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涉嫌多处抄袭一事，引发“倒汪派”和“挺汪派”针锋相对的论战。7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一封63名中外学者签名附议的公开信，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开展调查并迅速公布调查结论。随后，近百名海外学者联名致信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称在汪晖的著作中没有发现任何剽窃现象。而校方则对是否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未予正面回应。（7月11日《京华时报》）
    “倒汪派”连续数月的抄袭指控，“挺汪派”连续数月的辩驳反控，以及当事人连续数月的沉默不语，使得这一原本应该简单明了的学术争议异乎寻常地变得复杂起来，并成为媒体舆论的关注焦点和公众视野中的热议话题。而“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普遍心理和常识判断，则使得这一事件在尚未定论时已顺理成章地“被发酵”成为一起典型的学术腐败案例。
    因此，无论汪晖涉嫌抄袭案最终是否坐实，事情本身所引发的广泛关注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公众对学术界声誉的怀疑和信心跌落，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也发现，与此如出一辙的是，近年来媒体曝光的学术腐败案例，大体上都经历了这样一种长时间的“真假莫辨、黑白难分”的过程，而正是这个过程持续放大了学术腐败案件本身所具有的对公众信心和社会诚信底线的杀伤力。
    换句话说，学术腐败与各式各样的腐败案件一样，如果能够得到及时、公正的惩处，则其本身的杀伤力是有限的，不仅腐败者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而且对民众来说也是一种信心的呵护。反过来，如果不能得到迅速查处，或者案件查处不公正客观，则孤立的学术腐败案件，就可能慢慢发酵成为公共事件，从而形成对我国学术界整体声誉和对民众信心的莫大杀伤力。
    汪晖涉嫌抄袭一事之所以持续数月之久，甚至引起中外学界名流的公开论战，不能不说与学术组织和学术管理部门的暧昧和“不作为”有着直接的关联。如果南京大学中文系王彬彬教授举报之初，就能引起汪晖所在的清华大学校方或者高等教育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切实查处，并给予明确的结论，事情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这种不可开交的地步，也更不可能对公众信心造成如此戕害。遗憾的是，有关方面却放弃了作为学术管理者和仲裁者的责任，一直视若无睹，任凭汪晖事件在网络和媒体上持续炒作和发酵，从而让汪晖事件的杀伤力得以放大。甚至到引发国际影响的今天，有关方面依然对是否“立案侦察”未置可否，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事。
    汪晖事件从一件普通的涉嫌抄袭案件，上升成为一种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乃至在国际学术界形成某种负面影响，充分说明我们的一些学术组织和学术管理部门至今仍处在“稻草人”的自我角色定位上，未能真正担负起澄清学术环境、公断学术争议、呵护学术声誉的神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