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原点看富士康

网传富士康已“15跳”了，两位BOSS批示了，汪洋去坐镇了，富士康股价腰斩一半了，郭台铭又回马枪了，香港社团号召全球消费者抵制富士康一月了。

之前看了很多关于此事的评论，大致分析到的原因有工会问题、管理问题、加班问题、血汗工厂，以及阴谋说，补偿说、社会说等等几类。

现在精英时评有个套路：根据事情，找出亮点，归到社会症结，最后再补些现场碎片。富士康员工跳楼社会原因论之时评，大部分走这一套版。

这么写，乍看上去，见解好像很“三高”——观点高屋建瓴，论据高头大马，论证高才捷足。其实，在貌似高瞻远瞩的形状下，谈的都是些陈词滥调。刚才，听一个朋友说，去听了一个名家讲座好像说的是中国千古的知识分子都卑躬之类。到了互动环节，听众问，那怎么解决？名家说，他只对道理负责。

富士康员工跳楼问题，客观地说，是由很多因素组成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管理问题。如果也像那些专家分析，归结为社会原因，那我想问，首先：其他工厂为什么就没人跳？至少没这么接二连三地跳？为什么到了富士康才开始跳？其次：如果都是社会原因的话，是不是等不到社会原因解决，就理所当然让这些孩子们一直跳下去？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是沉重。本来，昨晚聊天时，一个朋友说打算写。今晚晚饭前我又挂他电话，他说现在情况搞不定，不好落笔。我想了想，就自己写了。我知道，现在各大网站对此类的报道有限制了，写的人也多，但我又想了想，还是写吧。

当前，信息发达，人们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很多道理大家心里都有数。应该说，大部分人已经过了启蒙时代，当下更需要的是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干家。

有些腐儒，习惯了高高在上的空谈，习惯了拿浅薄当机智。再退一步说，即使让他们就自己所发现的问题提些建设性的意见，他们也是束手无策，只能成天发出习惯性的“空对空”废话了，这情有可原，也是值得同情的。

虽然，富士康“因今年经济好转”打算调薪20%，还有心理热线，增加巡逻，屋顶布网，请法师做法事等，这些都有益，但还是对不准靶心。管理实践是靠实际结果来衡量的，而目前的结果只是那些活生生消失的生命。本来，我想在取得更多富士康运营内幕后，就军事化管理的本身进行分析，以期写些有价值的建议。但是，由于时间以及渠道问题，我想就获得的这些材料，谈些个人见解罢了。

其一，几年前，我在军事化管理风靡一时的当口，就作了质疑。军队的管理是很见成效，但军队服役也就那么几年，而工作，是生活和漫长人生的一种组成态。我们怎能用短期性的高强度管理，来“格式化”人性与人生的长期性？尤其是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是否更可能因为组织庞大，人员众多，从而导致一些矛盾集中化、尖锐化？是否在军事化管理的幌子下实行皇权化管理甚至江湖化管理？这是管理教义与管理模式本身的问题。

其二，当下管理学所依据的理论，基本来自上辈人，或上几辈人。时下的80后、90后员工，处于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心态与价值观早已异于从前，但我们现行的管理法则与条例，还是取于之前的论据基础上，这其中的落差，是否有人关注到？

其三，富士康管理团队的官僚化。在当前形势下，富士康管理层居然会推出员工自杀免责条款，可见其思想多么昏庸，更可见其平常何等的骄横。还好，郭台铭还是个大商人，来深圳后及时废除了这条例。但是，整个企业管理层的素质问题，还是给外界留下了事实证据。既然管理层如此混账，郭台铭当前还应该考虑的是，不换头脑就换人。

注重管理模式本身存在的缺陷和矛盾，可能更有助于解决问题。而把问题无限化，除了满足某些专家的虚荣心和炒作需求，于事无补。一个真正负责任和有能力的专家，具备的是就事论事解决问题的实力；一个华而不实的人，遇问题后，通常喜欢云里雾里扯陈年老账。做人如此，做事也基本如此。

当然，有些人还是固执己见。我想说的是，狂如马立诚者，也借梁启超当年的话反省：中国革命需要的是循序渐进，一旦翻天覆地地打烂，将“社会险像层见叠出，民无宁岁，终不得不举其政治上之自由，更委诸一人之手”。结果是，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个大略之人，且为驾驭乱象，还不得不实行专制。可怜的国人，花了百年的时间来论证这句话。而其间的生灵涂炭，有谁忍睹？世界史上，英式的渐进式改革和法式的大革命，现在结果看上去也差不了多少。不同的是，法式大革命是大破坏，大动乱，大牺牲，而且那一代的法国平头百姓毁了不少。

一位法学家也如是表达，当前政府每届五年，且不能连任超过两届，已经消除了长期独裁的基因。每一届领导在国内民意和世界潮流的大势下，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才能留下政治遗产。而我们，只要把廉洁政府的实质性框架搭好，富有建设性地解决好各阶段的社会矛盾，未来一切水到渠成。

还是得给富士康的员工说句老话，如果这里不好，就换个地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如果一跳，痛的不仅仅是你们，还有你们还活着的父母与亲人。

-----5月29日晚，写于京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