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可读

朱国成

最近几年买了不少旧书——但要声明，我不是图书版本专家，也没有对某些版本图书特殊的偏好，重点还是在内容和可读性。主要是因为在当下的图书市场一派繁荣景象的背后，却有一种失落：因为除了极少数的出版社，大部分出版者都是奔着某一个市场热点而去，做倒一个主题让后再去寻找下一个，而且这一转换频率日益加快——养生这个主题以张悟本的倒掉为终结，那么下一个是什么，值得猜想；正是在这种热点之下，你想找自己要读的书的难度却在增加，比如要系统地读一下有关某一作者、或某一主题的书，那么搜罗的难度可想而知：公共图书馆是一个可选项，但很多时候早已被借走；尤其对于我这样经常几本书一块东翻西看、时快时慢的主儿，实在太占用公共资源。因而，转而从旧书中淘选是自然之选了。

开始买旧书，多是去旧书摊。我买的第一批旧书，是在大学时候学校周边时常出没的旧书摊上；而后来则是到潘家园周末的旧书市场；而现在则是到孔夫子旧书网，再者就是出差到每个城市总不忘记光顾一下旧书肆。

旧书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不可能像去西单图书大厦、或者在当当一样想买什么就能买到什么，大多数时候是要在脑袋里存在一长串作者和书目，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碰到。这时，总能得到一些意外而又不意外的惊喜。我说过，我不是版本爱好者，不是要收藏，因而我的喜悦不是古玩玩家的捡漏，买到一本古籍善本，而只是买到一本便宜、可读的旧书而已。正是这个原因，旧书的品相，只要内容完整、不影响阅读即可，价格便宜绝对是最重要的。

买旧书的过程让我有了一些非如此不可得来的见识。从单纯数量角度而言，中国出版业最繁荣的时期应当是文革阶段，而相当多的旧书店也主要以文革书籍为招牌。文革年代的确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各种有形留存最多的重大的历史阶段，因而的确有一种吸引力，但我对这些留存几乎没有兴趣。而从质量角度而言，文革后的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则应当是最高时段。原因似乎可以理解，那是经文革风雨而未消亡的一批文化人的触底反弹。而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倘能从年代上算得上旧书的，无足观者居多。这种见识，仅仅来自于个体观察，不见得符合实际，但总也算管窥一斑。

还有一点，倒是值得一谈。很多旧书，都是从各类企事业单位的图书室流出来的，估计是按照废纸买卖的方式进行的，因为图书扉页上都有某某单位图书馆、图书室的印章。这样看来，倒是那个时代普罗大众倒是更有方便地通道读书；不过某些书似乎自盖上图书章后就没有人再翻动过，虽然已经三十多年，品相竟可算得上十品——当然也不能排除例外，某国有单位流出的一本1953年再版的贺麟译《黑格尔的小逻辑》，书角已经磨损严重，很显然那不是意外造成的撕扯，而是手泽留香。当时或许是有书不读，现在变成无书可读，结果大致差不多。在我看来，某些书价值应当比废纸还是高得多的，不知道这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那样地话，我倒也算在国有资产贱卖的二传过程中分得一杯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