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客观对待诺贝尔奖和西方经济学

 (《每日经济新闻》就2009年诺贝尔奖得主威廉姆森访问中国，对向松祚进行采访。以下是访问向松祚的文字记录）

10多年前，向松祚就仔细拜读了威廉姆森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威廉姆森亲自寄给他的。

向松祚说，威廉姆森的著作不太容易读，甚至晦涩难懂，我花了很大力气总算读明白了他的意思。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创始者之一，赢得诺贝尔奖实至名归，不算是爆冷门。

学界公认新制度经济学有四个创始人：科斯、阿尔钦、张五常、威廉姆森，当然，象德姆塞兹和其他好些人也有重要贡献。严格的说，像1993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福格尔和诺斯，也算是新制度经济学，他们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搞经济史研究。

四个创始人里面，文章最好看的是科斯和张五常。科斯的学术文章像英国古典散文，醇厚、平和、睿智、优美，娓娓道来，沁人心扉，读起来是享受。张五常的英文写得那么好，非母语文字达到那样的程度，难以想象，非天才不能为。张教授的中文风靡神州大地，善用中华文化是秘诀之一。阿尔钦的文章逻辑谨严，一丝不苟，不过读起来没有科斯和张五常那样过瘾。威廉姆森的文笔我实在欣赏不了，不知道其他读者诸君感想如何。前几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中译本。我翻了几页，坦率地说，实在翻不下去，不情愿掏腰包。

威廉姆森的主要学术贡献

威廉姆森的学术贡献学界有口皆碑，用不着我来重复。

威廉姆森自己说他有四个老师：科斯、钱德勒、阿罗、西蒙。《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就是献给他的四位老师的，扉页上清楚写着。科斯今年整整100岁了，7月份还要在芝加哥大学组织召开关于中国经济制度转变的学术研讨会。经济学者长寿的很多，但像科斯那样100岁还能够组织学术会议，历史上应该绝无仅有吧，说空前没有问题，绝后的可能性也极高。斯蒂格勒自传里面说“科斯定律”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堪与阿基米德的“澡盆灵感—尤里卡”媲美！无数人受他的感染，威廉姆森也不例外。钱德勒是哈佛大学研究企业史的大宗师，几年前去世，著作等身，最有名的是《看得见的手》，书中唯一引用的经济学论文就是科斯的《企业的本质》。阿罗是历史上最年轻的诺奖得主（1972年他得奖时50岁），天才绝伦。西蒙是多个领域的大师级人物，1978年因对决策理论的贡献赢得诺奖。

威廉姆森从科斯那里学习交易费用理念，从钱德勒那里学习企业史，从阿罗那里学习企业组织原理和风险及不确定性下的决策理论，从西蒙那里学习企业内部决策机制。

所以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就是阐明企业内外的合约和组织结构。大体上主要回答三个问题：其一、企业内部为什么会有那么复杂的组织结构或层次结构或类似政府的官僚结构。其二、企业组织为什么会从数百年前的简简单单的个体户、家庭企业、小作坊，发展成为今天网络遍布世界的庞大组织。其三、企业与它的供应商和客户之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稀奇古怪的合约安排。

当然，科斯、张五常、阿尔钦、德姆塞兹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回答了这些问题。钱德勒毕生致力研究企业演变历史。更不用说弗兰克．奈特了。其实，新制度经济学真正的鼻祖是奈特，他1921年出版的博士论文《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石破天惊，撼人心魄。个人之见，后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无非是奈特思想的脚注而已。

当然，恰如奈特所说：问题虽然一样，答案各有不同。科学之趣味就在于此，科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探索同一个问题，学问才能丰富多彩，思想才能趣味盎然。过去两千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搞所谓“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其实所尊的儒术，压根儿不是孔子的原创思想，不过是帝王权术和骗术而已），最近数十年又长期坚持所有学术非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实没有几个人真正知道，那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难怪中国学术今日难以在世界有重要地位啊。纵观历史，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总有局限性，有时代的局限性和思维的局限性，没有人可以穷尽宇宙人生的全部真理。所以非要以某个人的思想和理论为唯一指导，实在是对思想创新的最大束缚，是思想学术进步的最大障碍。我们从西方诺贝尔奖历史里最可以借鉴的，乃是思想独立、精神自由和学术竞争。

新制度经济学多位大师获奖，货币理论也有多位大师获奖，从最高处看，他们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你可以不同意诺贝尔奖得主的思想和理论，却不能否认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思想界确实异彩纷呈，创新频繁，学派林立，大师辈出。关键就是大家能够自由思考，自由发表学术观点，不要非要以某人的观点为唯一指导啊。

借鉴威廉姆森，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治理结构

威廉姆森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企业演变的历史。从几百年前的家族企业演变到现在的跨国公司遍布世界所有角落，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的奇观，是值得学者反复研究的重大课题。

威廉姆森的学术贡献，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市场之间、企业市场竞争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我们构建经济制度的核心课题。譬如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不是有一个普适全世界的企业治理结构，还是各国必然具有自己的特色？譬如英美企业比较热衷兼并购并，CEO的收入可以高出普通员工的数十倍乃至几百倍。欧洲就与英美有很大区别，比较强调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日本更加典型，大企业多是相互持股，与银行也相互持股，形成错综复杂的产业链条和股权链条关系，日本企业老板的收入一般只相当于普通员工的8--10倍，甚至更低。中国的江浙地区和港澳台地区，传统上是家族企业主导，有它们独特的优势。

全球化时代，到底哪种企业治理结构好？哪种企业治理结构更有助于在全球化竞争中胜出？是有趣的问题，对中国也是大问题，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治理结构，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威廉姆森的理论当然有许多可资借鉴。

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验

不过，谈到威廉姆森、诺贝尔奖和西方经济学时，向松祚反复强调：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和发展，很难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来总结和解释。与西方相比，中国似乎是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西方是从诸国林立、相互厮杀、自由竞争，演变出一套市场机制和企业制度，逐步过渡了现在的福利经济制度和大政府制度。

中国数千来以来政权大一统、财政统一、经济政策统一，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很自然可以实施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就是从一个集中的计划经济，过渡到相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发展路子不一样。当然，中国借鉴了许多西方的经验和制度安排，但不是简单照搬。宏观调控没有简单照搬，尽管我们的教科书和教授天天言必称弗里德曼和凯恩斯。企业制度也没有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当然，重视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是对西方经验很好的学习和借鉴。整个国家经济增长内在的动力和模式没有照搬西方，也无法照搬西方。

所以，总体而言，我们无法假单照搬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大宗师，他认为中国经验是对人类经济学的独特贡献，需要各国经济学家去认真总结，当然主要是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去总结了。所以科斯2008年亲自组织召开“中国经济制度转变30年国际研讨会”，今年卷土重来，还有大张旗鼓地讨论中国经验。

许多人认为（我个人完全同意），对新制度经济学做出最好和最重要贡献的人，是张五常教授，科斯就是这么说。不是说威廉姆森没有重大贡献，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学术上许多有重大原创性贡献的人，并没有拿到诺贝尔奖。我们不能仅仅以诺贝尔奖来论英雄。中国学术界和媒体界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凡是外国人的，似乎都是了不起，尤其是对英美学术界和媒体，简直就是唯马首是瞻，亦步亦趋，何其悲矣！谁要是得了诺贝尔奖，不问他的理论到底是什么，对中国有没有借鉴意义，中国学界和媒介就总是一窝蜂地追捧和崇拜。对中国自己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悠久高深的中华哲学思想）反而是轻视，甚至不屑，对中国自己的学者大体也是轻视和不屑。譬如克鲁格曼拿了诺贝尔奖，一些中国“大款”花500多万请他到中国来演讲一周，结果克氏大赚一笔，却绝不买账，反而大骂中国。回到美国之后，在《纽约时报》发文，叫嚣要美国政府“拿下中国”。克氏学术肯定有贡献，不过值得我们国人像神仙一样顶礼膜拜吗？

张五常的许多思想其实并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应有重视。譬如他的三卷本《经济解释》和《中国的经济制度》。许多人没有认真拜读过张教授的著作，反而黑白不分地将他说成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代表，甚至搞一些莫名其妙的人身攻击。其实，他们要是真正理解西方经济学的来龙去脉，真正了解张五常的学术理论贡献，他们是不会这么看的。

现在我们的一些学生、教授和所谓学者连书都懒得看，连一本书都不愿意认真琢磨。西方学者来了就大声欢呼鼓掌，不管是对是错，就顶礼膜拜，照相合影，宴请欢迎，忙个不停！这不是让人家笑话，让人家瞧不起吗？把那些金钱和时间拿来自己买几本经典著作好好研究一下，做一点踏实的研究，不是更好吗？

张五常的经济学源自西方经济学，其实早就超越了，许多人不去认真研究，却轻信、浅信、盲信、迷信洋人、诺贝尔奖和西方经济学。改改这个恶习吧。

当然，从最根本意义上讲，西方经济学有它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最基本的出发点上，对人性的理解，对宇宙和人生本源规律的理解上，有难以克服的矛盾。

西方经济学不过是西方整体思想的一部分，西方整体思想有难以克服的问题和麻烦，今日世界大体是西方思想衍生出来的制度所统治，结果是恐怖横行、乱象横生啊。西方人自己也在寻找出路。

我们要学习借鉴西方思想和西方经济学，却绝不能轻信、浅信、盲信、迷信。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找回我中华悠久高深文化之伟大灵魂，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才能够为中国学术和人类文化开辟新生命！盲目崇拜所谓诺贝尔奖，何足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