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改委的一纸文件在医药行业内激起千重浪，引发了广泛争议和思考，好朋友陈奇锐昨日发来他的文章，现转载如下，另医药板块的调整在目前不明朗的情势下还会延续少许时间，至批量公布中报前后应能走出颓势，毕竟今年医药行业中报业绩还是可以期待的，况且有相当一批医药股调整出空间又逐渐诱人了。

药价管理要抓住要源头、化繁为简--陈奇锐
发改委6月份公布的《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布后，引起了诸多反响。奇锐也听说，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正在牵头国内药企，一方面向发改委反馈企业意见；另一方面，正在向更高层领导反映制药企业的意见。
这些努力，先不管结果如何，都是值得尊敬的。就奇锐来看，这个新办法一旦执行，会产生无穷无尽的问题，将让制药企业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化。所以奇锐呼吁国内民族制药企业要联合起来，通过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媒体等发表自己的意见，尽最大可能改变该办法的内容。
简单来说，以前企业不得不去做物价公关，今后一旦新办法执行，恐怕需要更加频繁的去做物价公关。看清楚了这一点，就会明白发改委的推出这个办法，不但是为了应付近期中央和媒体对于要价问题的关注，更重要的是，3年一次调价的做法，将会带来更多的“被公关”机会。
正如牛正乾先生所说，这个办法操作性极差，很可能无法落实。因为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特别是经营效益比较好的上市公司，均无法达不到新办法的“期间费用率”和“销售费用率”的要求。不光是杀伤面积大，奇锐认为它的根本思想也是违背了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获取最大利润”的原则的。正因为如此，这个办法到底能否落实，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奇锐不做评论。
奇锐真正想说的是，中国的药价管理，到底该怎么管才能管好呢？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
中国药价管理极糟糕、不少药品价格虚高，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承认了这个事实，就必须去追寻问题产生的源头。
药品市场是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开方子的医生除了“道德风险”，并不为开出的药方承担成本和其他风险。换言之，花钱的人几乎不受监控，更糟糕的是他们花钱越多，自己收入越高。显然这样的市场中间，企业有极大的动力去公关发改委，以获得价格优势。
对于拥有定价权的发改委来说，问题也是一样。他们虽然确定药品的价格，却并不为药品价格买单。而与医院和医生一样，他们的定价权力，几乎不受制约，也因为过于专业，几乎不受媒体监管。这样他们自然会倾向于将不受限制的权利进行“寻租”。
这些年发改委价格对药品降价25次，效果不彰。恐怕原因正在这里，定药品价格的发改委权利极大，毫无责任；卖药的医院和开方子的医生，拥有处方权力，且有极大的动力区追求销售高价药。
看清楚了这个机制，就应该明白，当前的药品价格改革，确实是不改不行。但将药品价格的改革权委托给发改委，真是找错了对象。因为发改委最近20年来的工作，是药品价格虚高的直接责任人。这样治绩糟糕的单位，岂能让它掌握药品价格改革的管理权？
奇锐认为，要有效管理药品价格虚高，需要在几个方面做工作：
1．将药品价格管理办法改革的权限委托给第三方。也就是说，改革的方案，应该有独立、没有利益纠葛的第三方设计。最好是由出钱购买服务的社保部门或独立第三方咨询机构主持。让发改委价格司只作为执行部门，而没有政策制定权，自然会限制权力寻租，源头上减少乱定药价机会；
2．要变革药品价格的生成办法。药品定价是非常复杂的工作，要算成本定价，几乎无法操作，因为财务上处理空间太大。要有效的对药品定价，应该制定出简单有效的规则。应该化繁为简，只需要规定出限制的框架，照此执行即可。奇锐建议应学习加拿大等国的经验，将各类药品选定基准时间、基准日均价格，今后新药上市，应该按照CPI管理，日均价格涨幅不得超过期间CPI的涨幅。药品过了专利期后，还可对日均价格较高的药品强制规定降幅。如此一来，规则简单清晰，不管负责定价，都很难发生权利寻租，少了操弄空间，企业简单，领导干部们也没有机会犯错误，更不用动不动降价，企业运营的环境也能保持稳定。对政府来说，价格也能做到切实管理，控制医保支出，可谓是很好的方法。加拿大靠着这个方法，把跨国公司的贵药压价无算，甚至发生美国人到加拿大卖药的“怪事儿”，但跨国公司会为了维持价格放弃加拿大吗？没有！同样他们更不会放弃中国。
3．应制定临床路径、限制医生处方。应对各类疾病的治疗方案制定相对标准化的治疗方案。这样只要治疗方案、临床路径合理，就能很大程度上限制滥用药品和开大处方的情况。
4．医保部门应限制报销药品的日均价格。医保部门应针对临床治疗方案，设定各类疾病用药的日均价格，超出日均价格的可不报销、少报销。这样制药企业为了能够进入医保目录，自然不会将药品价格定得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