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学者薛涌是我比较喜欢的时评作者，读了他国外廉租房情况的介绍与评论，还有美国政府扩大内需资金相当一部分用于教育的信息与观点，受益匪浅。只是由于时评文章本身的特点和文章快手特有的局限，大量撰写时评的薛涌先生，其时评火枪也难免走火。

　　比如，他批评吴敬琏先生关于最牛钉子户事件说的话：城市黄金地段房屋增值的收益不能全归拆迁户（大意），认为这样的观点立场有问题。这实际是一个大大的误解，吴先生向有学界良心的美称，道德人品令人景仰。他的那句话是特定场合（因“最牛钉子户”事件，拆迁补偿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舆论氛围下）下为强调拆迁补偿的合理性，而指出拆迁房现有价值中包含城市建设带来的价值增值。此观点本身并没有错。

　　由于报纸报道的仅仅是吴先生的只言片语，并没有反映出他的完整思想。根据他和一些经济学家的一贯认识，政府应退出房地产拆迁市场，将个人房屋拆事宜迁交由房地产商与拆迁户协商解决。如果采用这样的制度安排，房屋拆迁价格由买卖双方以市场的方式确定，拆迁房所占土地因城市发展而获得的巨额增值，完全可以通过税收的形式由国家征收。

　　由于政府不是拆迁被拆迁一方的当事人，只是双方的仲裁者，房地产商付出多少拆迁费，拆迁户愿意以怎样的价格出让自己的房屋，与国家利益没有关系，这使得政府因立场超脱，容易公正处理相关纠纷。时下房地产商拿地不计成本、疯狂一时，政府参与拆迁又与民众产生诸多矛盾，何不将拆迁事宜脱手，交由房地产商和被拆迁户自行解决。这样，既能维护国家利益，又能收敛房地产商的拿地雄风，还能减少一些官员因“涉房”较深而滋生腐败的问题，何乐而不为。

　　此外，薛涌先生还曾批评茅于轼先生廉租房不修厕所的建议。其实这一点薛涌也开了乱抢。今天的中国社会房价高企、居民收入分配差别巨大，大量建设廉租房包括限价房以解决工薪阶层和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当下的现实是：搞大户型的限价房，住进去的往往不是真正的低收入者。同样，建设高标准和高配置的廉租房，不仅增加了廉租房建设的财政支出，还增加了廉租房分配管理的难度，最后住进廉租房的人还可能不是公众心中应该住房的人。怎么办呢？降低廉租房舒适度配置，一家一户不修厕所而用公厕，这个主意不失为眼下解决廉租房大量建设与公平分配的有效方法。

　　没有厕所的房子，住户实际使用的住房面积会增加，政府建设廉租房的资金成本会降低，有关部门分配廉租房、鉴别低收入者的难度还会大大降低。至于廉租房住户不方便，低收入者难道就不应该享有与大家平等的居住待遇这样的疑问，乃是“何不食肉糜”的担忧。由于廉租房数量十分有限，对于廉租房申请者来说，能住上房子是最大的愿望，其他条件和待遇要求尚没有进入他们考虑问题的范围之内。如果政府有钱，廉租房建设数量又很充裕，提高房屋配置当然可以的，问题是政府有钱吗？

　　站在美国的角度固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国人看不到的问题，站在的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角度，更可以看清一些旅居国外的人士看不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