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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了话题。继续说如何当父亲。
赫尔曼•卡夫卡的严厉和粗暴（比如使小卡夫卡感到恐惧的威胁语“我要把你像条鱼一样撕碎”等）“造就”了伟大的弗兰茨 •卡夫卡。通过文字，我们知道卡夫卡的生活有多糟糕。他的英年早逝和他的家庭——准确地说是他父亲——有脱不掉的干系。病态的严厉教育下的产物是病态的人格。我宁愿我的儿子是一个健康而有些任性的贩夫走卒，也不愿他是一个孱弱、敏感、谨小慎微的卡夫卡，尽管我愿一辈子向卡夫卡脱帽敬礼。
一个宽厚的父亲如何？我有一个朋友恰巧是。他学富五车不得意，他的老婆是“财”高八斗河东狮。宅心仁厚的他便自然是家庭妇男了。雌狮的奚落他一笑了之，幼师的责骂他也照单全收。有一次他心疼儿子而推迟唤醒他起床学习，结果他的“天才”儿子把一盆凉水浇在他书房的单人床上。他向我叙述的主题是他的儿子如何刻苦学习，“浇水事件”是对“刻苦”的诠释。可我听到后的反应是好像这盆水是浇在我的身上。
无原则的宽厚、溺爱极有可能是在制造危险品，甚至人渣。
有人说（好像是俄罗斯的一个教育学家）孩子永远是无辜的，孩子犯错连上帝都会原谅云云。我一直以为然，直到有一次读到《独立报》的一条新闻，我开始怀疑起教育学家的凿凿之言来。英国的一个十岁的男孩，其坏的行为（Bad behave）用一个六十六岁的受害者的话来表述就是“我算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了，我永远都不会想到我会被一个十岁的男孩搞得要崩溃。左邻右舍几乎天天有玻璃被砸，门的信箱投递口被塞进死鸟、老鼠，花园的植物被毁等。不，他不是什么顽劣（Nasty），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说的是，他是一个邪恶（Evil）的人，是撒旦的儿子。”
一个失控的孩子，变成一个魔鬼——哪怕他只有区区十岁——是如此的轻而易举。我在英国见过很多这样的孩子，无一例外，他们都是在所谓的贫民区生活、成长。他们的父母是他们的第一任老师。我每当看到这些孩子，我都会想到你。不，我不是把你和这些孩子相比，而是相反。有一句古老的英国谚语：“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我要赶快回去，去履行我做父亲的义务。
一次阅读，伏尔泰对英国有一比喻：英国是一大桶啤酒，它的顶部是泡沫，底部是渣滓，只有中间最好。忽然灵机一动，把“英国”换成“教育”——去掉顶部的严厉，去掉底部的溺爱，取中间的“严而不厉，宽而不溺”，岂不妙哉。
“严”是对底线的坚守，“宽”是对坚守的柔化。摩西的十诫是基督徒的底线。那么，什么是中国人的底线？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中国的汉文化是极具同化力的文化，说的不雅就是柏杨所说的“酱缸文化”。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后不久，便和儒道打成一片，三教同源成了“打碎了在揉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贴金泥塑像”，宗教就这样堕落为巫术，而其场所则为藏垢纳污之地。惟一的藏传佛教在极权的打压之下几近崩溃边缘。而一个没有宗教感的民族难免时不时会发作歇斯底里。文革是一个典型的“病例”。而我这一辈，身上就流淌着“文革”的污血。我们的病症是：无法无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告密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第一反应，撒谎成章是我们苟活的必要，添痔谄媚是我们提高生存条件的必付的代价。我们先是由不习惯当狼到享受做狼的过程比一只蝴蝶的蜕变还有快、还要“自然”。我们有“狼文化”，因而我们的下作也是“有文化”的下作，也因而就不是下作了。
而你这一辈生存的社会如果说有改观也是“换了一个马甲”的改观。从某种意义上，你们这一辈的生存环境更复杂更恶劣。但无论如何，人是应该有所惮忌的，活着总该有一些信念。“瞎子不能领瞎子的路；如果这样，两个人都会掉进坑里去。”（《路加福音》，6︰39）我是一个瞎子，世人都是瞎子。人在道德上根本就是一个瞎子。“即使这世界明天就要毁灭，我今天仍要种下一株小苹果树！”（马丁·路德）作为父亲，我想我要做的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一些我们俩必须恪守的底线：不能撒谎、任何时候不能陷人于不义、不公正等。
我知道，我的底线的设置极有可能会成为你今后人生的羁绊。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做人的最起码的原则成了被嘲笑的“定律”。很多常识的东西成了哈姆雷特的苦苦追问。事实也是如此，以我在这世上近五十年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实在令人沮丧：一个诚实者往往不是社会的失败者就是受害者。孤独、愤怒、无助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构成。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孤军奋战，没有东篱下，没有桃花源。我为如何设置底线、要不要设置底线而一直在内心搏杀着。你是我惟一的儿子。我想你是一个正直的、有人格魅力的人，又不想你为了捍卫信念而遍体鳞伤。依我在国外生活了五年的经验，只有远离这个糟糕的国家这一条道。我才不在乎谁说我什么呢？我在乎的是你的前途——哪里有自由、有公正，哪里就是你的祖国。一个把诚实当做美德且大肆渲染而不是生活的必备品格的国度是不值得留恋的。可笑的是，这个国家的当道者也在大唱祖国赞歌的同时，也纷纷悄无声息地把子女渡往西方。我和这些不相与谋的家长们仅在此可以会心一笑。
（未完，待续）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