济工作，使得社会分配不公现象严重，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社会民生和公共服务衰落，社会矛盾积累并形成对抗。如垄断行业成为高收入的代名词，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财产保险等走样变味，农村水利设施长年失修，各类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等，这些也间接使得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矛盾更为尖锐。
制度设计失误助推两极分化
政府在执政和管理中的制度设计失误，造成社会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如一些国企的管理者领取天价年薪，而占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不到其千分之一，就像平安公司的董事长马明哲2006年领取超过6600万元的年薪；常务副总经理梁家驹2009年税前年薪为2859.21万元，税后年薪为1591.64万元；总经理张子欣税前年薪1170.27万元，税后年薪为666.24万元，而普通员工的年薪不到其百分之一。行业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明显，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一些垄断国企通过对消费者收取高额服务费或销售价格畸高的产品来谋取暴利，实质上就是利用国家的制度设计漏洞侵吞着国民的财富。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由于制度设计失误，使一些投机者翻云覆雨、操纵市场，吸干了股民、房奴和散户的财富。
社会道德沦丧加剧财富的集聚
唯利是图的改革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社会诚信沦丧畸变，一些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化，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成为权贵、官亲或违法者的私人财富；一些地方的煤老板只顾赚黑心钱，给矿工极少的工资，榨干他们的血汗，甚至不进行安全生产投入，导致矿难一再发生；一些无良投资者把劳动者当做新的包身工，迫使他们长期在低工资、无保障、零福利的情况下工作；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官商勾结或与黑社会勾结，采用强买强卖、投机诈骗等手段来损害群众利益、侵吞群众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