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理性参与制度演化的第二种方式，可以描述为“国家主义模式”。该模式是由勃朗科·霍尔瓦特（ Branko Horvat）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并给予论证的。他将“国家主义”定义为：“如果一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比如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被剥削阶级的解放等，但是将社会主义的方法修正成为一个决定性的、重要的方面：国家的角色，那么，这个社会被称之为国家主义”。^[2]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在传统上有一种把国家视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倾向，“在国家主义背景下，这种思想被一种相反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强大的、集权的、权威的国家成了社会的轴心。所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都集中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公开宣告它对权力的垄断。”^[3]霍尔瓦特归纳了国家主义的基本特征：即生产资料国有制、中央集权制和官僚的管理。“如果国家在一种社会制度中扮演着一个绝对支配的角色，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毫无疑问地可以被归纳为“国家主义的”（etatist or statist）。”[4]他认为国家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和权威性国家的混合物。

霍尔瓦特之所以用“国家主义”这一范畴来概括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因为他认为：国家主义是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斯大林模式就是典型的国家主义。做为一位长期生活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霍尔瓦特更熟悉和了解斯大林模式，并亲历了前苏联斯大林统治和大国沙文主义横行以及解体的全过程，因而他对这一模式的弊端的批判更为深刻。

霍尔瓦特指出，按照传统的观点：如果一个社会不是社会主义，那它一定就是资本主义。在人们的思维中只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存的制度。由于斯大林模式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那么社会主义者自然地拒绝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的。包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内的世界上所有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激进人士都持有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拥有所有的资本，雇佣劳动者，和以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样方式诈取剩余价值，因此，这个社会同国家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斯大林模式不是社会主义，它又和资本主义有区别，如何来界定这种社会类型呢？霍尔瓦特将其称之为国家主义。他说：国家主义不一定就是斯大林主义，但是斯大林主义却是国家主义。虽然一个控制经济和其他活动的强有力的和集权的国家不一定必须会产生一个政治上的镇压体系，前者可以与一个更为民主的政治体制相结合；然而，不利的历史环境——极端的落后，军事干涉，经常性的威胁，在国际上孤立和隔绝，领导人的病态心理，缺乏政治民主的传统和经历，缺乏合适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理论，忠于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蜕变成为以斯大林主义为其标志的畸型物。

对于认为国家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观点，霍尔瓦特认为，检验社会主义的一个最关键的标准是不存在阶级，不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governors and governed ），不存在命令者和被命令者（order givers and order takers）。显然斯大林模式是无法通过这个检验的，对于认为国家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的观点，霍尔瓦特认为可能遭到以下怀疑：⑴国家所有制不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必须的过渡阶段；⑵国家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垄断不是过渡的必要前提；⑶如果国家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应该很短，并且存在着这样一种明显的可以观察到的趋势，即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国家的角色被减少到一个合适的范围。^[5]

霍尔瓦特认为，国家主义是由社会主义的因素与反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因素所构成的混合物，这种奇怪的混合物产生了同样奇怪的结果。他承认，国家主义社会中也有社会主义成分，如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的福利有所改善和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等，但是政治生活领域则是反社会主义的，尽管一切都是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例如：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毫无干系，其实质仅仅是对权力的赤裸裸的争夺，是对权力的绝对的滥用。而这些只有在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下才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将这些行为也理解为“是社会主义的”，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的亵渎。霍尔瓦特指出，“由于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国家和其他任何政治压迫体制不相容，所以，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完全不相干。对个人的崇拜，就像它被委婉地叫作斯大林主义一样，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改变个人品格就能纠正的错误或背离，它属于一种结构不同的社会体制（structurally different system）。”^[6]

在国家主义之下，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已经不再是目标，人也不是社会的轴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和独裁主义的国家成为社会的轴心”[7]。霍尔瓦特认为在国家主义之下，政治只是被复兴的另一种宗教，而政党则充当了教会的角色。国家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和权威性国家的混合物。国家主义源于早期社会主义理论的几个主要观点[8]：（1）私有制是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2）自由放任的市场导致了经济周期衰退和失业；（3）工人没有经济权力，从而没有政治权力，改良的可能不存在，只能选择暴力革命。这个理论被广泛接受后，又会产生一些心理学的推论[9]：（1）资本主义剥削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2）自由市场是周期失业、衰退和资源浪费和异化的源头；（3）没有市场的必要时，货币的存在也不必要；（4）无情无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将回到霍布斯丛林状态，因而个人主义是邪恶的，必须代之以集体主义。这些不确定的推论导致了一种悲剧性的后果：“消灭阶级，不能用熄灭阶级斗争的办法，而只能用激化阶级斗争的办法。国家的消亡，不能通过削弱国家权力的方式，而只能通过最大程度的强化国家权力的方式……”[10]，继而就是对个人和个性的直接否定。涂尔干认为：权力之所以集中是因为意识在结构上是宗教性质的，处于此种状态下的人倾向于选择一种“不发达的机械式团结”。“权力的集中不是出于高压政治的需要；它源于一种集体意识，权力之所以巨大是因为集体意识发达。”[11]霍尔瓦特说：“敌人在国家主义环境中有很大的功能性价值。他们的存在实际上是领导人政治专制的唯一理由。没有敌人政治专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敌人，也要创造出敌人。”[12]显然，在霍尔瓦特看来，敌人的存在具有动员功能和合法性功能。国家主义之下的执政党具有明显的教会性质，党性论无异于教徒对教会的忠诚。托洛茨基对这种事实有过精辟的描述：“一个人只有和党在一起并通过党才可能是正确的。”[13]这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种结果：泛政治化，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政治的考虑。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是国家主义统治的重要内容，对组织的忠诚和牺牲导致政治变成了宗教，而其成员也变成了教徒，而且是“加尔文主义式的教徒”[14]。不管斯大林模式怎样扭曲了社会主义的形象，人们仍然忠诚的相信这也还是社会主义，尽管他们对此从来没有满意过。霍尔瓦特指出了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1）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是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马克思一个版本，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正宗；（2）斯大林模式的国家主义恐怖，消除了人们批判和怀疑的动机，取而代之的是保持政治的正确性，和党站在一起，以及内心的恐怖；（3）斯大林模式的国家主义从源头上具有社会主义的基因，做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人们的定式思维只接受两种现存的制度形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正是由于人们“对政治民主的嘲弄，对权力的吹捧和对国家所有制、传道的激情一起自然而然的造就了一个集权主义国家。”[15]在那里，“个人被认为是国家的国有财产。”[16]

霍尔瓦特所论述的“国家主义模式”，曾经在前苏联和转轨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广为存在[17]，正是由于这一畸形的政治模式才引发了“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改革[18]。“国家主义模式”作为人类理性参与制度演化的一种组织形式，其特征在于用“国家”替代了“个人”的核心主体作用。该模式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神圣外衣”，包裹了掌控国家政权的执政党或执政党内部的核心领袖的“集团利益或个人意志”；它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自上而下地通过各种行政命令强制地建构国家利益所需要的各种正式制度和法律。国家主义模式要求任何法律和制度都必须服从国家利益，但在这种被极端地发展了的集权体制下，公共权力取得了高于法律和正式制度的地位，进而这种公共权力在国家主义模式下的滥用，就转化为一种新型的奴役，进而导致制度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