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本月初的袁腾飞事件，再一次将当今中国社会在道义上所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尽管我对在我当下生活的这个国度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并不感到意外，但需要有那么几个要素才能组合而成的这个事件，再联系到在这之前所发生的中国政法大学的三博士讲座事件，仍然使我感叹，让我痛心。“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为了迎接一个团结向上的新中国，我们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的。有道是“知政失者在野”。我这些不能郁闷在胸中的话，如果你觉得还有些道理，希望你将这帖子顶起，或者在互联网上作个链接，好让更多人知道。
一 袁腾飞事件说明了什么？
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后，本月初人们开始发现在互联网上有一段在学生课堂上用“暴君”、“人渣”去描述毛泽东以及拿“五千年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个阶段”来形容新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所进行的那段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授课视频已经在网上流传开来；这个在视频中授课的老师，很多人并不陌生，他就是以“史上最牛历史老师”的噱头在互联网上走红的，这之前上过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的北京海淀区某学校高级历史老师袁腾飞。为此，有人在网上将此事向海淀区的政府部门作了举报，而网上回复说教育部门已经对袁本人说服教育了。紧随着的，就是此事在网上引发了在愤慨者和赞赏者之间的相互指责、嘲笑与漫骂。这便是事实上的所谓“袁腾飞事件”。
作为一种解读，所谓“袁腾飞事件”对于我来讲，它依次包括了三个内容：
一是不论袁腾飞是哗众取宠也好，是自身对于历史的一种解读也好，在他否定一切的偏执狭隘的历史态度中去表述的历史一定不是真的，但他就顶着“历史老师”这个名头在给人讲课，且赢得了不少的笑声和赞赏，这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华厦历史上则是真的；二是尽管袁腾飞这个历史老师在这段视频中所讲的这段历史不一定是真的，会在中国社会中起到激化社会的矛盾，但是，就有人要把它传到互联网上流传，这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是真的；三是这种有些不负责任的现象，虽然有人举报，甚至有人希望能够启动法律程序，但结果还是不了了之，说明其危害程度是不及有人在家里看黄片的，这在我们的综合治理中也是真的。
对此，我的感受是：首先，一种由于矫情而不尊重自身历史，不懂得认真去总结历史的风气，正在我们的社会中大行其道，这对于我们要去迎接一个美好未来的华夏族群来讲是危险的。其次，在中西方文明之间，我们为了民主自由，极端地否定自身历史，进而在以西方价值观念来看待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偏执中，以泄愤的形式去挑战自身族群在历史中幸存下来的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这对于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自身特点的中华文明的继续生存和发展，不是一个好的兆头。再次，在我们的社会中，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精神食粮的“伟光正”，在其历史惯性中所能发挥的整合社会的力量正在耗尽，这为我们在思想上从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论中彻底走出来带来了便利，所以不一定就是坏事，有可能真在人们的思想解放中再次为新中国带来新的生机。最后，以西方的价值观念来评判和对待中国问题的浅薄陋习已经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肌肤之中，我们又走到了前进路上的十字路口，新中国的命运，又将要交给华夏的子孙们来选择了。
总之，袁腾飞事件的出现，它向人们表明：中国社会虽然在国际间取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但其由于自身落伍而从内部所推动的社会变革或社会转型，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获得在道义上的统一的，人们要消除目前在社会中因各自的偏执而存在的各种思想派别之间分歧，进而让中国社会获得健康而稳定的发展，或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对此，我认为，人们也不要过于悲观。毕竟现在存在于我们族群中的问题，还只是一个人们的认识水平问题。古人言：“民以信立”。又有言：“先立其乎大者，而后从之”。如果我们不希望中国再次坠入血与火的历史时空，就必须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增长一点智慧，看清一些问题，努力在观念创新中提出新的见解，进而在一种能让人们看见和识得“大体” 的新的文化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完成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最后的政治体制的改革。
二 我们不要做不肖的华夏子孙
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我们要建设一个显示自身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富强的中国，做到真正的“振兴中华”，就需要大量在华夏大地上能活出自身精气神的中国人。这用古人的话讲，叫“民惟邦本”。因此在我看来，未来中国的出路，就在于九个字，“活出中国人的精气神”。这是一种对于人们灵气与智慧的呼唤。我们是不妨去大讲特讲一下“只有活出中国人的精气神，才能拯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我这种提法虽然与只知道“文化保守”的新儒家、高唱要“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改革派、希望明天就“实行民主宪政”的普世派以及仍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恋旧派都有些异趣，但也都不冲突，可相互映照。
正是由于我对中国人活出自己的精气神充满了期待，所以袁腾飞事件让我感到最为郁闷的，就莫过于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如今中国人的浅薄。
就我所感受到的当今中国人的群体性浅薄而言，我认为可以用“不肖的华夏子孙”这几个字去称谓他们。他们不是没有认识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的理智已经被自身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所积淀下来的浮躁情绪与个人矫情所支配；他们没有心情与也没有心思去探寻中国社会在其社会转型中所能以进行的革新，而是在自身对华夏文明缺乏深刻理解的情况下，恨不得一夜之间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就全都欧美化，来实现他们追求先进的那么一个念想；他们已经不只是顾其一点便不及其余的偏执了，而是彻底失去了尊重历史和正视现实的耐性和能力；他们以诅咒造就了自身的那些社会历史为时尚，不过是徒具一架中国人的皮肉而已，早已不知来自于一个古老文明的中国人的精气神当为何物；他们除了听说人应当追求“自由”“平等”之外，对于“本分”“厚道”这些字眼，不仅不明究竟，而且是矫情得快闻到尸腐味。总之，他们是一群儿嫌母丑的人。这些人在立世做人要有自身的灵魂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其精神世界已经谈不上有什么能升化其灵魂的文化底蕴了。因为悠久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在他们的执意排斥中是有也等于无的；而对于西方那同样有着深远历史的文化而言，他们只是在听一听故事而已，并没有进入自身的生活，所以缺少了西方基督的涵养。
在如今的中国人中，许多人去喜欢和讨厌一样东西，都不是因为真正地了解它的状况和懂得了它的价值，只是在吃喝拉撒中凭借自身欲念所支配的一时好恶，在任性而为而已。对于大脑的动用率是很低的。由于谈不上有什么精神生活，进而在生活中便总是需要有什么东西来刺激一下自己的神经，不然生活就太平淡了。人们是在无聊中燥动，又在燥动之后无聊。为了追求所谓的幸福，一些拜金女对待自已的婚姻，是只有对方有钱才会接受的。而对方有钱你就一定是有好果子吃吗？这是不一定的。一个人要在社会中活得自在，且有所作为，我们的老祖宗们归结了四个字，叫“明道守德”。只可惜现在的人们对于“道德”二字，只能给出西方人作为外界约束的解读了，视其是有违“自由”的宗旨的，就很难体会到它作为精神内守在中国社会所应有的份量了。有道是：“做事先学做人”，如果我们真是有责任感要去担当中国社会的道义问题，我真是希望我的同胞们不要把“厚道”、“本分”这几个字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或者是忘得一干二净了。
就如同西方人讲“自由”、“平等”，而中国人会讲“厚道”、“本分”一样，它向我们表明的，是在它们的背后所潜藏着中西方这两种在不同地域所孕育的人类文化。这两种不同地域所孕育的文化，有着它们自身不同的文明属性。这在我们的历史上就曾有过“华夷之辩”。对此，我们是不能视而不见，甚至于置之不顾的。这种异质性的事实存在，是需要我们在对它们有所把握之后去作出价值判断与选择的。
的确，目前中国向前迈进所要解决的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去解决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意识和遭遇到的能象西方那样的所谓“民主”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通过推动自身的政治体制改革去加以解决。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忘记了两点。
首先，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革命也好，改革也好，都是表明中国社会因看见自身经济落后以及文化不发达而有着革故鼎新的现实需要，只是这个革故鼎新而需要转型的中国，它是以中西两种不同文明类型发生了接触、存在着冲突和有待于交融的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为前提的，其中有一个需要人们去对世界现有文化予以消化融合而使之成为自身血液的任务等待完成。中国人作为在人类文明中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文化襁褓中的幸存者，如果只因图一时之快，简单地在西方技术先进和文化发达的事实中就认定只有在西方所发展的文化才有存在的价值，进而随意地将有着自身特性的中国文化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这不仅有宋江之嫌，而且是有辱先人的。因为我们尚且知道人无完人，都各有其优长。难道我们就承认在东方繁衍生存下来的那么一群人，就是一个制造了人类垃圾的劣等民族？华夏民族是世界是最有灵性的族群，在崇尚谋略与智慧的中国人中，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孬种。
其次，所谓的“民主”，不是天生就有的。就西方的那种民主制度而言，其只不过是人们在其原有的社会存在这一基础上，通过相互在经济利益上的搏弈而在社会原有的权力结构中演化而来。如果我们把其视为一种权力系统的架构形式，那我们就不能在社会的结构演化中对自身社会原有的结构形式假装着视而不见。同时，西方社会那原有的权力结构的特点，只是表现为这个社会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日集于市”的各得其所而又势均力敌的状态罢了。假若我们认同只有存在于西方社会的那种权力架构方式才是所谓“真正的民主”，那就无异于承认经受遭受“入主中原”炎黄后人在面对西方文明时，就丧失了自身任何的创造力，只能甘心去做西方人的小学生了，受一点欺辱，听一点话，也就无所谓了；假若我们能够把所谓的“民主”，只看着是一个社会在需要兼顾到每一个人的人格发展及其利益保障之下的一种权力架构方式，那么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首先应当本着自身在人类文明浸润下所已经能够获得的见识，在延续中国传统的历史文脉的情形下，去作出一个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是有所可能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出来，即找到一种能够系属于中华文明类型的兼顾到每一个人的人格发展及其利益保障的这么一种社会价值观念，然后在西方文明的借鉴中，去建立起以能够让这一新的社会价值观念得以生根开花的新体统。
总之，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文化的视角和一个文化的高度。为了树立和保持这样一个文化高度，我认为不论是民主问题也好，政治体制改革也好，我们都可以用“认清西方文明，创新中国体统”这个口号去概述它。
毛泽东有着强烈的迎接华夏新未来的族群情感，曾慨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是他之所以会走向左倾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也想加快完成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许我们应当问一问：中国人为了迎接所谓的“民主”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到如今仍然未能成为一种现实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我们这前进的步伐？
我得到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浅薄，一种人们在西方文明面前所产生和处在的一种有关事物认知能力与水平的浅薄。只是人们不自知，而又自以为是罢了。我们可能都知道一个人对于事物的认识，在其一生中是有局限的；也可能明白我们做人应当是保持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然而，所谓“民以信立”。人们能存活在这个世上，是靠着我们经常用到的这个“是”字在过日子的。如果在生活中感觉到什么是都“不是”了，就绝望了，会选择自杀。所以，人总是要相信些什么的。但人们在自身头脑中所相信的东西，与身外那自身变动着的事情，多数情况下是会以“不是”呈现出来的。因此，一个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便是自以为是。
自力图让中国社会恢复到一种常态的改革派因政治需要而全盘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天真的人们就以为中国社会在进行经济改革，再也没有文化革命了，而且是矫情得听不得“革命”这个字眼，宣称要“告别革命”。其实，可以称为“文化革命”这个东西，它既可以存在于人们的自觉行动之中，同时它也会伴随着人们在生存实践中的所作所为而悄然地在人们的社会意识的激荡中去得以进行和实现。只是可能会换一个字眼，叫“和平演变”。因为所谓的“文化革命”，从其结果来进，它是具体地体现为人们在社会的现实存在中所形成和发生的价值观念的改变。我们可以说改革派在人类现存的价值观念中为了所谓的“思想解放”所作出的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不仅是革掉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命，而且还革掉了新中国所保持和弘扬的追求人格完善的这一传统价值观念的命，革掉了我们为建设新中国而积淀和准备的许许多多社会文化的命，这不也是“文化大革命”了吗？
对于“文化”这个东西，许多人能想到的只是那些可以眼见为实的事与物，或者是能够从书堆里去翻出来的话语与典籍。其实什么是“文化”呢？有人用 “文明以止，化成天下”这句话来解读。但如果我们对这句话再加以一定的消化，也可以说：文化就是人类有关自身出路的智慧和足迹。人们对于自身的出路，其作为一种智慧，它是人们在价值选择中所能见到的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其作为一种的足迹，除了典籍、制度、习俗等社会存留物之外，最为根本的，就是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社会价值观。我们是因为有智慧而得以幸存，又因为幸存着而有习俗。如果我们要继续得以幸存，则需要依靠新的智慧，而不是旧的习俗。
让人遗憾的是，就生存的智慧而言，如今的中国人在中国未来的出路问题上的表现，就如同瞎子摸象的故事一样，是各有所见，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无法在头脑中找到能契合各自价值选择的那么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人们只能是在现存的习俗中，凭借“自由”的信仰而在自己的价值观中各行其事。对此，我们或许是能用一些人所赞赏的“文化多元”去言说。然而，就如同一个人的脑子里，对同一事物不能装进两种事实判断，否则就会遭受灵魂的煎熬一样，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都要自由地将社会带向各自的方向，其结果必然是相互间产生不断的矛盾与冲突。比如，在我们赞美那个所谓的“自由”的时候，我们能容忍以权谋私的自由吗？我们能容忍强取豪夺的自由吗？我们能容忍唯恐天下不乱的自由吗？或许我们因为还有着善良的愿望，是可以做到容忍的，但在这容忍的过程中，必然有怨气的积蓄和道德的沦丧。试问：一个在崇尚自由中失去了社会正气的社会，还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吗？
自以为很高明，其实只不过是有那么一孔之见的肤浅认识罢了。这就是浅薄。象袁腾飞那样，浅薄而不自知，在自以为是中只顾着一时得意而不顾及其行为后果和影响，这就不只是浅薄的问题了，而且是轻浮。袁腾飞的视频，之所以会演化成一个引发了争议与声讨的事件，不只是人们听到了他一大段对毛泽东本人及其事业的侮辱，更刺激着人们神经的，是这个“史上最牛”的他，是顶着“优秀历史老师”的光环。一个历史老师去对历史说着不尊重历史的话，让人悲哀；而一个浅薄轻浮的人以历史老师的名义去讲述被人为扭曲了的历史，则容易误导他人。这是所有还明白一些事理而又有责任感的华夏子孙们所不能容忍的。
在中国人中，象袁腾飞所表演的那样，用其所能想到的刻薄语言去诋毁开创了新中国历史的历史人物及其历史选择的人，是大量存在的。之所以会这样，我们也只能说这是由我们这个社会培育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开创的那么一段历史，不仅其后继者在改弦易辙中要去彻底否定它，紧随着后继者之这一否定的是，那些在观念上因后毛泽东政权的失信于民而介入到了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中所存留着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这一“主义之争”的人们，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存在夺去了他们所向往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的历史时空而需要泄愤般地去予以否定。由于有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再加上一个社会总有那么一些哗众取宠和说话做事不经过大脑的人，所以在中国社会中因人们不能正确地理解我们的历史而出现妖魔化为自身开创了独立地位的毛泽东这种事，不仅不足为奇，而且还成为了一种时尚。也正因为他们感觉到在现实生活中好象是能够随意地做到混淆黑白、指鹿为马，所以才会在欺世上无人的得意忘形中，去把历史当作一种玩意儿。
就如同我们曾形象地用“大锅钣”去描绘激情燃烧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状况一样，对于目前取得了所谓具大经济成就的盛世中国，其在“和谐”与“自由”名义下对于各种行为表现的容忍和放纵，我认为是可以用“不成体统”这四个字去形容的。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发展到这样的境地，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与虽原来获得过信任而现今已经是不能取信于民的执政党的“腐败”与“强权” 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但如果我们能清楚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它只不过是中国人的一个社团组织的名称而已，那由原来的中国人所结成的“共产党”，与由现今中国人所结成的“共产党”，是已经过了三四代人了，就应该想到这不是一个“党”的问题，而是一个“人” 的问题。“党”叫什么名是没有什么关系，关键是如今的人们都能看到些什么和想到些什么。同时，作为一个从历史中走过来的这么一个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他们也不是脑残，不知道中国要走向所谓的“民主”，他们那被人看作是“强权”的东西，只不过是中国社会在他们的作为下走入了历史前进的困境之后所余下的，在自身价值选择的惯性中所唯一能够做的，尽力维持一下社会的稳定而已。即不论你是什么党，只要是处在这么一个位置，都只能是这么一种表现。因为人们在道义选择上的矛盾，是不会自行消失的。
路是一步一步走的，饭是一口一口吃的。如果我们真要对现实有所改变，让其往文明的方向发展，抱怨和鲁莽都是没有用的，得依靠能照亮我们前进之路的智慧。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就应该懂得去尊重历史和反思历史，并在其增长智慧的过程中，持一种发现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的态度。
纵观我们所走过的历史，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发展到如今这因“俱不足信”而“无法无天”的道德沦丧的境地，前面我已经提到，这与西方文明在一夜间的闯入中国人的生活之后因中国人自身的浅薄引起的。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文明闯入中国这一新的历史时代之后，其心智世界，一方面是在价值判断上，因中西方之间的文明类型的差异而使得人们在各种价值观的冲突中，成为了对事物的好歹缺乏判别能力的幼儿；一方面在事实判断上，因一时不能消化自身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变故，而处在了那种在事物面前只能够看到一些表皮而不能把握其整全的认知水准之中。这种不论是对自身文化，还是西方文明，都只是有着一些肤浅看法的整体状况，让中国人在原有历史文脉中所俱有的灵性与智慧，不是在先进的西方文明面前有所长进，而慢慢地丧失了。
不尊重历史，在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中去割裂历史，这是目前顾其一点而不及其余的中国浅薄者的总特征。人们在追求新的价值观念的问题上，由于自身“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缺乏对于自身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进而在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下，有意无意地割断了如今新观念与自身原有的历史文脉之间的联系。这种情形，使得我们在需要重新建立的观念体系面前是近乎无知，用一句十分难听的话讲，就是“有娘养，无娘教”了。而在把握新生事物的问题上，人们由于无法在短时间内去完成对于西方文明的整全认识而不做到有选择的吸收，只不过是热衷于追赶时髦而已，由此便在自身强调经世致用的价值观时，就只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西方实际都有。这种情形，是让我们习惯了人云亦云和吃嗟来之食。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是见风就是雨，就是人云亦云，说话不经过自己的老壳。但就是这么一群人，捡到一句西方人的“自由”，便认为自己可以开始无法无天了。对于有关社会道义的问题，人们虽然知道自己要独立，要自主，但我们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自本主 ”，即真正是出之于自己在社会现实中创生出来的主意了。因为西方似乎能给我们带来一切，完全能够满足我们需有米下锅的要求，所以在追求西方文明的时尚中，我们已经是中国人的身子，西方人的老壳；用的是中国的汉字，传播的是西方人的判断。
也正是由于人们已经早忘了自身的家园为什么叫“中华”，进而其人生境界，在追求富强的经济生活中，便堕落为“只晓得吃饭”了，所以才会在只知“与狼共舞”的社会生活中，置中西方文化之间所存在的文明属性的差异于不顾，而把西方民主的“三权分立”羡慕得不得了。我们可以说如今中国人的浅薄，就在于他们在自以为是中，忘记了中国人所追求的“人性”，是指向人格完善，而不是自然本性。他们虽然酒足钣饱，但却是既没有获得西方基督的滋养，又丢失了传统中国人本色的精神贫乏无聊的种群。这也难怪乎他们会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们所走的，其实是以“团结友爱”为真正诉求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这种事视为反人性了。
我也知道西方社会比我们的“无法无天”强多了，我也知道西方民主比我们的党天下的文明程度高。但有道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我们是有着自身深厚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的前提下，我们中国人要想活出自己的尊严，只是想到我们要独立自主而不希望别人来干涉自己的内政是还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去体现出自身因为有着独特的文化底蕴而可能获得的超越别人的智慧。这是因为在人类的文化中所凝结的，就是人类为自己寻找出路的智慧，一个有文化的人，是应当在其生存活动中通过一定的智慧来体现的。根据我对于中国理想未来的把握，我坚信，中国人如果能自觉地扎根于自身的文化土壤，一定能够创新出比西方民主更文明的所谓“民主”的制度出来。用毛泽东充满信心的话讲，就是“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为世界人民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的方向问题，是我们中国社会要转型成功的政治命脉问题。这就如同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样，毛泽东之所以将“文化大革命”视为其人生中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在于他是拿出了气魄和决心要来自觉地解决有关新中国的这一政治命脉问题的。就让我们作好思想准备，以中国人所拥有的灵气，在新的社会文化和新的社会价值观中，去参与到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吧！“认清西方文明，创新中国体统”，这就将是一位历史中的老人，在其暮年所预想过的那一“会再来一次”的文化大革命”。
三 我们应当从新中国的成长史中长点智慧了
对于袁腾飞事件，多数感到愤慨的人，想到的都是如何去惩处一下这个袁腾飞，而少于去追究究竟是哪些别有用心的人将这样的视频上传到互联网上来传播的。至于我们今后究竟可以看清和选择怎样的大体来消解目前中国在道义问题所潜伏着的社会危机，从而让我们的新中国更加健康地成长，我想就更少有人去深思并在反对声中检讨自己了。
自从西方的枪炮让中国人开了眼界以来，中国社会有关“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就一直没有断过。所以，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的社会实践中遭受到挫折进而在中国社会失势之后，人们看到中国社会因需要恢复到一种常态而返回到了“与狼共舞”的市场经济，并由此取得了被人高看了一眼的成就，便在一种把“自由竞争”当信条的思潮中，开始拿那种需要为自由竞争开路和保驾护航的所谓“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来审视我们的历史了。这就不怪乎那些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会去想：既然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中国得到大发展，那要是在中华民国时没有共产党出来搞马克思主义耽误这么多年，或许我们早就象台湾一样实现民主了，而且还不知会发展得比现在有多好。他们真是痛心疾首啊！恨不得一脚把这个共产党踢出地球。其实我们只要去过一过脑子就会知道，这些浅薄的人，已经是置两个历史事实于不顾了。一是中国的社会革命是民族矛盾而非阶级矛盾所推动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社会的独立自主会怎样去解决？二是中国社会能有如今的发展，它是要以人们在激情燃烧的毛泽东时代，通过勒紧裤腰带所打下的经济基础为底子的。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那段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能让我们走到今天的那些经济底子，有哪些人？以及会怎么样去完成？是象台湾那样依靠美国吗？
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中华民国，以及之后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都是缘于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孕育了大量具有侠士人格的华夏子孙。他们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华夏精神，站在历史的风头浪尖，铁肩担道义，舍身救国，收拾旧河山。这已经是在实践着我们如今正在向往着的“民主”了。如今我们在意识形态中所称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好，“资产阶级革命”也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好，“社会主义建设”也好，这都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因所选目标的差异而使用的一些词汇。其实，人们都只是怀揣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希望在那些自以为是的西方列强面前，能够站立起一个不再被人欺侮的强大中国。是他们为我们赢得了今天。他们这样一种要在中国社会去争取“民主”的行为，使其在中国所要施行的“民主”，有着怎样的特点呢？那就是一个还只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中国社会，其在落后于世界这一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民主化运动，它是以在传统人文精神激励下发扬“路见不平众人铲”这一价值观的知识分子为有生力量；是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实现民族自强这一“大义”；是以公共的利益为出发点；是把打击和限制那些不利于民族自强的自利行为作为自身前进的目标；是要在维护公众的权益中去限制强势者的私权。这是与西方在保障私权中去限制公权的那一民主制度截然相反的。这是为什么从毛泽东嘴里说出的那个“民主”，要和“专政”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恃强凌弱的所谓“自由竞争”的世界，会跟人们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造谁的反？就是造那些置公共利益于不顾的强势者们的反。
但可悲的是，享受到了那些在受到过凌辱的先辈们是为了我们而创造出的这些成果的人，就因为这些先辈们在为了赢得美好明天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段为如李敖所说的“被马克思的理论骗了”的经历，如今很多都因为不明究竟了，信仰出现危机了，而一下子只愿或只敢相信那些在西方自由竞争中存在或呈现出的“民主”、“自由”而成了“世界公民”，不去理解中国社会是为了什么而走上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不再是象我们先辈们那样，在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之中，仍坚定不一地为了民族自强的美好梦想而继续为新中国寻求自身发展的出路，反而把先辈们这种要尊严要自强的想法与作法，说成只不过是一种有碍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广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为此，毛泽东就自然成为他们所要反对的这类人的总头子而欲消除其影响了；并干出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
例如，今年四月在政法大学中华文明通论授课组主办的“历史与现实——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三博士谈”讲座中，这些共和国培养的博士，这些共和国最有知识的人，他们在研究历史中用了什么方法呢？一个是表明自己就是为自己谋利的，所以只能从常人的角度去理解毛泽东是一个自卑的人，大概是毛泽东作为只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小知识分子，在他这样的一个博士面前是傲不起来的；一个是从山地风水去揣摸和比较蒋介石与毛泽东性格，认为毛泽东只是在有着很深很深溶洞的小山沟里长大，其为人深不可测，让人可怕，而蒋介石则有一个风景不错的家乡，为人就有一种大海般的情怀，所以中国的失败，就在于蒋介石败了，可惜的就是其作为一个博士，还没有去研究为什么蒋介石会败；一个是将我们先辈们奋发图强的愿望放在一边，终于通过研究发现了毛泽东是没有把民主当作目的，即不是象他那样，是认为只要把西方的民主制度照搬过来就万事大吉了，也不知他是视而不见，还是他们完全忘了，中国人追求民族自强的过程，实际就是从主动向西方学习并想着如何将“自由”与“民主”搬到中国来开始的，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拿来主义”。
我们是拿到现在也没有拿来的。但即使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拿来，人们能想到的还是“去拿”。为什么？是我们中国人要尊严要自强的志气与追求不利于“普世价值”的推广吗？不是的。正是这种天真地认为只要把西方的民主自由照搬到中国来，我们就一定会发展得跟西方一样发达的简单化的思想，才使得我们在中国的自由民主化的进程累累受挫。这是因为西方那既成的，所呈现给我们的所谓“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它是在人们自身有着“自由”的权利这一社会基础为条件的，是以保障个人权益而限制公共权力为特点的。这就如同我们商量在这个假期是去黄山还九寨沟一样，可以说它是“自由”之后的“民主”，可以指定你有什么权力，他有什么权力；而我们要在一个原本专制的只有一个私权在行使社会管理公权的社会来实行“一切权力归于人民”的“大家作主”，则是以我们自身原本就没有什么“自由”的权利可言为前提的，我们只是在“民主”的号召下通过公共利益的诉求，来为自身寻求“自由”的空间罢了。当我们只是拿着在“自由竞争”中所呈现的那一所谓“三权分立”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入主中原时，对于在中国社会的专制的权力结构中体现为唯一的那么一个既是“私权”又是“公权”的拥有者来讲，你的“自由竞争”式的争权争利，其性质是以“私权”换“公权”，必然会遭到原本也有着“私权”的强势者们对于自身既得“公权”的维护而顽强抵抗。因为他也是“自由”的，他也要“民主”。你能找一帮人“民主”，他就不能找一帮人来“民主”吗？从而这种简单化的，拿来主义的，企图照搬西方式民主的作法，必然是在原本只有着唯一“公权”的社会，演化出无法在人们的“民主”名义下去区分出欲夺权者是要的“公权”还是“私权”这样一种结果，从而带来大家都只是以“民主”为名义的你争我夺的混乱局面。你要搞这一套，我要搞那一套。如果不是把政治当儿戏，就只有枪杆子出里面政权了。如今一些要“民主”的人，不也是指望共产党下台吗？他们是不能想象如何象台湾自由主义者李敖所说的那样，“与共产党交朋友”的。
社会的“民主”，是要以我们有着自身的“自由”为基础的。所以我们要让中国社会能够民主化，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公共利益的诉求中去为自身首先争取到可以去“自由”的空间。这是一条在社会公共利益的诉求中通过限制私权来获得公权的道路。用李敖的话讲，就是“内求诸于已，外求诸于宪法”。由于这个过程，我们是无法逾越的，所以西方社会作为其发展结果所呈现给我们的那一依靠私权去限制公权的民主制度，如果你想搬来，至少是一夜之间不能完成的。与此同时，“民主”的目的，是要发展我们的“自由”。从中西方作为两种不同的文明类型来看，我们所要走的民主之路，也当且应当是一条需要维护好公共利益的通过限制私权来保障公权的民主化道路。即一方面我们在公共利益的诉求中通过限制私权来获得“民主”这一公权，并为自身获得“自由”发展的私权的；而另一方面，随着我们在“民主”中所获得的“自由”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所获得的去“自由发展”的私权，仍然将是在“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中，拿来为着自身仍然需要的在公共利益的增进中去继续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一目的，而选择保障公权而限制私权的道路，向着更加文明的方向迈进。这种通过限制私权来保障公权的民主制度，虽然已经与西方依靠私权来限制公权的民主制度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它们的可行性，却是各得其宜的。因为这种“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正是我们传统人文精神中“识大体，顾大局”这一观念在新时代下所获得另一形式的体现。即这两种民主形式的不同，只是一种西方人在“自由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需要唯得是图的价值观，与中国人在多次“入主中原”的“激烈竞争”的历史中，认为一个人总得讲一点礼义廉耻的价值观之间的差等。而就这两种民主形式的联系而言，我们则可以拿有一个人的变化来予以说明，这就是我们曾经以“经济伦理”之名为人们的自利行为鸣锣开道的茅于轼先生，现在为了政治的昌明而又希望共产党能与他“养成讲理的风气”了。这是一个进步。但给人的感觉，他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中国人是讲理的，也是靠讲理来为自己获得康宁的。这种崇尚“讲理”而在道义中生活的文明，是与西方人崇尚“权益”而在契约中生活的文明有所不同的。这种不同，它是以不论你是否认识到它而自身存在着的。中西方文明类型的不同，我们可以分别用两句话去表征。即华夏文明的特点在于“我们是人，不是畜牲”；而西方文明的特点则是：“上帝会宽恕你们的！阿门”。我们需要宽恕的精神吗？我们是非常需要的。但中国人能相信上帝会保佑他吗？我只能说早在我们的文明开始，我们就已经“绝地天通”了，或者说，我们的文明就是从“绝地天通”开端的。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
我们作为讲究“志于道，据于德”的中国人，在意识到自身落后之后，是应当虚心向西方学习的。不过，从“拿来”的意义上讲，我们去“学习”的正确方法，不应是生吞活剥生，死搬硬套；而应是深刻认识，消化吸收。如果是消化吸收，那我们与自身有着的历史文脉就还是相连的；如果是死搬硬套，则不仅可能我们去学到的东西，只能是其肌体中的一些皮毛，而且还有可能因为一个人的头脑里只能装进能够一以贯之的东西，让我们是拣了些芝麻，却又丢掉了西瓜。正所谓“不是东风压到西风，就是西风压到东风”。
从我们所经历的历史来看，自辛亥革命以来，在中国社会中，只有孙中山与毛泽东这两个人，是站在历史的前沿，通过自身对于西方外来文化的理解，而在结合中国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有关中国未来文化的独到的见解的。由于他们的见解，根置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之中，所以受到了人们的追随，刮起了一阵东风。而在余下的时空中，不论是大陆还台湾，都是在追赶西风以求取经济发达的经世济用中，接受着如今的价值观念与我们原有的历史文脉之间的那道裂隙究竟应如何去予以愈合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孙中山和毛泽东对于未来中国的把握，都因其在吸收西方智慧时所受到的历史局限而与改造中国的社会实际擦肩而过，但也唯有他们才在弘扬了传统的民族精神的新价值观中唤起了中国人的团结努力。
中国人的团结努力，为什么会在新中国所走过的六十年历程中，为我们上演了一场从道德至上到道德沦丧的历史剧呢？这其中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其西方的价值观及其文化土壤的局限而存在着自身的理论缺陷之外，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在“拿来主义”的思维惯式的影响下，因为对于自身的传统文化缺乏深刻认识而没有能够让其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思想资源，在中国社会的出路上得到很好的运用和发挥。这个问题，是通过中国文化传承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究竟应当是“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得以体现的。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现在有许多人在研究，观点各有不同。比如海外新儒家杜维明先生，便认为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与其在对西方的批判中可以满足我们民族主义的需要有一些牵连的。而我认为，这只是问题的表面。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主流的一个反思，其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下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名言，体现的便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是可以与儒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观念进行对接的，既符合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可以让人预想到将它拿到中国来的可行性。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它们究竟应选择怎样的融合？
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其直接影响，是俄国革命的成功；而第一推动力，则是国民革命在民主自由问题上的失败。马克思对于西方的批判，我们是只能用来理解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念为什么会那样坚定。由于当时中国人的眼睛是一致向外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所以在有意识的拿来思想中，未来中国的文化，就在以西方为主体的文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这里的误区在于，将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国化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受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是怎样的限制而失去自身的灵活性，而且也让丰富的中国文化简单化和单一化了，丧失了自身本有的生命力。其实，我们如果是要真正做到在中国社会中合理地吸收马克思主义这一优秀文化给予我们的思想资源，就应当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脉，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融入到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中而成为自身的血液，对此，我们可以称着“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这个用语，似乎是将中国文化简单化和单一化了，而实际上，由于其保存了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地位，所要解决的只是我们将什么样的中国文化，以及怎样的方式来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所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化”则只是代表着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发展方向罢了。
从后来人们对于毛泽东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指责来看，虽然毛泽东自己所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用词，但从他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作的探索来看，我是相信，他所实行的，实际就是“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才会在人们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存在错误之后，一直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表述所存在的自身缺陷的局限和困扰，并在其失去了文化高度的经验主义的艰难探索中，一方面给人们带来思想的混乱，一方面也因其作为理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定格而让自身的努力在“名不正，言不顺”的各种失误中失信于民。
那么，假若我们从“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这个角度来看待和考虑中国的问题会怎样呢？我认为，如果我们从“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这个角度来看待和考虑中国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在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存在错误之后，就那么轻意地放弃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们就可以将马克思“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价值观念，作为我们去建设所谓“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而为了在中国社会能够保障其“一切人都以促成每一个的自由发展作为自身得以自由发展的前提”成为现实之风，就必然要以“共同促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需要大家共同担当的社会道义，并在表现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及“穷则独善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这么一种侠士精神的社会土壤中，发扬人们的自主自强的创造热情，去建立一个“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发展”的“明道正谊”的以“对话协商”为特点的社会民主制度。这样的“社会主义”，用李敖的话讲，就已经“跟马克思说再见”了。而从其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要落实到每一个人所获得的权益来看，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与何新所倡导的“国家主义”，而不是与马克思所反对的“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概念。我们所要反对的，只是那些置“共同促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社会道义于不顾的自利者。因为“政治”这两个字，在中国人传统的社会生活中，并不是在权益的博弈中去作为“经济的延续”的来理解的。所谓“政者，正也。”虽然其中少不了权力的争夺，但总体是以行王道，正人心为基本内容。即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手段去树立天地之正气，替天行道，这才是中国人所讲的“政治”。
总之，中国人要在世上活出尊严，是必须做一个不愧为中国人的中国人的；而要做一个不愧为中国人的中国人，则又必须在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上对自身文化有一个认识和把握，进而占据一定的文化高度。对于中国的美好未来而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所应做的，就是借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树立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的毛泽东志气，发扬不畏强势，不怕困难，不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的毛泽东精神。
四 我们是要建设一个独立自强、团结友爱的社会
我们是从中国社会的历史中走来的。我们在先辈们怀揣着强国梦想而去争取民主与自由的不懈努力中，从一个快要被西方列强瓜分完了的贫弱的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旧中国，经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历程走来，如今已经是一个能够在世界上独立自主地去追求自身幸福与尊严的新中国了。然而，当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领导人们“其兴也勃焉”地建立了来之不易的新中国以来，我们在共产党带领下经历了“人民公社”和“共同富裕”这前后相继但又有所不同的两次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与道路的探索与努力之后，仅仅短短的六十年，一个团结向上的新中国就在人们感到无力控制中，因为社会合力的丧失而走到了分崩裂让人感受到所谓“全面溃败”的境地，并潜伏下再一次被强势者们所瓜分的危险。这是为什么？这是应当引起人们深思的。
我们可以说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便决定了我们对于未来中国的不同选择，也由此决定着新中国今后的命运。
对于新中国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人们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四种看法：
一、我们后来所选择的走“共同富裕”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问题只是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共产党因权力高度集中而制约了人们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所以我们只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善一下“民主”的问题，就完美无缺了。我相信持这种看法的人，数人头，可能不少。他们的正确性只在于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而错误则是意识不到自己所存在的“示民以利”的问题，自恋式地执着于什么“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来维持着共和国的性质及其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由此，不仅在“失信于民”中让社会问题越积越深，而且也在鼓励人们自由竞争而“先富起来”中，陷入了要施行“民主”不能保证“共同富裕”，要“共同富裕”，就不能“完全民主”的死胡同。
二、造成中国目前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加深，是人们后来否定公有制而鼓励私有化的结果，我们必须要回到毛泽东的道路上去，民主的问题要缓行。这是极左派。只能看作是有着恋旧的情绪。起到让人们不要忘记过去那段历史的作用。因为过去的那段历史，有我们需要继承的东西和学习的经验，但它已经证明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地方，是需要我们去总结教训而奋然前行的。我们不可能回到老路。
三、中国共产党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只是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当，是不切实际的，我们既不要提走什么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能让共产党一党独大，我们就象台湾那样，按照西方发展的道路走就是了，天是塌不下来的。这便是因为自己知道西方有一个“宪政民主”，就认为自己看到了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的普世派。这样去看问题的人，在去想了一点问题的人中，是占了大多数的，是左右目前中国命运的一支强势力量。他们认为天塌不下来的原因，可能就是如袁腾飞所表现的那样，认为可以把中国社会在共产党带领下所走过的那段路程，不当一回事，人们虽然有着跟自己不同的看法，但今后一定会进化得跟他们一样的。这纯粹是一种掩耳盗铃的作法。因为社会两极分化的问题，不是实行一个“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就能解决的。这是明眼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他们在走极端中，否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这段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会象袁腾飞那样，去得出中华民族是猪一样的民族的结论，而且，他们极力地去推行来源西方的普世价值，从而让新中国去革掉中国几千年历史文脉的命，如果得逞，日后的外国人，也会认为中华民族，包括这些去推广了他们的价值观念的人，就是因为是猪一样的民族，才会俯首称臣，而葬送自己的文明。
四、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出现目前这种状况，是因为人们在追求“新文化”的运动中，否定了自身的文化传统的优秀部分而丧失了传统人文精神或者说自身文化的主体地位的结果。这是认识到我们要有所“文化保守”的所谓新儒家们的看法。他们希望人们要有所“文化自觉”，回到自己传统的“王道”的思路上来。可惜的是，我们究竟应如何面对现实的民主问题，他们是提不出答案的。只是有人想着去搞一搞什么孔教。算是能为普世派补一个救吧。就象如今的中医，可以在西医们对人们的病患无能为力时，让人们再去找他们调养调养。
中国人本来是很圆融，很有灵气的，可人们在一知半解中受到西方非真即假的形式逻辑的影响之后，不仅把中国人的那点灵气叫做了“朴素的辩证法”，而且在学到的东西中，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走极端了。
我跟普世派的人们一样，也是认为如今改革派无论在社会主义理论上怎么有中国特色，其安邦治国的指导思想是存在问题的；也是认为中国的未来相对于目前的党天下而言，是要实行宪政民主的。但我不会将共产党领导中国人的奋斗历程一棍子打死，也不会抛弃自身所拥有的古老文明而跪拜在西方人的创造中。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再有错，其也是领着中国社会处在走向文明进步的进程之中，也还在坚持着协调发展的理念，只是对其还没有一个清醒的把握而已；西方的“三权分立”再好，也改变不了其在自由竞争中自私自利的价值追求，改变不了马克思对自由竞争的批判，我相信世间还有比“三权分立”式的宪政民主更加文明进步的宪政民主。
我们的社会已经在人们为追求民族自强而寻求民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经由“威权”的过渡，迎来了如今能够把胡锦涛叫做胡哥的可称为“常人政治”的今天了。如果说中国的未来是事关我们大家的事，胡哥说，我们要“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我认为，这是一个中国人面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时，对自己的同胞所说的一句十分中肯的话。如果我们要“民主”，要共同担负起有关国家前途与命运的责任，就应当在思想认识上去努力地去做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这件事。
事情其实是很简单的，只是人们因为自身的认识水平问题而去把它们弄复杂了；所谓的真理也是很简单的，只是人们那么努力地寻找真理，如果太简单了，便认为不可想象。
我们在受到马克思主义及其俄国革命的影响，知道了一个可能比现代西方社会更文明的，能够在公有制中通过实行计划经济来协调发展社会经济的社会之后，便开始了自身的百折不挠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与探索。我们通过毛泽东时代的实践，发现了公有制是“见物不见人”的僵化之物，发现了那人为的“计划经济”从根本上就背离了社会经济状况是按照自身的内在联系在自然地发展着这一实际，是无法去做到有力地保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的，所以，进入邓小平时代之后，为了这个“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我们加进了“商品经济”，加进了“市场经济”；我们不受苏联垮台的影响，在“共同奔小康”的路上“走自己的路”，在将“物质”与“精神”分成了“两手”的情形下，不仅非要把自己的东西去贴上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而且在不停地追问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终究是思而不得，用而不当。人们已经失去耐性了。因为邓小平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
如果我们不是要总想着去帖上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而是要努力设法走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什么样似有似无的“社会主义”呢？我认为，如果我们从文化保守主义者这个角度去看，可以说在我们原有的有着“朝议”这一传统的“集议制”的专制制度中，将原来帝制中的那个皇位，换成“公众”，就是“社会主义的”了；如果我们从执政党要带领人们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角度去看，可以说把中国社会建设成一个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共奔前程的大家庭，就是“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从宪政民主派需要干预公共事务而限制特权势力膨大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我们在安邦治国中大家都拥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权利，以及能够做到遇事讲理，对话协商，没有大牌，不看脸色，就是“社会主义”。即这样的社会主义，用中国的思想观念讲，就已经不是一个“王道”的问题，而是一个“公道”与“大道”的问题了。
在我看来，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让社会一致地向着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这个方向努力，就是一个进步的文明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性质，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主义”，但我们不一定非要去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我们只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经济需要协调发展的启发罢了。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公有制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在西方社会出现的。马克思所看到的社会经济需要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西方只是发展出了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这些东西而已。
我们可以说，保证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的所谓“社会主义”，是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施行的。因为中国是处在一个与西方异质的文明中。如果我们从茅于轼先生“要养成讲理的风气”这一觉悟来看，中国人是讲理的；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强调的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以人们的道德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这一条件来看，中国人是可以做到以天下为已任的。我们可以在讲公道和行大道的制度构建中，经由人们共同地去促成每一个的自由发展的努力，而在正确地去做正确的事这一原则下和人们自己去教育自己的过程中，去满足社会经济需要协调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
西方人不能办到的事，中国人有可能办到。这对于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容易四分五离的问题而言，我们可以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而对于马克思所展望的文明来讲，我们则又可以说“只有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它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社会主义了，而是依赖于东方文明而得以发展的一种社会主义。对此，我们自然是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也正是因为只有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才有充分的自信而认为中国人民一定会为世界人民作出更大更新的贡献。
但是，如果我们用自身对于“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解，来反观我们目前的中国，可以说，我们是离“社会主义”是还差一大步的。就如同西方受马克思的影响，只是发展出了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这些东西一样，我们在共产党的带领下，也只是在追求强国的梦想中，经由“公有制”这个东西，而在有意无意间走上了一条国家主义的道路而已。即我们新中国所呈现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失误，都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因为在自身原有的家国结构的观念中，没有分清“个人”、“社会”、“政府”、“国家”这四者的关系，而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一条国家主义而非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由其内在衍化的必然性所决定的。比如，现今所谓的“和谐社会”这个观念，其在“以人为本”中，就并没有能够座落在有关“人”的生存状态如何这个上面，而只是体现出了国家主义的一种视角。只是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我们目前带着强烈执政者意志的国家主义，虽然与我们心中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些距离，但相对于军阀割据的旧中国而言，我们是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了。这一大步的迈进，是得益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懂得和掌握了“团结就是力量”这一思想武器之后才换得的。
对于所谓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我们原来只是因为受俄国的影响而在强国的道路中去谈论它的话，我们现在去言说它，则应当是放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这个大背景下来考虑了。它不仅是我们去建设自身美好社会的一种手段与策略，而且也是人类未来的一种文明形式。对于这种文明形式，我们可以说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让我们知道了市场经济必须在协调发展中才能得到健康发展的道理，而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则让我们知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谓“公有制”的虚幻和中国人所表现的“人心齐，泰山移”的真实。
一些人认识不到这种文明形式与他们所知道的“普世价值”的差异，认为蒋介石的失败就是中国的失败。而实事上，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较量，不是性格的较量，而“同志们跟我上”与“弟兄们跟我上”的较量；是人要有一点精神与人只知道求利益之间的较量。毛泽东的胜利，不仅是中华民族反分裂主义的胜利，更是中华文化能够获得新生的胜利。
我们是必须“以人为本”的。从经世济用的角度讲，我们在未来社会中所要追求的，并非只是GDP的高速增长，更实质的，是要给予我们安定、繁荣、幸福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东西。因为发展生产力，并非是我们自身的目的，而只是我们能够得以幸存的手段。面对着我们目前社会所存在的两极分化以及弱势群体在社会中的凄惨处境，我们共和国的温家宝总理，发出了“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有光辉”的声音，尽管这些用词，有着义务推销了“普世价值”之嫌，不如“公道正气比阳光还要有光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气息，但也不失为给我们的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毛泽东曾告诫人们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如今我们对所谓的修正主义也有了一些认识，所以面对着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也可以讲：我们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国家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让问题透明，不要搞遮遮掩掩。总之，从我们要在中国的未来中所作的价值选择来看，我认为，我们是要建设一个独立自强、团结友爱的社会。对于这个社会，我们可以用“有良心，有公道，有尊严”去表述它。
五 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文化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中进行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于在中国社会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都习惯于摇着头讲“没有办法，这是体制的问题”。这不论是在改革的年代，还是在后改革的时期。若问：“我们的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得到的回答，或许只有一个，即“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这也不是我管得了的事！”现在口口声声喊着“民主”、唱着“宪政”的人，想来他们是要去管一管这体制出了问题的事了，但他们是否真的就清楚了我们的体制是出了什么问题呢？从他们只是想着要将现有的一切都甩开的作派来看，他们是并没有想得很明白的。这就如同邓小平当时下决心去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时，其对于我们所要去建立的那个需要为经济服务的体制，并不是已经弄明白了，所以才会有所谓“后改革” 一样。
我们要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事关社会是否能够得到健康稳定发展的大事。我们如何去改，是需要有指导思想的；要有指导思想，就涉及到一个价值判断；要作出一个价值判断，就涉及到世间的价值观；涉及到世间的价值观，就涉及到了人类的文化。因此，可以说中国历史留给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表面上看是只是一个关乎政权的问题，一个关乎秩序的问题，一个关乎法治的问题，然而从它的深层结构上讲，则是一个关乎文化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关乎文化的问题，我认为，我们至少在三个方面需要弄明白。
首先，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下，在中
国社会为我们所建立的这个新中国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一堆人们不愿再看到再闻到的臭狗屎吗？我想，对于它在实际存在中的性质及其演变，我们是可以去讨论，去批判的；然而，我们不能抹杀的是，我们之所以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其所要表明的，就是这样一个政权，它已经不是只满足于去推翻一个帝制而迎来一个所谓的“民主”的政府了，而是还要在民众自身对于社会发展有选择权的社会生活中，去为社会不再出现弱肉强食以及两极分化现象提供有力的保障。这用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讲，是这个国家有了反掠夺反压迫反奴役的社会意识而选择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用今天认为有着“普世价值”的话语讲，就是这个政权除了要讲究自由民主之外，还要讲究公平正义，持续发展；若以传统的历史文化去看，就是这个社会比原来那个中华民国，在“义”字上有了一个更为高远或更加文明的价值取向。对于这样一个较中华民国更为高远或更加文明的价值取向，如果我们先把它去叫做什么放在一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也好，“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好，还是“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也好，而只是单就这一价值取向而言，我们认不认同？如果你不认同，或者对此根本就视而不见，只知道以民主为目的去搞什么三权分立，那作为政权的把握者，自然是要反抗的。这谈不好谁是反动。因为，自由也好，民主也好，它们都不是我们的目的，而只是我们去生活得更好的一个必要条件，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应当如果去运用好自身在社会中去争取到的有关自由与民主的权利的问题。“自由”二字，有两层涵义，一是自主，二是有活动的空间，并非是任性而为；而“民主”二字，也包含有两个内容，一是自己有要求有主张，二是有关公务的治理权在公众，这里存在一个如何去组织的问题，并非是没有专权就可了事的。
其次，如果我们都认同社会不要有两极分化，而要有所谓的“公平正义”，那么，对于这个应当是“公平正义”的，而不仅仅是“自由民主”的社会，我们能用什么名称去标榜它？是不是因为共产党曾经用过了“社会主义”这个词，我们就不愿，或者不能用它了？我认为，我们是不应当因为如今共产党所领导下的中国，已经是又回到如国民党时期的官国了，就不去用共产党已经用烂了的“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来为自己张目；相反，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从它的基础、目的及其实现条件去看，都是离不开“社会”二字，进而只有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才能准确地表述它，那我们就应当高举这个旗号，并用这四个字中所蕴含的道理去与共产党对话来获得自身的民主与自由。即我们所要的民主，是要去跟共产党理论我们究竟要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一道路的民主。这个“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既然是在摸索，就不能只由共产党人单方说了算。如果他们要一直沿用什么不争论，是行不通的。“不争论”，纯属一种霸王作风。
第三，如果我们是要在由官与民所组成的社会中，通过既不是官本位，也不是民本位的，而是以公民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体现为一定生存质量的这么一个社会为本位，去追求社会每一个人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所谓“公平”以及由此而让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得到保障的所谓“正义”，那原先也追求过所谓“公平正义”的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有着我们可以去加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呢？我们能不能因此而将共产党人也视为我们要在“民主”中去追求“公平正义”的老大哥呢？尽管他们曾经犯了不少的错误。我想，如果我们是真心去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共产党的经验和教训是应当汲取的，不然就成了无源之水了。同时，我们也应当把共产党视为是我们在追求民主中去获得公平正义的先驱而尊其为老大哥，不能将之排折在我们所要追求的民主之外，除非是他们自身不认同我们所要高举的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这一“社会主义”旗帜。
我们是从可以称为“中华官国”的中华民国走来的，我们在经过了一段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革”之后，目前又回到了比中华民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华官国”了。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原来那实际是“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不仅延续了我们在传统中寄生于“为民作主”的那一“官本位”的文化，而且也在“发展生产力”的名义下，为那些作为组织者的，高高在上的，公务与私务无法分辨的官僚们的大量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中国从一个追求民权的民国，发展为以国家至上的这么一个“国家主义”的国度，可以说是由四个因素促成的：一是人们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观念的影响；二是我们有着朝廷至上，政府至上文化传统；三是我们的社会有着在百废待兴中尽快强大起来的现实需要；四是共产党是以人民谋利益而诞生的。即由于人们需要服从于大局，共产党又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为了国家的富强，走一条以公有制为目标的，在民主中需要集中的，由共产党掌舵的，全民所有的，共建共享的发展生产力之路，似乎就顺理成章了。这里面的东西，从文化上讲，其要点就在于一个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因为要团结一致嘛。
尽管这一切对于我们刚刚从专制制度的思想文化中走过来的人们来讲，是再自然不过的是了，但它自身所存在的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在随后的生活实践中便分别以三种极端的形式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这是因为，尽管毛泽东所领导的队伍是为了国家的富强，是为了工农的解放，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但在传统家天下中所形成的打天下与坐天下的观念影响下，共产党队伍中的特权思想及其在所谓“民主集中制”中的官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这三种极端的形式或表现是：
一、作为导师的有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丰富经验与重大成就的毛泽东，对于自己在需要集中也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中所存在的特权思想与官僚主义伤透了脑筋，但又由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关系，自身在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与“国家主义”的本质，以及这“国家主义”与传统专制制度的内在联系的情况下，一方面孤立地将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视为是现实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主导的结果，一方面又执着地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视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进而走上了一条脱离实际的以“公有制”为依托的改造人们世界观的“继续革命”的道路，并最终以极大的勇气发动了“踢开党委”的，“造反有理”的，旨在向自身所缔造但却压制了人们的创造激情的官僚体制发起冲锋的，让“当权派”成了首要的革命对象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也好，局限也好，就在于我们的导师是找到了要去革命的现象，而找错了我们要去革命的对象，从而偏离了我们要攻击的方向与目标。因为，这不是一个处于那“集中”中的“司令部”的事，“当权派”的事，而是这一“集中”本身的事。
二、作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处在体制之中当权派，由于自身在思想上是做不到有象毛泽东那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的，也想着自身如何过日子，所以这样的立场让他们感受到了毛泽东的不切实际。他们认识到要真正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只搞思想教育是不行的，必须还要有物质刺激，重视人们对于自身的利益的追求；而且，从人们是要过日子的这个角度来讲，不管白猫黑猫，我们只要能够去把社会生产力发展起来，满足了人们的物质与文化需要，大家就可以皆大欢喜了。要做到这一点，打破原来的僵局，就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一方面是以“不搞群众运动”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以“发展生产力”为理据来满足人们过日子的需要。如今一些人是富起来了，但在国家政权把正确引导人们的精神追求放在一边而好象人们是“只知道吃饭”式的“示利于民”的格局中，整个社会则为了那人们所要的“先富”，正在付出丧失正义的代价。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改革的失误在教育”。其实，是人们忘了一个问题，即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三，作为在国家至上而有着官民之别的民众来讲，人们在这种国家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体制中，除了感觉到自身是被政治绑架了之外，是感受不到能够让自身要去主宰自己的命运的那样一种自由的天空的。因此，人们在不明白如台湾自由主义者殷海光先生所讲的“‘一盘散沙’式的生活不能算是自由”这句中的道理的情况下，将那在历史上把理性和责任视为真正自由而试图在必然中去找到自由的毛泽东视为自由和民主的敌人。人们除了在道听途说中通过骂人来发泄心中的不满之外，便是置挷架者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于不顾，只知道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了。而只知道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则要么让他们恨自己是生在中国，成了一个中国人，要么就是走极端地要另起炉灶另开锅。这种情绪的漫延，又让执政者为了维稳而加速地集权。他们唯独不知道和不愿去做的事，就是去对那在我们的社会中因不能是“一盘散沙”而需要有所“集中”的那种“形式”或者“体制”应当怎样的问题给予思考和讨论。
其实，这个“集中”的问题，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去看，其作为一种存在，可以说是一个关乎“义”的问题；其作为一种目的，又可以说它一个关乎“智”的问题。这个需要“仁且智”的问题的存在，是要求我们在自由民主的追求中，去处理好个人与国家，国家与政府，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而处理好这些关系的关键，就是我们要在权力与义务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价值追求与生活质量之间取得一个好的平衡点。我所讲到的“团结友爱”的问题，就是由此而来。因为，我们可以说“团结友爱”就是已经“集中”了的体现。
中国文化，在其人本位而非神本位中，是一个有着“义与利”结构的文化，如果我们要将西方的自由民主搬到中国来健康成长，是必须通过“集体主义”才能中国化的。与此同时，对于在西方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来讲，我们也是可以将其看作是西方人在西方“逐利”的社会中，开始提出了一个“义”的问题了。
假使我们是为着一个“义”字，要去建设一个所谓“团结友爱”的社会，这个“团结”，还是要在“国家主义”中去“团结”在以谁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吗？我想，如果我们已经明白“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什么东西了，那我们就只能是在忠于自己的前提下，团结在能够达至“团结友爱”的那些原则之下。即这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对于我心目的“团结友爱的社会”，我是这样认识的：它是以民众的权益为本位的，以成就他人就是成就自己的理念为道德基础的，以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为基本内容的，以促成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而以共同促进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作为行动指南的民主国家。这样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它便完满地解决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问题。
在中国社会追求和发展这一相对“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放在华夏文明的历史中去看，可将其视为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所要去完成的第三次社会文化的大革命。这次大革命，是以中西方文明的交汇为背景，以自由和民主为主题，以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为目标的。与此相映照的前两次，一次是以“绝地天通”为标志的“王道”的确立；一次是以“内法外儒”的“官本位”为标志的“中央集权制”的产生。
对于我们在第三次社会文化的大革命中所要成就的社会，毛泽东曾用“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句话去给予表达，但终因体制的错误而未能得到实现。对于这样的畅想，我们应如何去进行制度的构建呢？谈到自由民主，人们在没有看到就等于不存在的思维模式中，迷恋那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立”，其实，在“三权分立”中施行的那一所谓“民主”，只不过是一种“政党政治”而已，其对于人们的“自主”来讲，只不过是在做一种人们提供了几种答案的选择题而已。毛泽东说，共产党也有被消灭的一天，如果我们的眼睛能够往前看，能不能去考虑施行一种可以在问题面前做思考题的民主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其思路，毛泽东曾有过一个“踢开党委闹革命”，邓小平也有过一次“党政分开”想法。这些灵感，如果将其理论化，可以通过“党政分治，绝地天通；遵从公告，自我教育”去表述。即我们要有政党，但不是要在“权”与“利”的思维定势中去搞政党政治，而是要在“理”与“势”的理论框架中去搞按“部”分“责”的参与政治。政党的作用只在于辩明真理而归属于“天”，而政府的职责，则是在于执行由公民的选择所决定的带有大趋势性质的公共决议而归属于“地”。其中间环节，就是可以视为“圣人”的那一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了。在这样的“含三为一”而“鼎足三分”的体统中，最高权力机构的组成人员，只能是通过由最高权力机构组织的由下而上的推举与竞选产生，同时，最高权力机构所做的事情，除了做好公务员的人才蓄备外，就只是去形成公诀和发布公告罢了。这便是真正的“集体领导”，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真正的“六亿神州尽舜尧”。
总之，我们要去讲的“社会主义”，从其以社会公民为本位的角度讲，它已经不满足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样的空话了，而是在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担负着去共同促进每一个人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义务下，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着掌握公权和行使公权的权利。人们在“都有活路”的“公道”中，都拥有获得一份工作和保护自身财产不受侵害的经济权利，都拥有表达自身看法和批评社会作法的文化权利；都拥有随愿结社，推举委员，提交议案，提起公诉的政治权利。人们通过拥有这些权利，在促成每一个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的“利义兼顾”的“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在人们对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充分的意见表达中，经由毛泽东总结的“团结－批评－团结”这一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形式，让社会得到平稳健康的发展。
毛泽东不是人渣，他是一个耳聪目明的中国人，一个大公无私的中国人，一个站在人类历史的浪尖俯瞰世界的中国人，一个震憾了世界并影响过世界的中国人；毛泽东也不是暴君，他是一个革命家，一个历史的弄潮儿，一个拥有过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的革命队伍的领袖。曾经呼喊过“人民万岁”的毛泽东，其所犯的错误，是在于他急切地希望通过直接的改造人的方式去达到改造我们社会的目的。他已经因改造旧社会的挫折而走下神坛，但也会因迎接新社会的胆识而走上中国社会的圣坛。毛泽东已经去世，已经把中国未来交给我们。只要如今的中国人，不要把粗口当豪爽，不要把无知当英雄，不要总想着拣点现成，中国的未来就有希望了。如果我们能够在争论与交流中，达成“反对国家本位，反对生搬硬套，反对骄横跋扈”的共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在现有的国家机构的基础上，从完善政协制度和开放党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