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纵学术抄袭比抄袭本身还要坏

杨于泽

       今年3月，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指控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博士论文《反抗绝望》涉嫌抄袭，引发热烈讨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林毓生近日公开呼吁，清华大学有政治与道德责任尽速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否则清华大学校长就是未能负起责任，应该自己下台。

       清华是国内顶尖高校之一，抄袭丑闻曝光已近3个月，校方听之任之，毫无愧怍之色。现在连美国华裔教授都看不下去了，林毓生又是在中国媒体撰文，又是在北京大学隔墙喊话，要求清华采取行动，而且还拉上余英时先生附议。国内学术丑闻，正在产生跨国影响。

       如果说汪晖涉嫌抄袭是一桩学术丑闻，则汪晖涉嫌抄袭没人管，当局只作壁上观，实际上是更严重的丑闻。汪晖的事是一个人的事，没人管，没有机构过问，却是一个体制问题。任何林子大了，都会有抄袭的鸟；但如果林子庇护这种鸟，这种鸟就有可能占领整个林子，那就成了林子本身的悲剧。

       如果我们不想和世界上最腐败的学术共同体比烂，我们很难想像，还有一个文明国家会像我们这样对学术丑闻不闻不问。近邻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一度被其尊为“克隆之父”与民族英雄，后来有人揭发其论文涉嫌造假，首尔大学没有护短，司法当局更以欺诈罪论之。但在我国，因为抄袭被开除公职的教授几乎没有，因为造假被司法追究者更属闻所未闻。

       我们对学术丑闻的放纵，不是偶尔为之，而是“持之以恒”，形成燎原之势。仅去年先后曝光的学术丑闻就有：辽宁大学副校长长陆荣杰被指抄哲学论文，西南交大副校长黄庆、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抄博士论文，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也卷入抄袭丑闻。除个别人被处分外，多数丑闻不了了之，卷入者官照当，“学问”照做。其垂范效应，我们不难想像。

       有人把学术丑闻多归咎于学术制度建设滞后，而归根结底，则是体制内羞耻感丧失，大家是非不分，对抄袭者抱着一种理解、同情的态度。在潜意识中，有些人甚至有相互比烂的冲动。别人闹出丑闻，正好给自己开拓出一片可以施展的天地。不追究别人，就是给自己留下道义的空白，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就体制而言，现在各级权力是只对上负责，而处理学术不端事件，目前尚未纳入上对下的考核指标体系，既然上边不考核，执掌权柄者又何必当回事情来做。现在在人耳边嚷嚷的，不过是几家媒体、数名学者，甚至不过是几名外籍华人。当道既然不必向上负责，难道还要向民间好事扰嚷者负责不成？

       汪晖“逍遥法外”，足证我们社会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责任体系。在好的责任体系中，任何权力不仅对权力体系负责，而且对人民负责，承担道德责任。管理有其道德的基础，并且有着道德的目的，它必须把社会生活组织得更好，符合人的“良好愿望”。有人犯错，有人干坏事，却没有人纠错，没有人制止坏事，这正是责任缺失，导致负责者缺位。

       在国内，人们对大学寄予特别期待，可悲的是，大学也是一种可以不负责任的机构，对民意和道德不必负责，对上也不用负责。没有责任感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没有责任感的大学，亦复如此。于是文抄公当校长，或者校长变成文抄公，对于大学来说不仅不有失体统，而且相当地门当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