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沽源何处画土豆？

丁启阵

汪曾祺在《随遇而安》和《沽源》两篇散文中，都深情地回忆了自己1960年8月下旬之后在张家口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在沙岭子镇）设于坝上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的那一段“神仙过的日子”。为汪先生超脱的心态和温暖的文字所吸引，今年5月1日，借着去张北县采风调查方言的机会，顺便到沽源寻访了一下汪先生的“马铃薯研究站”。我的寻访之旅，午出晚归，当天晚上，就在张北县城的一家宾馆里写了一篇《参观汪曾祺画马铃薯图谱的地方》，贴到博客上。

我的寻访比较简单，先是路边停车问行人，被指引到沽源县农业局；然后，喜爱文学的“土豆专家”、农业局办公室主任刘茂清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一伙不速之客，并且熟门熟路地把我们带到了平定堡镇南沟村。他说：“这就是汪曾祺呆过的‘马铃薯研究站’。”在那里，我先后看了研究站的几座平房、试验田以及汪曾祺住过的村子，每个地方我都用数码相机拍了照。

出乎意料，我的博客文章引起了沽源一中语文老师李富荣的浓厚兴趣，她仔细观看我拍的照片后，觉得那几座平房不像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她认为那个年代应该是土坯房，而不是砖瓦房。李老师显然是一位敏于行之人（是否讷于言我不清楚，因为素未谋面），5月3日，她便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去南沟村实地寻访去了。关于她的寻访情况，我偷一下懒，摘两节她的寻访日记：

向他们打听1961年是否有一个叫汪曾祺的人在本村住过，一个朴实的中年男子很肯定地说，1961年这里根本没有房子，是一片小树林。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他领着我找到一位70多岁的老大妈。从大妈口中得知，丁老师《参观汪曾祺画马铃薯图谱的地方》文中提到的那些被塞外庄园圈起来的房子，是沽源县农业局的一个下属良种场，她的丈夫就是良种场的工人；1961年本村根本没有房子，工人都住在场子里，不带家属，直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单位为了解决职工的困难才在这里盖了最初的三间家属房，其中就包括这位大娘家。具体是哪年盖的，她记不清了，但肯定不是在1961年以前，而是以后的很多年。她还建议我去找一个叫郭玉忠的70多岁的老人。这位老人是最早在这里落户的原良种场的老工人，现在已搬到县城去住了。她还告诉了我郭玉忠老人在县城的详细地址。

郭玉忠老人的家在县城最西头，并不难找，我很快就见到了他。老人已经77岁高龄了，戴着一副老花镜，背弯的厉害，可耳不聋眼不花，口齿清楚，声音洪亮。据他讲，他是1964年才到沽源县良种场上班的，来了以后一直住在场子里，家属房是若干年后才盖的。他的说法与大妈的一致，应该是真的吧。问他听没听说过一个叫汪曾祺的人，他非常肯定地说“没有”，甚至没听说有过“马铃薯研究站”这样的单位，他们单位名称是始终都是“良种场”。

看样子，我到过的地方，并非汪曾祺当年画马铃薯图谱的所在。

5月8日，李富荣老师又踏上寻访之路，找到了已经退休的原农业局书记贾明宝老人，在他的建议下，找了原农业局的老人张连。从70多岁的张连老人那里得知，所谓的“马铃薯研究站”，其实叫“马铃薯育种站”，不在南沟村，而是另有其地，在闪电和乡的沙梁子村。他说，马铃薯研究站是张家口市农科所的下属单位，而育种场是沽源县农业局的下属单位，不是一回事。可是，张连老人没听说过有一个叫汪曾祺的人。李老师推测，可能是由于他在那里呆的时间不长。不过，张连老人给她推荐了一个叫邓其贤的人。他说这个人1961年的时候正好在沙梁子马铃薯育种站工作，育种站撤了以后，就调到了张北的坝上农科所，后来又调回张家口市种子公司，有80多岁了，应该还在世。

5月11日，李富荣老师找到了贾明宝推荐的另一位农业局老人刘晨。刘晨的说法跟张连所说大体一致，他也推荐李老师去找邓其贤。但是，关于育种站所在地址的归属，刘晨老人有不同说法，他认为不属于闪电河乡，而属于察北牧区榆树沟牧场(塞北管理区）的二分厂。

5月20日，李富荣老师动员了她的先生相伴，冒着蒙蒙细雨去沙梁子寻访汪曾祺的足迹。李老师这一次的寻访比较浪漫，她的日志的文字，也清畅可读，这里我就借花献佛，再一次摘录她的几节文字：

今天是星期天，学校照例不休息，好在下午没课，于是带着借来的数码相机，冒着蒙蒙细雨上路了。有老公的一路陪伴，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的我，不像上次南沟村之行那样孤独寂寞了。

沙梁子位于闪电河乡与二道渠乡之间，离县城大约有30里，在南沟村东北面，两村相去不太远。出县城顺着一条柏油路向东走二十几里，就到了闪电河乡政府所在地，继续向前走三四里后，出现两条岔道，右边那条通往丰宁，左边的通往二道渠，左拐走没几步正北方向，出现一条土路，路口有一座突出出来的小桥，过了小桥继续往北走不远就是沙梁子。

沙梁子属牧场塞北管理区二分厂，包括西南营子和沙梁子两个自然村。村子里的人大都是厂里职工，都以养奶牛为业。顺着土路向前走，首先进入的是西南营子，稀稀拉拉的几十户人家。村子的东北边有一个小树林，树林的尽头就是沙梁子村。

在一位阿姨的指引下，我们很顺利地找到了位于沙梁子村的厂部，现在叫沙梁子管理处。因为是星期天，管理处工作人员都没上班，整个院子空荡荡的，只有一位看门的老人。老人名字叫黄金库，今年60多岁了。他告诉我马铃薯育种站旧址在西南营子西南端的一棵大榆树前面；原来有四排房子，最后一排房已经拆了；这排房子的下面是一个储藏马铃薯的大窖，窖还在；前面的三排房子现在是职工的家属房，历经修缮和翻盖，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问起他是否知道有一个叫汪曾祺的人1961年在这里呆过，他说那个时候他还小，不太清楚，可是有一个人肯定知道，那个人就是赵喜珍老人。他还告诉我赵喜珍老人五十年代就在马铃薯育种站工作，育种站撤了以后，就到张北的坝上农科所工作了，退休后又娶了本村的老伴，现在在张家口儿子家，村子里还有他的后儿子和女儿（现在老伴的儿子和女儿）。

接着，李老师便找到赵喜珍老人的后女儿，并从她那里得到了赵喜珍老人的电话号码。然后是——

回到家以后，我拨通了赵喜珍老人的电话，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赵老是这样描述汪先生的，他说：“是有这么一个人，他不是姓三横一竖的‘王’，而是加三点水的‘汪’；这个人瘦瘦的，黄黄的；五十岁上下，性格温和，待人和气；住在第三排东边紧挨伙房的房子里；只呆了几个月，主要工作是画马铃薯的叶、花、茎、块茎，冬天没得画就走了”。他还告诉我那个时候单位人不多，没事干的时候就经常在一块，他经常站在旁边看汪曾祺先生画马铃薯图谱，画完整个的马铃薯再切开来画……

到此为止，李老师的寻访，似乎是解开了层层谜团（最早引起她的怀疑的，除了塞北庄园中所谓马铃薯研究站的砖瓦平房，还有我文章里的一句话，“我不理解的是，曾经在散文里深情描写过水母庙的汪曾祺先生，为什么只字未提这座至今保存完好的‘萧太后梳妆台’呢？”）。但是，仍然有两个疑点：其一是，张连老人说，在闪电和乡的沙梁子村的叫“马铃薯育种站”，而不是汪曾祺所说的“马铃薯研究站”，到底是谁记忆有误呢？其二是，张连老人说“马铃薯研究站”是张家口市农科所的下属单位，而“马铃薯育种场”是沽源县农业局的下属单位，如此说来，“马铃薯研究站”更像是汪曾祺可能到过的地方。这两个疑点，跟李富荣老师调查到的南沟村60年代初根本没有房子、赵喜珍老人记得汪曾祺的情况两个证据，其间矛盾怎样解释，有待进一步的调查。

好在，无论是南沟村，还是沙梁子，都在沽源县境内——沙梁子虽然属于河北省国营察北牧场，但是跟沽源县仍有托管关系。

在第四寻访日记的末尾，李富荣老师曾饱含感情地表示：“……沽源人是否也应该为这个理解她并对她有着美好感情的人做些什么呢？对，一定要做点什么！”

果然，今天，也就是6月4日凌晨，我就在她的腾讯空间里看到了她写给沽源县有关领导的《关于设立汪曾祺纪念馆的建议书》的草稿。我衷心希望，李富荣老师的美好愿望能够变成现实。我认为，对“少雨多风的绝塞孤城”（汪曾祺语）沽源而言，汪曾祺在那艰难时世的短暂逗留，无异于一场绵绵春雨，可以长久滋润那里热爱生活、爱好文艺的沽源人的心田！

                                                     201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