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张生：请一位同学来谈谈对上海的印象

 

女生（同济大学景观设计专业）：我是北京的。我认为中央永远都不会给上海人一个很肯定的定位。因为上海可以说是一个实验班，它实际上是引领中国潮流的一个实验班，不管这个实验是否成功，走的道路是否正确，它都不会给一个很明确的定位。我觉得上海人不用有什么失落的思想，上海人就是上海人。实际上上海是一个杂交的城市，是一个带有混合文化的城市，上海就是这样的文化。上海人没有根。北京人是有根的，它一直是很传统的走这个线路。上海文化在我的印象里是中西交融的，这是上海一个很独特的文化，在中国人眼里，这就是上海文化，就是上海，是走在北京20年以后的城市。其实北京现在的定位走的路线是上海20年以前的样子。比如上海搞工业革命的时候，北京在干什么，20年以后的北京还是在干什么。中央不会因为上海中西合璧就给上海一个定位，但20年后的北京走的就是上海的线路。

 

千野拓政：那香港有没有根？

 

女生（同济大学景观设计专业）：：我觉得没有根，自从香港属于英国后，到了97年才回归，已无根可循。

 

千野拓政：我举个例子。香港的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就是一般的香港人从哪儿开始。首先是英国人鸦片战争后得到香港，那时香港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屿。1980年以后，决定香港回归的时候，香港开始踏入闽南的文化圈，意思就是他们是大陆人。但香港实际上是从4亿年以前开始。

 

陈季冰：香港当然是有根的。它也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文化，但是它最初的根基还是岭南文化或者粤语（广东）文化。

 

千野拓政：香港以前的电影，家庭剧，人物来自南北各地，最后是大团圆的结局，意思是我们都是香港人。这是香港的理想。上海也有上海的认同，上海有上海的根。在中国近代以来，有现代风格的城市唯有上海。日本文化也可以说是中西结合，日本的城市当然有西方的因素，但也有日本的特点。上海也是，上海有非常西化的东西，但里面还有中国它独特的文化。

 

张英进：上海的根还是在这里，但有一点独立性在里面，从下而上。这样的好处就是形成一种盘根错节的局面。有些人说上海没有根，但它创造了一种自己的网络。在这个网络里，它不排斥外地人。这跟香港有点区别，香港人所要的香港文化是想切断与粤语文化、闽南文化的关联。在50年代以前，香港电影在媒体报道那里要么叫闽南电影，要么叫粤语电影，没有香港电影。要建立香港电影这个概念是在50年代以后。上海的文化身份是一种混杂性，但是是一种自信的混杂性。香港文化也是，它们不把这种混杂当成一种不好的东西，它们不认为认同性是唯一的传统的价值，所以它是兼容的。不是说有根的就是正统文化。

 

陈季冰：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从部落开始的，通过战争，商业、融合，逐渐演化成一个国家。但是有一个国家是建立在启蒙思想之上的，就是美国。所以以前撒切尔夫人说过一句话，说一个法国人之所以成为法国人，是因为他生在法国。一个美国人之所以成为美国人，是因为他认同美国的价值。上海也跟美国有点类似，它不是因为一直以来有一个地方叫上海，当然这个文化是可以改变的，而是因为基于西方经济的法制的这类文化价值，然后才有地域上的体制。就像美国一样，先有这种启蒙思想，社会契约，然后才有美国这个国家。如果没有启蒙思想，可能就没有美国这个国家。

 

张生：30年代这么多人到上海来，主要还是因为它有租界。这里有一个租界的架构，可以保证新闻出版的自由，所以在北京那边出问题了，全都跑上海来。因为当时广州也不合适，鲁迅跑到广州，也觉得很危险，因为它没有一套来自西方的政治架构对他的基本的保护。

 

汤惟杰：上海那个时候复杂在，或者说它的活力在于它不一定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的出版自由，但它正好有这样一个存在的空间。比如说明报事件，清政府要抓章太炎，这个时候，租界就认为要对其提供保护。因此，章太炎在这种空间里获得了自由。反过来说，要是在租界公开说反对租界，当然是不允许的，但如果在华界说就没有问题。上海正好既有租界又有华界，有各种不同的政治空间。也就是说它有比较多的可能性，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姿态，不同的主张都能在上海找到一个适合其或者能让其生活下去的空间。这是在当年中国的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

 

张生：像这些年，我们建构了上海这个文化空间，其实跟那个时候还是有区别的。现在上海所谓的旗帜，海外的上海的概念，到现在为止，其实是把上海建构得很一元性。而且这个概念一旦获得它自己的生命力以后，它就把上海的整个文化精神压缩了，不仅是简单化，而且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造城运动，把张爱玲这些人拿出来重构，重构以后把张爱玲作为上海的一个图腾进行建构，而外面传递的上海的这种身份好像是很消极的。

 

张英进：某一方面来讲，我们把上海跟张爱玲联系起来。但像魔界，黑帮这些，我们就会跟香港联系起来，黑帮英雄现在都在香港。

 

张生：其实最大的黑帮都在上海，而且最典型的最现代化的都在上海。当我们看到《教父》这种电影时，觉得它应该在上海发生，但我们往往看到它在香港发生了。就是它把上海的功能肢解了。肢解了以后，从张爱玲开始，慢慢把上海单一化，然后到了王安忆，就形成了一条红线。

现在外地人，国外的人都觉得上海有两个方面，而且都很偏女性化：一个是它的物质生活非常细腻，非常漂亮；第二个就是上海的马路很干净，像一个女人善于化妆打扮自己。然后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虽然上海想塑造一个海纳百川的印象，但外面的人不是这个印象。它还是一个很单一的很消费化的城市。北京希望上海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但老百姓现在到上海就觉得上海是一个消费中心。这十几年以来，我们上海的这个文化身份的重构，其实变得更加的单一化，并且上海从社会主义的生产中心，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消费中心。人们一说到上海，就想到外滩，陆家嘴，其实这是另外一种消费，就是景观的消费，文化景观的消费。包括现在搞世博会，它也是一个消费的场所。上海的文化功能就再次被改写了。

我希望上海的身份不要单一化，并且拥有生产性。因为拥有了生产性，就会有创造性。比如90年代我们说大款是大户，北京称大款为大款，但大款是非常俗气的，没有文化的，就是有钱，但上海就说大户，是有身份的表示。

 

千野拓政：现在的上海跟以前确实不一样了。但刚才所说的不单是上海这样，现在所有的大城市都这样。现在上海的特点是什么？

 

张生：我觉得上海现在从文化方面来讲，它给外面的印象就是景观中心，文化景观包括高楼大厦。现在大家来上海就是来看，吃喝玩乐。它的文化身份已经被压缩了，在外地人看来，上海已经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

 

女生（同济大学景观设计专业）：：我在没来上海之前，以为上海就是很摩登的，来了之后可以奢侈一下，小资一下。但来上海几年之后，我发现上海的文化比北京要单纯。

 

张生：我的意思是十几年以前，从海外的学者试图建立的上海摩登的形象，到今天被摧毁了，不存在了，被解构了。上海本土的知识分子也希望建立一个上海理性的，比较能够生产的，比较能够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这样一个文化，上海摩登的文化。他们试图建立起来，但几年以后确实解体了。这个上海的文化身份其实并没有建立起来。这样一种源自于二三十年代带有高度想象的，比较小资的高雅的，这种上海摩登式的这种文化身份并没有建立起来。而上海的这种魔都的文化也没有建立起来。政府最近要为上海开始建立的这种文化是一种景观文化，让你来进行消费，不再具有其他含义。外人就觉得南京、杭州、苏州有文化，而上海已经没有了。

 

韩潮（同济大学哲学系）：上海也是有非常强烈的工人阶级意识在里面的。比如二七年三次工人运动，工人阶级第一次在中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然后是文革期间所谓的上海公社，还有六四时的上海，工人阶级自动地组织起来维护秩序，这个对上海又有什么影响呢？

 

张生：我的看法与韩潮不同。二七年顾正红事件也好，工人大罢工也好，周恩来领导起义也好，这是共产党的历史，是被挑选出来放大了的。但你觉得上海的历史是工人在书写的，但实际上这个书写不是工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新感觉派小说里面，会发现工人的形象和我们后来所塑造的工人形象是不一样的。新感觉派小说里面，像刘呐鸥这些工人全是流氓。他有这种革命的情结在里面，但更多的他不是一个社会的主流。因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或者文化塑造的主流不是塑造工人的，这是第一。第二，六四的时候，工人纠察队自动维护秩序，实际上他们已经异化了，被机器控制了，已经失去阶级觉悟和思想斗争的能力了。这是他们的主体性被抽空的一种表现。

 

韩潮：这要两面地去看。一个就是说建立的基本叙事就是工人一定是革命，我认为工人和革命性肯定是有关的，而工人和上海的经济体系又有很大关联。像安徽的市民体系跟上海的经济体系就很不一样。上海市民是一种精明，而且这种精明会渗透到生活里面去，甚至到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

 

张尧均（同济大学）：你的精明和张生说的精明不一样，张生的精明是跟商业有关的。城市本身的发展，像上海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化的城市。上海就像张爱玲讲的，是最具有现代性，西方意义的城市。现代性是完全人工建构的，它特别强调它的人工性，最缺乏自然性。解放前，上海是有这种自然性的。解放之后，它整个的一个新的规划出现了人工建构的层面。这就涉及到人力和政治的关系特别密切。这就像希腊城邦的构建，就讲到了人为的特征。

 

陈季冰：我看上海人的这种精明，是用一种非常简单的眼光来看的。我觉得凡事英国统治过的地方，基本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法制精神。我把这种精明等同于法制和对契约的遵守。这种精明的本质就是：我既不打算无私地帮助任何人，但我也不打算占任何人的便宜，这就是一种契约性质。我认为上海的精明就是体现了中国人身上少有的法制精神。

上海和其他城市会有文化上的冲突，就是中国古代的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更直接一点，就是法治与人治、德治的冲突。共产主义也好，极权主义也好，它们是另外一种现代，是以运动来代替发展，像法西斯，苏联也是不讲法治的，它是一种更加激进的现代性，是把社会的每一个人当做机器的一个零件，国家就是一台机器，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去发展。而在法治社会里，人是无目的的，社会是无目的的。我认为法治就是现代和古代最本质的区别。

中国古代的儒家也好，西方的基督教神权政治也好，它们都不是建立在大家遵守契约，遵守权利的基础上，儒家的目标就是要出现王道的理想，基督教就是要推行上帝的意志，都是建立在一种道德的基础上的。我们可以从道德角度上批判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对立，如大家总是觉得上海人不讲义气。但现代社会是用契约、法律来界定权力，所以上海人的精明就是付出这些收获这些，这些就是法治社会里的一个常识。

 

张生：八九十年代上海这么让人讨厌，就是因为上海人不讲道德讲利益，我觉得这跟上海的工厂，大机器，工人生产，这些慢慢导致它形成了一种机器的理念。他们必须按机器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些东西慢慢进入他们的性格，就形成了这种工人的情操。但我觉得主要还是他们的主体性被抽空了，我还是不能认同上海的工人有更多的主体性。

 

汤惟杰：我觉得中国对上海一直以来的政策是根源，因为其他地方没有工人的。当然李汉阳有一个洋务运动时办的汉阳钢铁厂，但这里面的工人不叫工人。工人阶级内部还是有阶层的，如果技术工人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性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张生：工人的主体性是我们后来赋予他们的。我们赋予他们工人了不起，是国家的脊梁，这种主体性是我们49年装进去的，他们本身是没有主体性的

 

张尧均：这是一种成名意识。在解放后慢慢被承认。文化身份的确立，首先要政治上的确立，才有经济上的确立，才到文化。

 

张生：49年以后它还是给人一种文化身份的，它就是工业，工厂，工人，就是无产阶级的故乡。但到现在，它把这种主体化取掉了。

 

祝宇红：从这个层面讲，我觉得主体性强调的就是一种享受。包括我们肯定张爱玲，也是肯定她的人生安慰的一面。但这个得不到全国人民的认可。

 

张生：其实张爱玲这点也得不到上海人民的认可。上海摩登的语境里面，从张爱玲到王安忆再到卫慧，棉棉，上海的这些东西还是不认可的。像《长恨歌》里面描写的上海不能被接受，觉得太假，离我们太远。

 

张英进：那我们现在从怀旧这个角度来打造的上海文化身份或者说符号，从张爱玲到王安忆再到卫慧她们，如果不是大家所接受的，有没有其他可能推出来的上海文化身份？

 

汤惟杰：我觉得王安忆蛮有身份意识的。因为她在《长恨歌》之后一直在塑造新的上海形象，比如小保姆。她是有很多写底层人民（不是工人阶级的底层）的形象。可能对上海这种符号的呈现，电影有时候比文学更能呈现它的复杂性。一个是更敏感，第二是因为文字这个东西，我们更能征服它，而影像这个东西，我们很难去征服它，因为一旦被拍进去，很多东西我们无法控制。比如四十年代后期尤其抗战胜利后到49年，左翼电影很有看头，乌鸦与麻雀，如果从左翼的创作角度看，它肯定有意识形态，它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往往已经溢出了原来想呈现的。这个可能和媒体有关，而媒体又和上海有关。在49年以前，有上海电影史约等于中国电影史的说法。

 

张生：那么，工人肯定是无法被忽略掉的。在上海文化里面，这一块肯定是很重要的，因为像穆时英他们的小说，有一部分就是讲工人，还被凸显了。三十年代的小说里，像茅盾的《子夜》里面其实非常的全景化，它试图描绘出当时上海的一个切面，但我们发现茅盾的《子夜》写的就是现在的情况，就和股票，房地产，商业投机还有工人，工人就是一种底层，他那时就已经写过底层，这些东西也是无法规约的。当然这里面也有交际花，但我们把交际花放大了，放大成了上海。在这部作品里，上海不能规约的东西还是很全面的，因为在三十年代，没有人说上海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样子的，包括我们现在说的魔都。但这些都被高度化约了，海外对上海进行塑造，我们又按照这种要求代工的话，创造自己的品牌，但这种品牌现在我们不能接受，而现在上海又来不及自己重新设计一个品牌，这时北京要求变成金融中心，就只好按这个要求生产了。因为海外的东西对上海而言还是太生了，所以海外塑造的上海文化在十几年来没有成为上海身份认同的主要的东西。

 

千野拓政：我觉得上海在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的时候，要注意的是，解放以前的上海的城市和现在的城市不一样，80年代以前，城市和郊区是在一起的。但80年代城市化以后，城市因为成为物流中心，所以跟郊区的关系就不太重要了。

 

汤惟杰：千野老师的意思就是以前的上海城市和郊区是连在一起的，而现在在这种物质环境下，城市就是城市，郊区就是郊区，唯一的联系就是城乡结合部，是另一种魔都。

 

千野拓政：以前写上海的小说，有洋场，有工人，也有农民。但现在像王安忆的小说虽然也写了一些底层人民，但也是都市里的。

 

陈季冰：我认为一个城市如果是一个世界首都的话，它有一个基础就是它必定是一个金融中心，但它不一定是文化中心，直到现在，纽约都不一定被认为是纽约的文化中心，尽管它的文化也是很丰富多彩的。所以，一句话总结，就是上海是有它独特的出身的，同时又承担着重大的使命，但它可能很难发展出多么独特的文化身份来，它甚至未必能代表中国。上海和纽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个21世纪的人类文明，恐怕更多的是有中国的成分，或者说是有很多东亚的成分

 

千野拓政：我们现在面临的大问题是沟通的问题，我认为文化的认同是需要的，但不要过分强调。还是要更多的考虑我们共同的东西。

 

张生：我认为上海还是希望获得一种原先的身份的，而这种身份肯定是和我们意识形态强加给它的身份不一样的。这种东西是不约而同的出现的，很多人都在自发地做这个事情，我希望还是有一种新的身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