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中文版一书有35万字，厚达400页之巨，按照我十几本书同时阅读的习惯，要把这本书读完，最快估计也要一个月。因为方便，也是必须，先读的是封底上的四段推介文字和书中的两篇序。封底四段推介文字中唐晓峰和汪民安写的摘自本书的两个序言，刘北成和王军的评介出处不详，摘出来独立成文，倒也言简意赅。

王军的推介语我觉得有点问题。他的行文里有个病句：“一百多年前，让老巴黎天翻地覆的铁铲，所制造的贫富分区等遗产，对今日之城市动荡，负有怎样的责任？这正是我想在这本书中找到的答案。”在一个句子里，以提问形式出现的陈述，都打上问号了，怎么会成为“答案”呢？不过，“问题”被“答案”置换，表露出王军的倾向：150年前奥斯曼持续十七年的巴黎大改造，应该对今日之巴黎的社会冲突负责。但这个倾向是哈维本书所具有的吗？王军好像此处有把自己的态度强加给原作者之嫌，等我读完全书再鉴定吧。这里要说的只是，王军对本书的评介作为推荐语不仅没有价值，反而有误导作用。

刘北成把本雅明拉到一起来说事（汪民安的“序二”也是），应该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提示：“从本雅明到哈维，我们看到了西方左翼的巴黎研究从文化批评到政治经济分析的深化。”这个说法我觉得不错，它让我找到了一个思考问题的基本路径。本雅明对巴黎的研究我多少知道一点，其独到之处在于，他建构了一种极为独特的认知巴黎的经验模式，也开辟了一条城市评价的颇具审美意味和人文格调的思考路径，后来者要谈论巴黎，不管有多牛，都绕不开本雅明。所以，就对巴黎的研究而言，本雅明肯定是一个节点，而当我们说“从本雅明到哈维”的时候，大卫·哈维或许又成了另一个节点。

但是，刘北成的“从本雅明到哈维”的这一跨，从时间上计算，估计至少有半个多世纪吧（出版者很不负责任地完全不交代哈维这本书的写作出版时间——版权页所注明的版别未必是初版吧，而且写序的人也不肯告诉我们），跨度太大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空洞而含混。其实，这个跨度的中间应该有个列斐伏尔（又译勒菲弗。好在汪民安在“序二”里谈到了他），他在1972年出版的《空间与政治》对城市空间政治性特质的解读应该是这个思想谱系的关键性节点，把这个节点标出来，哈维的学术地位，恐怕要稍稍降低一点了。所以，刘北成这样“从本雅明到哈维”直接跨过去，有点太粗线条了。

据唐晓峰“序一”（《创造性的破坏：巴黎的现代性空间》）介绍：“大卫·哈维是一位从地理学角度，以激进批判立场，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后现代思想），研究城市经济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大家。”他的这本书“所讨论的是欧洲近代城市史上的一桩有名的老案例：奥斯曼的巴黎改造，”由此展开作者对现代性形成的地理空间层面的探讨。这一点，应该是大卫·哈维的书与其他同类著作不同的地方吧，至于这种不同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或许如“序一”所言：“奥斯曼新巴黎的现代性空间中的魂是资本。虽然在主观上，帝国政治空间被列为首要，但资本空间的进展很快压倒政治空间，成为巴黎城市的主体”，“资本按照自己独特的原则重新组织了巴黎的内部空间。”

在这里，政治和资本作为制约空间的核心要素而存在，而且按照序主的表述，政治和资本在巴黎现代性空间形成过程中彼此关联，但却呈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替换关系（“很快压倒”），最后是资本主宰了巴黎现代性空间。看起来，在思考地理要素的空间构成关系时引入政治、资本概念，的确有很实际的方法论意义。以巴黎为标杆，如果现代性空间的本质是资本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提问：前现代或古典城市空间的本质是什么？是政治吗？证之以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应该是，按刘易斯·芒福德的说法，分别奠定了城邦空间深度和广度的雅典卫城与广场，其空间属性，就是希腊的民主制。而我们从亨利·皮雷纳的论述中也看到，到了中世纪后期，手工业及商业贸易发达，政治让位于经济，“城邦”变成“城市”。

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如果现代性空间的本质是资本，前现代/古典城市空间的本质是政治的话，那么，后现代城市空间的本质又会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大卫·哈维的书里肯定找不到答案，我也只是顺便想想而已。以前读过一点与此有关的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很是晦涩，看得我云里雾里。如果说后现代城市空间总体上呈现出“去中心化”或碎片化态势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瞎想一下也挺有趣，但反观现实，目前全球的城市发展好像还尚未进入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空间转换的阶段吧。

回到唐晓峰的“序一”，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提示的《巴黎城记》一书从政治与资本的关系角度去理解空间的理论旨趣。但读他这个序言，我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他在强调“资本”在构建巴黎城市现代性空间上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时，何以要用一种“非此即彼”的架势来弱化“政治”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呢（“资本空间的进展很快压倒政治空间，成为巴黎城市的主体”）？比如奥斯曼所开辟的宽阔的大道，其空间意义，恐怕不只是资本的，而是政治的吧？宽阔的大道不仅终结了暴民巷战，而且还极大地凸显了帝国政治权力的威仪，这一点，对比一下当年巴黎的香榭丽舍和今日北京的长安街，或许可以读出无穷意味。

如果我们知道奥斯曼对巴黎历时17年的大改造，恰恰就发生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与1871年的巴黎公社之间，那么，其政治意义就不言自明。1871年巴黎公社作为一场城市暴乱被镇压后（其功劳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奥斯曼整治过的巴黎“敞开与压缩”相依存的空间机制），巴黎基本上消停了，直到1968年，“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在巴黎重筑街磊，重演他们父辈失败的光荣，再到王军在本书封底评介文字里提到的前些年巴黎的郊区骚乱，我们都能感受到巴黎这个超稳定结构空间中政治底盘的份量。

其实，资本和政治从来都是纠缠在一起的，很多时候它们根本就是同一个概念。有了资本，就等于有了权力，同样，权力通过寻租转化为资本。所以，当你看见资本在改变一个城市的空间性质的时候，事实上，你也看见了权力，资本是权力的象征，所以我说：城市即政治。唐晓峰“序一”里还说到“景观”：“对于现代性的城市，不能只看景观，还要看根基，有时，景观只是假象”，其实，景观不是假象，它只是城市的政治修辞而已。巴黎就先不说了，书还没读呢，看看我们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海外滩、香港中环，看看我们的鸟巢、大裤衩、巨蛋，看看我们城市里面的“穿衣戴帽”，等等，作为一种修辞，真是趣味盎然。

讨论了资本与政治这一组概念之后，接下来唐晓峰的“序一”开始讨论的是资本与人文，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概念连接，也是思考城市空间关系的绝好切入点。他说——请注意一下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作者讨论问题时所用的语式：“巴黎现代性的创造，对于资本是节日，对于人文却是断裂和痛苦。在新的巴黎中，居民丧失了归属感，群体意识解体，他们分散为新的没有历史深度的阶层、人群。在他们周围，已经没有认同的环境依据。”这里，新巴黎给居民带来了什么不是关注点，作者关注的是他们“丧失”的东西，“没有”了足以给他们带来彼此认同的旧的环境，成为了“没有历史深度”的人，这种否定性的陈述是人文知识分子习惯语式，其便捷之处在于信手拈来的同时，能批判性地抒情，这架势，矫情而无力。

看看序主所引城市评论的人文鼻祖本雅明怎么抒情的：“巴黎人疏离了自己的城市，他们不再有家园感，而是开始意识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质。”序主显然认同这种方式，于是在“序一”的“空间归属”一节中跟着唱和。原文此处就不引了，直接说我的一些疑问和想法。

我的疑问主要涉及归属感的问题。按照序主的说法，奥斯曼的新巴黎诞生之前的巴黎人应该是有归属感的，而奥斯曼一改造，这种归属感就被改没了。这种判断有问题。其实，我觉得，城市一出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开始分化，人告别自然这个原始家园开始筑城，寻找新的依托。城市是人的一条不归路，作为人一切社会关系基础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个第一归属关系也随之解体，社会人伦这个第二归属关系开始建构。乡村也好，城市也罢，都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形态。乡下人归属感强，是因为乡村是熟人社会，而且在乡村，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直接，且关系链多而不断。但一到城市就不同，这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人与自然的多项关联都被阻隔。人在城市里没有归属感或归属感不强，是很正常的，但人在城市里还可以去重建一种全新的归属关系，这也是城市生活的价值和魅力所在。所以，贸然指责城市使人丧失了归属感，或者指责奥斯曼的新巴黎使巴黎人丧失了归属感，不过是一些人文知识分子的常规抒情套路的周期性震荡而已，没什么意思。而那些城市书斋里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讨论城市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乡下人做派。

“序一”里有这么一段：“原有的人际关系形态在新的空间中不复留存。例如，巴黎劳动市场在地理分布上变得零碎，这使原本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工人与雇主分隔两地，于是加速了传统师徒关系的崩溃。”读这样的文字，总会有一种一不小心就被作者拉去为“原有人际关系形态”的丧失垂泪默哀的感觉，原有的关系形态在新的空间中不复留存又有什么关系呢？一种固有的关系形态就不可以改变一下吗？传统师徒关系的崩溃在城市里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如果城市不能建立一种更为广泛、多样而有效的劳动关系，那么城市不就和乡村一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