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存在以及其定义，就是公共理性的象征。不过，从计划经济到今天的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的演变使政府成为了急功近利的一个族群，这种情况下，公共理性的守护，成为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座空门，其所带来的危胁，远胜于某个一行业或经济上的失当和泡沫。美国金融危机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全球波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监管上的失控。

    在中国，地方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业已成为集行政管理权、社会资源垄断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多元推手，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复合身份，在中国地产不长的发展史中表现尤为突出，而土地财政，可谓是地方GDP与政府政绩的双料产物。也正因为此，地方政府因为土地带来的巨大快钱而失去判断，今天所落下的地产新政，在很大层面上，已非仅仅针对开发商和投机者，更有着转变地方政府思维并终结土地财政模式的警示意义。

    在此所说的公共理性，实际上也是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研究的“公地悲剧”课题内容。这一课题源于1968年由生态学家盖勒特.哈丁率先提出的“公地悲剧”学说，他指出人类个体完全会从自己利益出发而公共用品和环境，比如农民可以不受约束地放牧，从而导致公共用地被过度放牧而失去环境资源。这一学说挑战了经济学圣者亚当.斯密提出的“个人的逐利行为可以产生公共福利”的观点，引起巨大反响，同时也将公共理性与公共管理学引入经济学范畴。从传统看来，要解决这一“公地悲剧”有两个方法：一是政府通过征税制止侵犯公共物品的行为；二是将公共物品私有化。

    奥斯特罗姆则提出，避免“公地悲剧”还存在着社会政治的重要要素，一方面是政府可以从中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团体如NGO组织的协调与教育作用，从而使社会达成“互惠”“声誉”和“信任”的和谐关系。她将互惠定义为人类行为或个体之间博弈行为的一种策略，而“互惠”又是促使人们产生“信任”和“声誉”的前提。奥斯特罗姆提醒人们，那种世界与社会的问题只由政府和企业解决的思维过于简单，也容易失于偏颇，公共社会领域需要公民以一种主人公身份参与进来。政府必须和民间团体共同合作来增强社会凝聚力。这位出身于政治学与行为实证学的专家强调，今天，大多数政府仍然不会想到或不愿和民间团体合作，然而这却是世界经济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我想，奥斯特罗姆实际上也提醒了我们，提醒了中国的各级政府，中国各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首先需要政府的“公共理性”，同时需要第三方的公共社会团队的思想。

    房地产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关联紧密，同时也与更大的经济社会多元格局相呼应，所以，房地产业发展的实质乃是公共社会财富投资、建设和管理的，同时也由公共社会成同所共同分享。偏离了公共这一实质，这种投资、建设和管理将失去其价值，不仅造就社会公共领域的缺失，更将发展成为投机与泡沫经济产生的根源，产生经济社会的不可持续，而所谓的经济发展，也将必然崩溃。

    因此，在当前国内外高度关注中国房地产行业走向以及地产命运之际，唤起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共理性”变得尤为迫切。在这种“公共理性”之下，城市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城市经济内生力与就业机制、城市功能规划与基础建设、城市居住与商业、交通的协调发展，以及城乡统筹和产业结构调整，均将成为中国地方政府需要科学考量的全新系统，那种单一的依靠土地财政或者代工经济的招商引资思维模型，将面临全面的转换与更新，而至为重要的，是一座城市以及一个经济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前不久，有记者问我对昆明城市跨越有何看法，我就指出：如果一座城市仅仅只是依靠硬件是无法真正崛起的，昆明的城市精神和文化是什么？如何保护，如何再生，如何发展，才是这座城市再生的根本力量，而这，不是简单的城中村改造这一伪命题所能根本解决的。昆明的明天，需要更高的智慧，更需要公共的理性和公民的共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