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企业的加薪潮已经引发了中国是否还将作“世界工厂”的争议。这体现了目前中国发展的困境。一方面，中国现有的经济竞争力几乎全建立在“世界工厂”这一地位上。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比较优势正在迅速消失。

　　比如，生活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劳动力的供应在未来十年也将迅速减少。与此同时，印度的劳动力成本不仅低得多，而且供应充足。印度在未来几十年不仅将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且人口要比中国年轻得多。当然，还有越南等发展中国家，都会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更年轻的人口来与中国竞争。这些发展，当然并不能排除中国继续当“世界工厂”的可能。但是，把一切都寄托在“世界工厂”上面，显然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一厢情愿。

　　除了“世界工厂”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那就是建设“创新型社会”。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的经验。美国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是毫无争议的“世界工厂”，到了七十年代受到日本的挑战，“美国衰落”、“日本第一”之声四起。到了九十年代高速经济发展期，美国令人信服地压倒了日本，崛起为“世界帝国”，但马上受到中国的挑战。

　　美国的制造业不断“外包”、IT泡沫破灭、次贷危机吞噬了华尔街，并把世界经济拉入半个多世纪未见的衰退之中。可以说，本世纪的头十年，美国遭遇了一个接着一个的滑铁卢，“美国衰落论”再度流行。但是，我们再看看这十年的起点：2000年，苹果电脑正在丧失市场，iPhone、iPod还不在人们的想象之中，谷歌刚刚搬出用车房改建的办公室，YouTube 的发明还要等5年，Facebook的创建人还是个高中生……我们和10年前比起来，几乎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美国失掉了“世界工厂”，但保留着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塑造人类生活的能力。美国经济贡献的是思想，而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则是在卖力气。当中国经济能够生产思想的时候，中国才能摆脱对“世界工厂”的依赖。而一个生产思想的经济，则有赖于和卖力气的经济截然不同的管理方式。

　　这一点，奥地利裔的美籍管理大师PeterDrucker 在1950年代就预见到了。当时他发现一个“工业中产阶层”正在崛起，他将之命名为“知识员工”。这些“知识员工”和传统的制造业工人有非常本质的不同。传统的制造业工人在泰勒主义的管理下，只会在流水线旁进行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几乎没有可转移的技艺。也就是说，他们一旦离开了所工作的企业，就成为无一技之长的“人手”。

　　但是，“知识员工”从事的不是重复性的简单工作，必须不停地发展创意，而且其能力和知识是可以转移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依赖雇用他们的企业，他们可以随时跳槽到其他公司甚至行业中发展。是企业依赖他们。所以，对于他们，企业更难用制造业的方式进行管理。雇佣双方的关系比较平等，甚至大家脑子里没有“老板”、“雇员”的概念。最近我曾问一位美国高科技行业的朋友：“我碰到的所有高科技行业中的人，名片递过来至少都是个‘副总裁’，怎么有那么多‘领导’，谁是雇员呢?”他笑笑说：“在我们这行里，几乎谁都是副总裁。”

　　美国作为一个草根民主的社会，容易养育这样的企业文化。首先，大家的政治权利是平等的，而且这种平等权利在每次选举中都不断行使。第二，在其社会生活和教育中，也弥漫着这种平等精神。比如，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围坐在圆桌旁学习，采取的是讨论班的形式。在整个社会化和教育过程中，合作压倒了权威。相反，中国有着强烈的权威主义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在企业管理上学习军事化的纪律与效率很容易，应付低端制造业的组织形式很得心应手。但是，创造平等的、合伙人式的企业文化则会遇到极大的障碍。不超越这样的障碍，所谓“创新社会”就无从谈起。这也是中国未来必须面对的危机。世界经济学人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