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5月29日 20:15 新浪财经
2010年5月28日,由北京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 中关村管委会、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的北京人才发展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
主持人陈伟鸿:各位领导、亲爱的各位来宾,现场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兴能够和在座的这么多的人才关注“人才强国”的战略。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主题,就是世界都市和高层次海外人才的聚集的关系。一谈到国际大都市,大家都会想到一些知名的大都市,我想不容置疑的是,能够成为世界著名的大都市,其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高层次人才的聚集,从长远角度来说对经济发展是一个重中之重的考虑。今天请来了好几位嘉宾和现在的你们,接下来我们一一为各位介绍今天的几位嘉宾。
首先是欧美同学会的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大家能够感觉到他的分量,我们掌声欢迎他!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邓中翰先生,掌声欢迎!邓中翰先生目前是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也是最英俊的一位院士,掌声欢迎!
下面这位来宾是夏颖奇先生,是我们北京专家联谊会的理事长,掌声有请!
接下来欢迎的是第四位嘉宾,北京海域学人中心的主任袁方先生,掌声欢迎!
同时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所有到场的各位人在,欢迎大家,谢谢各位!
刚才对于我们提上的四位嘉宾的介绍我仅仅是介绍了他们的一些头衔,对于他们而言,在座的各位有人特别熟悉,也有人不是特别熟悉,我们请他们四位再补充介绍一下,他们就不要做自我介绍了,可以互相补充介绍一下。谁首先来担任一下介绍人,夏主任可以吗?
夏颖奇:好的。您选择其中任何一个嘉宾做一下补充介绍。袁方现在是双高人,对于准备回国的人员密切相关,他在北京市做人才工作十几年的时间,尤其是对中关村的海外海国创业解决具体困难做了大量的工作。
陈伟鸿:谢谢夏主任的介绍。第二位介绍人是谁?
王辉耀:我介绍一下邓中翰,他是中星微电子委员会的主席,是中国芯电子的海归,比较早,现在又是中国工学院的院士,他的头衔有很多,是硅谷回来的留学生的代表,大家都很熟悉。
陈伟鸿:好,谢谢邓中翰先生,我和邓先生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中央电视台的经济人物边典礼上!接下来请第三位介绍人做一下介绍。
邓中翰:我介绍一下夏主任他是中关村负责留学人员工作的副主任,我是回国之后认识的他,他曾经有过在国外留学的经验,在美国也工作过很多年,他来到中关村之后,一下使中关村成了中国的硅谷,特别是海归人才聚集的场所。这么多年来,很多海外留学人员跟我在一起,我们经常都会谈到夏主任,夏主任对我们的关注,感觉很亲切。
陈伟鸿:谢谢邓中翰先生的介绍,听了您的介绍我觉得所有到中关村创业发展的人,首先都要认识一下夏主任会好一点。现场还有多少人不认识夏主任的请举手,大家都认识啊。我们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互动,大家不用客气,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提出来。
第四位介绍人是袁方主任,您介绍的就是著名海归王辉耀先生。
袁方:我跟王老师接触的时间并不长,我们曾经参加过几次海外留学全国的包括地方的会议。王辉耀先生是非常热爱咱们留学生的工作,所以他写了好几本书,我都拜读过。现在我们北京海外学人中心和他的研究机构都有一些战略性的合作。王辉耀先生对于国际人才从战略性的理念上来讲,对我们海外学人的服务工作有很多发展上的指导。所以我很尊敬王辉耀先生,从他的身上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陈伟鸿:谢谢袁方主任的介绍!谢谢!既然大家把最后的介绍重点落在了王辉耀先生身上,今天话题就从您的身上展开,刚才说的几本书可能各位都知道,比如《人才战争》、《开放人生》等,看过这本书的人就会发现封面就是王辉耀先生的头像。大家看到现在国家又拿出很大的精力,拿出很大的篇幅不断的关注和支持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发挥了作用。
我们想问一下,站在你研究的角度,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有这么多的投入,或者这么重视人的工作,包括在座的各位熟悉的“千人计划”等等?
王辉耀:现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通过我们的投资,包括农民工,包括低成本来获取30年很重要的一个发展,这个模式过30年以后就不能再持续,我们现在需要人才来拉动,在概念上有了新的转变。另外,过去是招商引资,现在是招才引智。我们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好了,我们修建三峡大坝,主办奥运和世博,我们的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完善了。我觉得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从硬件到软件的发展的需要,要从硬实力走向软实力。我们通过什么打造?通过回顾过去30年,我们来发现未来30年怎么发展?我想中央刚刚通过的国家人才中长期规划纲要2010-2020,这将是一个远见卓识的规划。
陈伟鸿:我知道这个规划你也参与了,在这个规划中有什么信号释放出来,让我们在座的各位人才知道这是我们最好的时代?
王辉耀:里面有很多新的政策,有很多新的思路。在座的沈荣华老师也参加了起草,我参与的部分就是有关更加开放的人才国际化战略。在起草文件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包括在两年以前讨论的时候,就把人才国际化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千人计划”是人才规划纲要里十二项工程中的一项工程,但是它就提前实施了。规划里面还有很多新的内容,比如探索人才移民政策,吸引人才到中国来,包括吸引外资到中国来,“绿卡”等政策不断的开放。比如说中国人才到海外去发展,去发达国家发展,都有很多详细的政策,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鼓舞人心的政策,奠定了中国未来30年人才发展的基础。
陈伟鸿:您说的这些鼓舞人心的信号,可能在我们所有和人才相关的工作链条中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夏主任您感受到了吗?从08年开始中国高层就已经非常重视了,再一次提出海外人才相应的计划。
夏颖奇:这个信号太强了,大家都可以强烈的感受到。我本人也是在国外留学归来的,我们现在人才资源是信心资源,这句话说得直白,可是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还走了很多年的路。前几年大家都看过《天下无贼》,葛优说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看电影的人都在笑。在中国60年以来真正把人才看得这么重要,国家采取这么多的力度,我也参加过中才部多次讨论,整个这个过程让我们确确实实在中关村基层工作的人,会感觉到从党和政府,真正感觉到求贤如渴。如果我们稍微有点儿年纪的,20年前,甚至30年前,当时说做导弹的不如做茶叶蛋的,那是那个年代的说法,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了。只怕你没有本事,只怕你不是真正的人才。如果是人才,各个地方都会来争,来抢,而且舍得花重金,敢于给你重大的项目,给你投入大量的资金。我们的感觉就是把人才放在第一位,作为第一资源。而且从所有的党政领导和地方干部都真正的把它看成是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从08年“千人计划”之后。
陈伟鸿:人才在您的心目中同样非常重,您曾经说对中关村来说“人才就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有没有人才决定了中关村的发展。我们现在看到中关村从80年代的电子一条街成长到今天这样的规模,现在中关村企业总收入已经超过了1.2万亿,人才肯定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夏颖奇:当时非典很严重的时候,《面对面》的柴静到了中关村,让我解答一些问题。她的口才很好,而且追问得很快,我说人才对中关村非常重要,柴静就问重要到什么程度?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就脱口而出说“生死攸关”,说完我们俩都愣住了,柴静又重复了一下,就问“有那么重要吗?”,这是 2003年的事了。七年前的中关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关村条例的实施,还有人才工程等等,那个时候人才已经有了一些,但不是很多,那个时候中关村的主力还是联想、四通、方正这样的公司,还有一些跨国公司,像微软,摩托罗拉等等,海归企业还没有多少。那时候李彦宏还没有出来,邓中翰还没有出来,很多还没有上市,我当时脱口而出说对于中关村来说“人才是生死攸关”,其实还是很准确的,否则中关村就没有办法占领研究开发的制高点,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陈伟鸿:邓中翰是哪一年创业的?有的人可能很了解,有的人可能很不了解,其在了解中。
邓中翰:我是1999年,正值我们国家在庆祝国庆50周年的时候,当时包括李彦宏在内,我们受到国家的邀请,参加国庆观礼。在观礼台上,看着下面的阅兵仪式,大家都很激动,在那之后每个人都想着赶快回来创业。
陈伟鸿:一激动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我想你做出这个决定可能有点儿难,因为你在国外太优秀了,拿到了那么多的学位,而且在海外条件那么好,促使你下决心回国难道就是那次阅兵仪式吗?
邓中翰:那个仪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冲击,其实我作为在海外留学人员,一直想回到祖国做事,但是一直不太了解。特别是在那个时候,硅谷特别的火,我们也在创业,手上拿了很多的钱,有做不完的事情。到99年的时候,大家在讨论创业的回国内还是硅谷,而且国内还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上市,所以尽管在很长的时间之内,我们经常会讨论将来回国干什么事业,但是并没有付出实际的行动。正是那次的观礼活动,包括站在观礼台上,以及去各地调研,突然有了感触,在观礼台上我感觉很自豪,同时还感觉也很惭愧。像我们在国内从小长大,一直受到国家的教育,到了国外学了很多知识,好像还没有为自己的国家做任何事,所以有所触动。
结束之后大家讨论的时候,就说我们一定要回国,我在硅谷做的每一片芯片都是美国的,所以我们要回到中国把学到的这些知识,把自己的想法贡献给自己的国家。可能这种想法平常会想到,但是这么明晰,必须要有这么大场景触动使你去做。两个星期之后,10月14号我在中关村(7.50,-0.07,-0.92%)注册了中星微电子公司,就付出了行动。
陈伟鸿:那时候夏主任也在?
夏颖奇:我想补充一下,我知道邓中翰他们这个团队,99年到中关村,跟09年和2010年是不一样的。当时中关村大街还叫白颐路,后来才改成中关村大街,那个时候的电子一条街还有叫“骗子一条街”,都是不规范的小商店,他能够回来还是很不容易的。
我讲个花絮,02年的时候我在硅谷,跟oracle公司创始人,跟他在一块儿我们两个人谈了很多硅谷的事,oracle的人说你这么了解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你能不能介绍一些企业,我想投资。我当时就介绍了三家,回来之后我把这三家资料准备好又给他寄过去了。后来谈成了,我问他为什么其他公司没有投呢?我说为什么不投李彦宏公司,他说李彦宏是做搜索的,这个搜索又是中文搜索,我一个中文字都不认识,所以我没有投。我说还有一个公司呢,他说那是做高级软件培训的,我把培训纳入到教育范畴。我说为什么投邓中翰呢?他说他是搞半导体的,是搞IT设计的,所以投他。我说你也不懂集成电路怎么办?当时他是伯克利的硕士,当时很少有人可以在伯克利拿到3个硕士学位。邓中翰当时下决心回来的确是很勇气的。
但是很多人考虑回国的时候,如果你自己认为你在技术上或者在市场方面有一定的把握,你要回来的话仍然还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很好的机会。虽然邓中翰搞了中星电了,李彦宏搞搜索了,但仍然还有很多市场机会。而且在中关村的风险投资到处都是。如果你的项目好,现在找不着钱,你可以来找我,我告诉你找谁,所以他们都会来,所以不用担心。
陈伟鸿:夏主任太好玩了,虽然中关村遍地都是拿钱的人,但是没有中间介绍人,他们也不会把钱投在你的项目上。刚才邓中翰所说的事情可能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发生过,但是真正触动我们下决心的那一刻可能还需要某一个时机,而且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很多障碍和问题。这个时候袁主任会帮助我们解答,他们的目的就是帮助海外人员,究竟是哪些帮助,请您介绍一下。
袁方:我非常高兴借这个机会把我们北京海外学人中心第一次向咱们今天回来的留学生们,把我们这个机构介绍一下。在这个论坛之前,我在贵宾室聊天的时候,有人说我正好有一个亲戚,在美国的哈佛大学,非常想回来报效祖国,发展一番事业,但是不知道找谁,谁帮着联系,或者说去推荐。我说我海外学人中心做一个比喻,咱们在座的都是海外的学人,都是人才。形象比喻,你们是一个灯泡,回来如何发光?如何发挥你们的作用?你们需要有一个承载体,那就是形象体要有一个插座。海外学人中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我把你的插销拿过来找一个合适的工作给你插上,你这个人才就可以发光,当然我这是举一个例子。
具体来讲海外学人中心是08年12月底成立的,是北京市作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和服务的一个窗口单位。它的主要职责一个是落实北京市09年出台的“海聚工程”,还有一个是以全程代理的方式为我们在座的广大留学回国创业人员做全程的服务,包括事业发展平台,包括你们的生活保障服务。大家知道,08 年、09年中央有一个“千人计划”,大力的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业,北京市也出台了“海聚工程”,我们叫一个意见两个办法。在这个意见的里面,对我们北京市海外学人中心做了一个定位,北京市海外学人中心是什么?海外学人中心作为北京市海外高层人才引进和服务的窗口单位,负责整个北京市留学人员的引进和服务工作。我们海外学人中心现在和将来,我们要为我们广大的海外留学人员回来,特别是回到北京来创新、创业、发展,我们做了一些相应的按照政策的配套服务,这是一个窗口。
比如说大家回来,有身份认证的东西,有学历认证的东西,包括签证多次往返,我们都可以为大家全程服务。包括落户问题,北京市“海聚工程”,就是高层次人才经过北京市的认定,而且在北京市不管是工作也好,还是创业也好,可以给100万的资助。同时对于一般的留学生来北京创业,我们还给10万的小额资助。当然政策有很多,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们海外学人中心的海外学人网。
陈伟鸿:袁主任刚才介绍了09年的“海聚工程”,到现在为止这个工程取得了什么成效?
袁方:我简单把“海聚工程”用一两句话解释一下。北京市的“海聚工程”是09年的5月份出台的。这个工程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围绕北京市的重点发展产业、行业领域的建设目标,和中关村创业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园区的重大任务,来吸引汇聚一批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够在关键技术有所突破,能够引领高新技术产业新兴学科建设,一批具有海外工作经验的科学家,创业领军人才和创新、创业的领导人才,这是“海聚工程”。“海聚工程”还有具体的要求,从09年开始用5到10年的时间,引进10个战略科学家,具有高端的科技研发的战略科学家,引进50个创业领军人才。同时在5年的时间内还要引进近千名海外高人次人才。我想咱们在座的各位不乏有这些高层次人才。
北京市给我们这个任务,用5年的时间吸引这么多的高层次人才,对执行者来讲压力非常的大。但是今天我看到中关村管委会带来这么多从海外回来的人,有这么多的精英,我非常的放心,我觉得资源足够强大。
第二,从09年开始我们执行“海聚工程”,目前我们经过北京市认定的海外高层人才有88个人,已经认定完两批。这88个人经过海外学人中心认定以后,我们相应的给他们100万的生活资助,当然还有创业、工作和配套服务,这些服务叫什么?叫“一门受理,转告相关,全程代理”。什么叫“一门受理” 呢?就是北京海外学人中心负责整个北京市高层次人才的所有引进服务。“转告相关”是什么?有很多服务不是我一个部门来承担,我们有很多相关部门,比如北京市的人才社保局,公安局,北京市卫生局等等,我们就要找相关的部门,我们有这们的联络员,叫专管员,一个人盯着几个高层次人才。
比如解决看病困难的问题,北京市指定三家医院,根据海外高层次人的居住证就可以去那里看病。还比如有落户问题,如果你出国之前你不是北京的户口,你被评为高层次人才也可以落户到北京,当然还包括子女。
陈伟鸿:谢谢您的介绍,我想大家一会儿会有一些现实问题要跟各位交流。刚才大家都感受到了这些海外人才想报效祖国的愿望,全球几乎每个大都市都加大对人才的吸引力度,所以现在的人才竞争不是小范围的竞争,是全球的竞争。正是因为欧洲流失的这些人才才使美国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正是我们和印度流失的人才才成就了硅谷的辉煌。像邓中翰先生提出了很多硅谷创业的人才有不少是来自中国和印度,所以从全球人才竞争的角度来说,我们中国有什么优势?我们可以让大家放心的回到中国来,不被其他地方所吸引?我们请王先生说一下
王辉耀:我们最新的数据,中国留学生在美国2002年拿到博士的学生到2009年仍然在美国是91%,像韩国只是40%,像泰国才是7%,我们滞留在美国的高层次博士人才最高最多。另外,根据美国科学杂志前两年的数据,我们现在中国的研究生,成为美国博士生的最大来源,输送博士生的清华是排在第一,北大是排在第二。现在中国确实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问题,我们可能不是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但是最大的国家,我们每年出国留学生是20多万,现在总数在外是160多位,回来只有50万,这确实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有的在海外是采取海鸥式的方式,不一定要回国工作,而且人才也进入一个环型的时代。我感觉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趋势。我觉得中国现在有一些政策还滞后,比如说留学生问我,为什么不开放十年的多次签证,包括台湾同胞到内地有台胞证,香港有回乡证,大陆出去的有没有侨胞证?我觉得可以考虑。比如越南去年9月份还开放了双重国籍,包括印度也是一样,这一块政策的开放也带来了很多海外留学人员的回归。包括我们周边国家都纷纷这样做,这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总的来讲,中国的吸引力在于全世界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最大的机会所在,13亿人,这是多么大的机会,咱们这个转换中间有很多机会。所以留学生留在海外生活,一眼就能看到退休,平均来说买个房子,然后养1.5个小孩,一支狗,老了还请贷款,看得很清楚。但是回来就不一样,你在创造历史,你在参与剧变的过程。
陈伟鸿:而且还有机会成就传奇,你刚才说的海鸥型的人才…
夏颖奇:我补充一点,刚才说到人才流失,这个概念在现在这个社会应该用另一个角度来看。20年前,80年代末,1987年我在华盛顿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从海外回来,赶上了一件事,就是89年那件事。后来就通过了一个法案,现在俗称的“六四”,很多留学生可以改变身份留在海外。我当时在大使馆,美国采访过我,就问我,你怎么看?我当时是外交官,问我是怎么看待中国人才流失的问题。那个时候凡是有那个经历的人,都有很强的爱国主义的情绪在里面。我说你报道过中国,你了解中国,所以我说不要把人才流失,很多中国人在美国,入了美国籍,在美国工作你们就沾沾自喜,不要那么幸灾乐祸,你对中国还不了解。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四郎探母?你就不知道什么是中国。我们还有很多学者在那里工作,在那里积累经验,这是我们中国的人才储备。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回来了,像邓总这样,来回跨越太平洋(12.83,-0.14,-1.08%),这并不是人才流失。原来大家在出国以前说不上是什么人,到外面深造了,提高了,有了本事了,翅膀硬了,可以说是人才了。
包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当年派留学生出国的雄心壮志,那我们国家现在也不会这么强大。我们改革开放30 年,140万左右的留学生派了出去,所以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如果把这将近140的人压缩成1.4万人,那就完全不是这种情况。如果放大到10倍,我们如果有1400万人出去,那国内就没有人才了是吗?不是的,照样有很多人才。如果有140万人在外头,我们中国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王辉耀:目前的国际人才流动的趋势是这样,70年代当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他发现很多印度人出来之后没有回去,提出人才外流的概念。90年代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大学有个教授,他说发现30%的人还是迟早要回去的,提出了人才回流。2000年的时候美国贝克利大学有个教授,他提出了人才环流的概念。我们确实有很多人才在外面,但是对于高层次人才,回归的比例还是非常低的,不到10%,拿到博士学位的,特别是工程、科学领域,从美国回来的不到10%,这是有数据支撑的。我们需要提升人才回流和环流的比例。
陈伟鸿:我们平时会看到高人次人这样一个提法,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感性的说法,从技术指标上,在硬件上有没有可以界定你是一个高层次的人才,他不是一个高层次的人?
王辉耀:比如“千人计划”,这就有一个标准,在国外,知名大学终身教授以上的,重点实验室的主任、或者你是跨公司做很重要的职位,还是会有一些指标的。我觉得这个技术是人才管理的时代,可以让一部分回来管理,我觉得这样很好。中国未来的华侨一定是留学生,像以前的外出工什么的都没有了。
陈伟鸿:回来的真实感受是什么?大家看到你回国创业十多年中,自己的创业蓬勃发展,你的中星微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而且邓中翰本身也获得了很多荣誉,从你个人的感受来说,在今天你回头再看,不觉得那是一种可惜吗?你自己的感触是什么样?
邓中翰:不会后悔,而且觉得非常的幸运,国家在大力的推动创新创业,给我们这样的海外人才创造了很大的空间。我刚回来的时候,在仓库里边,那时候还没有找到办公室,真是在别人的仓库里创业,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关村(7.50,-0.07,-0.92%)其他海外人才聚集的地方条件相当的好。可是这一段经历,创业在艰苦环境中过来之后,取得这些成绩,有过这样的经历,实际上是人生中很宝贵的。回过头来再看这种选择,这种道路正是我们这些去海外留学人员当初的目的,希望在自己的人生中学有所成,学有所用,这样回到祖国会更开心,会更有成就感,因为你的成绩不仅仅是属于你和你的家人,而且属于你的祖国。
夏颖奇:99年的时候回来,如果你们了解邓中翰的话,到伯克利的博士窗中摆着邓中翰的毕业成果,而且在硅谷他的生活条件都很好,我去过他在硅谷的家里,他已经在国外很优越了,作为伯克利的博士能够带着团队回来,在仓库里,在中国那样的环境下,当时我们所有的制度都不健全的情况下,一个留美博士在仓库里创业那是不容易的。中关村现在有29个留学生创业,留学创业园中有29个,你去了之后会有很多人热情的为你服务,但是邓中翰当时的环境不是这样的。
陈伟鸿:我记得当时也有人跟我说过,它们回来创业的时候,他们的办公室是特别便宜的,因为那个房号是“1414”,是没有人要的房子,以他当时的实力也只能用这种房间作为自己的办公室。今天的情况的确是大不相同的,很多人都因为有这样一个很好的环境,他们都愿意回来。回来的这些高层次人才中有像邓中翰这样的人,但是还有很多人依然在艰苦创业,并没有成功,没有世俗人们想象的那么成功,拿到很多的钱,获得很多的奖项,这部分人他们回来是不是就意味着选择错误了?还不如在美国生活,不用这么拼搏,各位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夏颖奇:为什么要创业?我举个例子,有一个留学生在中关村好不容易把企业做得差不多了,他跟我说他不做,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老婆让我回去,必须要放弃在北京的创业一定要回美国去,他的太太说如果他不回来的话就要离婚。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我当时负责管委会这部分的工作,我怎么做,我不能让他离婚,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创业?你创业的直接目的是要改变的你的人生,如果你能上市的话,你的房子、汽车,你未来的生活都会非常非常的好。当然也是在改变社会,改变工作,改变北京,改变中关村。如果创业最后你弄个妻离子散,那不是你创业的目的,如果你老婆让你回去,那你就回美国去!你把公司交给别人,你回去。
陈伟鸿:这背后是有原因的,海外学人中心是不是让每一个人有这样的承诺,如果你要回国创业,保证你不会离婚?
袁方:保证不了。既然问到这个问题,我也不回避,我确实保证不了,这是人家的家庭生活的事。刚才夏主任介绍了,实际上海外学人中心是08年,时间不长,但是从我来讲,从2000年开始我就在中关村,我也是伴随着中国创业起来的,这个十年风风雨雨,我体会我们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那份艰难。我当时记得双高中心成立的时候,是1999年1月20号在海淀区南路海开大厦,当时就是3间半的房子。我当时跟中关村管委会的朋友骑着自行车跑了大大小小的 30个企业,创业的时候非常不容易。我曾经去了美尔辉的公司,搞的是办公软件开发,我们机构刚成立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网络,北京市给我一个纸条让我去找,我去了之后,有一间房子不是特别大,但是乱七八糟,我看他拿着一把锤子,自己在敲办公桌,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只是跟我说他满脸大胡子。他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创业的,所以这个体会很多。
对于创业者来讲,首先他有他的技术,他有他的自信心,但是更重要,他可能下决心回来创业,他有他的事业激情。有这个激情的,可能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他可能有一些想法,甚至家庭的成分都不再考虑了,只要能创业成功怎么都可以。但是创业怎么能成功?能不能维系很好的幸福家庭?他的幸福感有多少?这个说不好。但是我能保证创业者回到北京来,需要我们做很好的服务,从我们的愿望角度出发,我们愿意让他创业成功。
陈伟鸿:刚才说让您协助大家签一个协议,保证你不会离婚,这确实为难你了。但是对于每一个创业者来说,都是在寻找最优的创业土壤。今天现场有很多打算回国的人,把目光都瞄准在了中关村,成就创业的宝地。但是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些具体问题想跟四位交流,我们希望台上和台下能够互动一下,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谢谢各位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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