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突出前沿重点项目，兼顾民间创新成果
众所周知，“举国体制”的核心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就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推动前沿科技和核心技术的发展进步，随之形成自己的科技与工业优势，不再受制于人。
重振“举国体制”，显然是要给国家科技专业团队提供坚实保障，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比较世界科技前沿的发展道路，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不乏前沿科技来自民间研究成果的典型案例。比如，一百年前人类第一架飞机，是由英国莱特兄弟自主研究出来的；1980年代美军最早的“精确制导”前沿方案、技术、系统，是来自民间某科技人员突发奇想的研究成果；众所周知的微软dows电脑操作系统，是彼尔·盖兹放弃大学学业而自发地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开发完善与市场推销。
可见，科技前沿，并非专业团队能够绝对垄断与独享，一些超一流的科技思路与解决方案，恰恰不乏来自交叉科学条件下的民间研究成果。在追踪科技前沿、超越科技前沿的道路上，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团队与个体之间的界限划分。因此，在重振“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今天，在突出专业团队优势作业发挥的同时，务必不可忽略民间的前沿研究成果。对某一个来自民间的前沿科技成果的发现与支持，或将开辟出一个全新的产业与一系列新产品，这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基本特点。
显然，如果失去对民间科技的关注，必将失去一个广泛的思路启发与成果获得领域。近些年来，冷静细看来自网络的那些民间科技思路与初步成果，不难发现他们的潜力与挑战力是强大无比的，它们中的一些精华，只需略加一点引导或启动力量，都可能爆发出意想不到的潜在威力。
二、风险投入与股份投入
风险投入或者是科技孵化器与股份投入方式，是现代科技研究与企业运行发展的有效模式。除国家尖端科学技术外，对于大多数的前沿科技研发，引入风险投入或股份投入模式，对课题选择、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成果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
这样一来，至少能够排除科技“两张皮”的被动局面，能够将有限资金转化为最大化的运转动力。课题与股份，职责明确、风险共担、成果共享、利益共分。没有钱，难搞科研；太多钱，干扰科研。
三、确保产品军用优先
前沿科技成果，最具实用与超前价值的用武之地，往往在军事与国防，而现代军事，恰恰离不开前沿科技坚强有力的支撑。现代文明，几乎任何前沿科技都能够直接用于军事国防。
纵观美国科技与军事结合的道路，一个最突出特点，在于前沿科技成果首先被军事享用，然后逐步推向民品，分享给社会与大众。前言科技成果社会化应用过程中，其中一个值得学习的特点，在于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与营消。从过去的民航发展与轿车普及到今天的“手机、网络”等等，无一例外地不是先军事后社会，先前沿占领后规模效应。
科技前沿成果首先用于国防军事，后用于社会民间，其最大的效应，在于始终先让国家 “长骨头”，再让国家 “长肌肉”。 “长骨头”，强我长城，杨我军威。“长肌肉”，助我经济，推我富强。也即，能够让国家机器始终位于世界前列，随之而来，发展社会经济，服务大众百姓。
科技前沿成果首先用于国防军事，一个优势还在于能够获得坚实的资金保障、市场保障。尤其是新产品，一方面社会市场往往需要一个培育的缓慢过程，另一方面，新产品需要及时优化与多方面适应。
四、注重产品民用梯级转移
过去的“举国体制”尽管能够集中优势办大事，但那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科技成果在用于国防军事之后，其产品的更新换代和社会化的转移方面，显然有太多的制约。因此，逐步让最新最前沿科技成果服务社会，造福人类，是现实并迫切的。
今天重振“举国体制”，需要面对与克服的，就是要坚决放弃过去计划经济的老模式，引入风险投资与股份参与的现代模式，要在前沿研究与应用、服务社会与效益创收等方面，让科研机构始终在前沿领域“有活力、有后劲、有财源、有生机”。前沿尖端科技成果的社会化转移，既要规模化，更要梯级化、持续化。
五、人才管理不妨引入专家参与
就中国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而言，其管理职能部门中的管理人员团队，很难找到来自理工科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在高层干部（人事）管理机构，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在重振“举国体制”的道路上，在专业人才的管理与发现、推荐与选拔、任用与激励、重用与晋升等人事管理工作中，很有必要引入专家参与其中的科技人才管理机制，随之更好地适应当前更加广泛与深刻的后知识爆炸时代、网络革命新时代。
现行的中高级技术职称答辩制度，其实就是专家参与人才管理的最好方式之一。具体操作中，只要将人才使用的建议权有效地开展起来，不断并广泛地发现与推举出各类前沿研究型人才、专才、通才、特性人才，其实并不难。
六、注重“举国体制”的商业效应
重振“举国体制”，除了已经确定的那16个重大科研专项外，商业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不可忽略。也就是说，在如何树立国家级知名品牌并走向世界的道路上，“举国体制”潜移默化的推动与综合效应，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财富资源。正如当前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那样：没有国际品牌，中国将依然是位于低端的世界工厂。值得肯定的是，中华牌汽车的多规格（型号）发展，已经正在起步。
毫无疑问，“举国体制”突出的商业效应，一是要在一定广度上普及这种思想观念。二是要有国家媒体积极主动的推举。三是需要政府采购的强力支持。四是国内广大用户，要有使用国产品牌的亲切感、自豪感、荣誉感。
其实，我们许多产品已经从质量与安全可靠度等方面，追赶上国际水平，一些国外知名品牌直接从中国购买产品而在国际市场上贴牌销售，就是最好的例证。当然，大头利润已被别人通过品牌而轻易赚走。
显然，建立并拓展自己的知名品牌体系，是重振“举国体制”道路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重振“举国体制”，是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一个良好转折点，尽管走过一些弯路，但毕竟从新回归。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二〇一〇年六月八日 于中国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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