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jaratnam于1957年出生在人口只有两千万的南亚岛国斯里兰卡。在从斯里兰卡最著名的私立英国教会学校，出产过四位斯里兰卡首相的圣托马斯学院毕业后，他移居英国，进入了在英国排名20位左右，但以左翼激进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闻名的英格兰萨克西斯大学学习工程专业。1983年，Rajaratnam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获得了金融专业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来到纽约进入曼哈顿大通银行，担任负责高科技企业贷款的贷款专员。

　　

　　和众多到美国的海外留学生和移民相比，Rajaratnam这时已经有了让大多数人艳羡的资本。但这并没有放慢他的脚步。正相反，顶级名校的背景和华尔街的职位将他加速推向了真正意义上的成功。1985年，Rajaratnam跳槽到隶属尼德汉姆集团（Needham Group）旗下的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尼德汉姆公司（Needham & Company），担任电子行业的分析员。两年之后，他就成为了投资研究部的董事总经理。1989年，Rajaratnam被任命为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并在1991年，在他仅34岁的时候，成为了尼德汉姆公司的总裁。

　　

　　至此，Rajaratnam已经成就了一个“美国梦”的经典故事。从一个小国家来的留学生，十年后成为了华尔街上投资银行的青年总裁。但这远不是Rajaratnam个人事业的顶峰，而仅是其未来更大成功的铺垫。1992年，尼德汉姆公司在Rajaratnam的主导下，成立了尼德汉姆新兴成长合伙基金（NeedhamEmerging Growth Partnership ）。1997年，Rajaratnam将这只对冲基金从尼德汉姆公司收归自己旗下 ，并更名为“帆船”（Galleon）。

　　

　　Galleon是16-18世纪欧洲各国广泛使用的一种大型多甲板帆船。无论是做为战争还是商业航海用途，Galleon通常都配备多门重型加农火炮。Galleon为西班牙和葡萄牙开拓殖民地，确立自己航海霸主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无从得知Rajaratnam在为自己的基金命名为“帆船”时是不是也有征服世界的雄心，但这艘“帆船”在Rajaratnam的掌舵下，迅速成为了华尔街上的明星，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

　　

　　随着在高科技和医药健康行业上一系列的良好投资表现，Rajaratnam也在新的角色上再次复制了令人惊叹的 成功。2001年在Wiley& Sons出版社出版的《投资界的新超级巨星：十三位伟大的投资人和他们的战略》一书中，Rajaratnam被列为了接棒老虎基金的JulianRobertson和索罗斯基金的乔治索罗斯等大名鼎鼎的投资人的华尔街新一代投资明星。帆船集团管理的对冲基金在连续多年保持20%以上投资回报之后，在2008年到达了最高峰，管理的基金总额超过70亿美金。Rajaratnam不仅因此成为斯里兰卡首富，还在2008年登上了《福布斯》杂志美国富豪榜，排在第262位。并在2009年再度以18亿美元个人资产上榜，排名第236位。

　　

　　但眩目的光环和巨大的个人财富并没有伴随Rajaratnam太久。2008年全球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帆船集团的基金净值缩水了近一半，还剩37亿美金。在全球资产普遍亏损的大环境下，这尚不是很糟糕的表现。但2009年10月16日，一个普通的周五，一群FBI探员的出现，真正将Rajaratnam和帆船集团送入了深渊。

　　

　　据美国证券与交易所管理委员会（SEC）的公告，Rajaratnam被指控与他人合谋，通过朋友和商业合作伙伴网络，获取企业盈利状况和收购兼并等内部消息。并利用这些非公开信息，对多家上市公司，包括Google，希尔顿，Sun等进行股票交易，非法获利超过两千五百万美金。与Rajaratnam一起被羁押的还包括多位声名卓越企业的高管，包括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合伙人，IBM的高级副总裁，英特尔资本的董事总经理，和纽卡斯尔基金的管理合伙人等。“这场诉讼揭开了一张欺诈网络。”SEC主席Mary Schapiro说。

　　

　　“我们从Rajaratnam的交易行为中发现，他成功的秘密不是天才的投资战略，也不是大家原以为的通过研究企业基本面和市场趋势来投资。他不是宇宙的大师，而是研究朋友名单的大师。他营造了一个高阶管理层和内部人士的网络，并打入圈子内部获取季报和有关购并的企业机密。”SEC执法部主任Khuzami的这个说法，似乎是针对Rajaratnam自我评价的直接打击。Rajaratnam曾经说过，自己那些最好的想法都是从频繁拜访公司以及与公司的总裁谈话中得来的。

　　

　　Rajaratnam内部交易的东窗事发使得帆船集团面临众多基金投资人要求变现退出的巨大压力。在帆船将沉之际，越来越多的乘客开始选择逃离并无可厚非。帆船集团的多年经营已是危在旦夕。

　　

　　这次帆船集团案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对冲基金内部交易案。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此案和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500亿美元庞式骗局案一样，尤其受到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在全世界多数国家，都有法规来禁止利用非公开信息的内部交易。但在具体法规和执行力度上，各国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别。美国是全世界对于非法内部交易立法最严，执法力度也最大的国家。这大概也跟美国的企业高管薪酬普遍远高于其他国家有关。

　　

　　但即便内部交易的定义再严格，法律法规再完善，追查内部交易对任何监管部门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这种交易一般都会选择很隐蔽的方式进行，比如通过中间人，离岸公司，代理机构等等。美国SEC每年一般都会查处超过50宗内部交易案，大多数最终都在法庭外以管理手段进行处罚。但相对华尔街每年的交易数量与交易额，可想而知被查处的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这次帆船案的查处，SEC是收到了线报，并动用了电话监听的手段。但电话监听在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不可能在没有线索之前使用。即使有了线索，电话监听成本之高，周期之长，也往往让执法部门不堪重负。一些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因此不断呼吁取消针对内部交易的法规。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内部交易，而不是更少。这样可以更快地将更多信息推向市场，并使得整个市场投资者获益。“我们需要给那些最可能了解公司真实信息的人足够的驱动力来让公众知道。”他说。而这个驱动力，即是内部交易所带来的利益。这些信息不一定要通过主动公开。允许内部交易将会使了解公司信息的人迅速将信息反映在买卖交易上，从而市场可以接受到更充分更及时的信息。

　　

　　从推动市场有效性的角度来说，将内部交易合法化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如果市场更加有效，股票价格也就更能反映企业的真实价值。而这需要信息更充分的披露。上市公司的公众股东有权第一时间知道任何公司信息。但现实中，公众股东仍然面临极大的信息不对称。公众股东往往只能通过企业定期或不定期主动发布的信息，或者新闻甚至谣言，才能获知更多信息。这就使得股民在买卖股票时的价格容易产生偏离，造成市场无效。

　　

　　内部交易产生的买卖信息确实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市场和广大股民提供更多的信息。事实上，市场上也有一种投资方法是通过观察和跟踪内部人士的交易来作出投资决策。一旦内部交易合法，也会使内部人士不需要遮遮掩掩地通过壳公司或代理人来完成交易。信息也因此能更加容易让大众辨识。

　　

　　但通过内部交易而产生的市场信息有几个问题。比如有些购买行为可能会是上市公司为了提升市场信心而有意为之，并不真正反映企业价值走向。再比如，有些出售行为可能也与公司的财务健康无关。可能仅仅是有些主管买房子需要现金，或者根据自己的理财战略调整个人的投资组合。

　　

　　更重要的是，任何证券市场首要的原则就是：公平。而内部人士通过内部信息，在市场获知这个信息之前来进行交易，都是有违公平原则的。企业高管通过职务便利，确实有信息先知权。但是他的工作合同和职业道德都首先规定了他的职责和义务是让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利用信息先知权为自己牟取私利。内部交易首先就违反了他的工作合同和职业道德。

　　

　　所以即使内部交易可以一定程度上间接促进信息公开和披露，但更好的做法是通过正当公平的途径来促进更多信息共享，而不是率先交易。我们认可信息不对称，但并不代表我们认可少数人利用这种不对称来垄断信息，并产生寻租行为。因为一旦信息获得者个人先期牟利得到许可，可能将产生更严重的操纵股价和商业欺诈行为。

　　

　　奥立佛斯通在他1987年的名片，也是讲述证券内部交易的《华尔街》中有句台词“我不知道你这个信息从哪里来，但我不喜欢”。这恐怕也是任何证券监管部门最想对每个利用内部消息交易的人，包括Rajaratnam,说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