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内容系在“复旦大学校庆学术文化周系列活动:大学发展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大学的制度建设与和谐竞争

                                    陈  钊

我从微观的角度来谈，当然也不免涉及到一些难以改变的现状，就算是提出一些问题引起大家的思考吧。讲到一流大学，都会想到“一流大师”，这就涉及到钱学森之问。为什么现在中国出不了大师？其实我个人认为，我们在理科、工科、医科方面还是有一流大师的，但人文社科类却几乎没有。为什么？一方面，理工医方面的成果容易短期见效，比如专利数量、技术革新、经济效益等都比较容易衡量。人文社会科学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不一定是短期见效的，甚至难以说清楚是某个人的贡献，这很可能是一群人的思想对社会产生的共同影响。所以，国家要有长远的眼光，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很多目标都是短期化的。但国家需要战略性地来思考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当然这不是复旦所能改变得了的。第二个就是杨校长谈到的自由环境。能不能真正地实现教授治校？解放前中国的大学是相当程度地实现了教授治校的。这里面也涉及到了办学校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解放前的大学，相当一部分办学资源是来自于民间的。我注意到复旦大学的主页上开了一个校友捐赠的窗口，这虽然是小事情，但很有意义。另外打个简单的比方，学院要进一个人，到底是书记签字，还是学术委员会签字才说了算？如果是前者，就不能叫教授治校。当然，物质条件也有关系。解放前的教授收入可以是百元大洋，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这体现了当时社会对教授的价值认可。当然，我们现在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也在增加，但是结构是有问题的。

从国际经验来看，国外的学校挖人是很频繁的，制度不好就可能会走人。这对学校制度建设肯定是利的，所以，国外的学校制度或许有差异，但是都不会差到哪里去。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怎样产生好的制度？我个人认为，在原有的体制下，指望它产生一个好的制度是很难的。

    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就是要有竞争。从国家层面上看，要增加高校之间的人才竞争，这是教育部最应该做，也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事情。我们再看学校的层面，例如，北大的经济学领域有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北大CCER，这些都是有独立编制的单位，它们之间就会有竞争。而我们在一个大的学院里面，如何加强人员的流动和制度竞争，这需要我们思考。

最后，我还想说说“和谐的竞争”。这很重要，不然就可能变成恶性竞争。我们来看看国外的终身教职（tenure）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只要是曾经做出过突出贡献，有突出科研成绩的教师，就能够通过终身教职而得到来自制度的一种保障，即使这些人后来由于年龄的原因而产出下降了。这种保障对于一个发展迅速的学科尤其重要。事实上，在现有体制下，那些曾做出过贡献的“老人”正是权力的拥有者。如果制度不给他们保障，他们就可能凭借手中的权力来提升自己的学术形象，从而分配资源。终身教职制度能够让学术环境更宽松，让教授们更轻松。而现在的情况是，宽松但不轻松。终身教职制度体现了对教授的一种信任。你可以自由地做研究，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而不是短期内发多少文章，这样教授们就愿意从事一些风险较大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就往往有更大的潜在的价值。

最后我想说的是，随着中国全球地位的快速上升，我们一定能看到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越来越多。这是好事。但我希望学者的人文关怀、理想主义追求不要被淹没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