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世东

楚长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城，其最西的起点在今天的竹溪县关垭。此说首先要追溯到公元前611年。在很早以前，秦楚之间并不交界，至少可以说在竹溪关垭这个地方不搭界，秦楚之间分布着许多诸侯国。此关垭并非楚国拥有，而是属于当时处于秦楚之间另一个诸侯国——上庸。公元前611年，楚国赤地千里，大旱成灾。这时，介于秦、楚、巴三强之间的庸国趁机攻楚，不料反被以楚为首的多国部队所灭。巴国在战争中获取了鱼邑这块土地。而秦国从关垭出兵攻打庸国，撤军时为了联合楚国对付晋国，将关垭留给了楚国，秦楚这时有了交界。楚人为了保住关垭这一带的安宁，防御秦国的进攻，就采取了一个长久的万全之策，那就是修筑楚长城。

中国最古老的长城楚长城在十堰有十三、四处，总长100多公里，断续分布在竹溪、竹山、郧西和郧西等处，仅竹溪境内就有四处，而关垭一处最为关键。关垭位于湖北省的竹溪县和陕西省的平利县交界处。这个关垭形如一个马鞍，它的前方是正南面，连接着山宝寨；它的北面即马尾巴处，连接着擂鼓台；坐在马鞍上，左手一指即湖北省竹溪县城，右手一指则是陕西省平利县。在楚长城中作为防御体系的关隘城堡多得不胜枚举，但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有居庸。庸，即竹溪、竹山古地名。秦吕不韦《吕氏春秋》中记载：“山有九塞，大汾、冥厄、荆阮、方城、崤、井陉、令疵、句注、居庸”。当时秦国攻打楚国，主要有四条路线。一是自北部洛阳南下有三鸦路孔道和马市坪孔道，二是自东北由陉山至方城县孔道，三是自西北蓝田，从峣关，过武关孔道，第四条线，就是走关垭。

关垭在秦国统一天下战略格局中，地位非常显要。一则它与秦、楚、蜀三强交界，今日被称为一脚踏三省，昔日则是军事、政治和外交的敏感地区、是非之地，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二则它处于中国地理上的中心地带，其附近的鸡心岭被视为中国地理中心的标志点，关防据险扼要，集山、寨、水、堡、城于一体，加之周围层峦叠嶂、峭峰绝壁环绕，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占尽难攻易守、进退自如的有利形势，拥有它便拥有了镇国的擎天一柱，失去它便会留下亡国的心头之患。秦老将王翦为了攻取关垭，曾绕过竹溪的关垭，走峣关，过武关，从关垭的背后袭击楚军，最后夺回关垭。楚军失去了关垭屏障，不久就被灭掉了。

正因为如此重要，所以，据史料记载，楚怀王时期竹溪关垭就曾有过四次易手。比如，公元前312年，因为张仪帮秦国游说，欺骗楚王，楚怀王同秦军作战而败了，败了之后就割地让关，那一次关垭就被让给秦了。随后秦楚又通过外交途径和好，秦使者宣称，如果楚怀王愿意同秦国友好，愿把汉中这一带一半的土地让给楚国，包括把关垭这个地方送还给楚国。至于楚顷襄王的时候，竹溪关垭也多次发生易手。

关垭就是这样一块被秦楚两国你争我夺、不断易手的地方，更是一块被战争反复蹂躏、被硝烟层层笼罩、被战火彻底烧焦的土地——早上还是秦人在这里埋灶做饭，晚上就是楚国的军队炊烟缭绕，“朝秦暮楚”便是由此而来。战争既是杀人机器，同时也是一所特殊的学校。生活在战争铁蹄下的竹溪人为了生存发展，也在战争中学习适应战争，形成了特定时空下的独特的生存智慧，那就是：一旦城头变换大王旗，只好风吹杨柳两边倒。当秦军打来的时候，就换上秦国的门牌，插上秦国的旗子，穿上秦人的衣服。晚上楚军打来，则换上楚国的牌子、楚国的旗子，穿上楚人的衣衫。这种情形，可以说是“朝秦暮楚”一词的连带引申。

时势造就英雄，时势也培育风尚。战争在造就竹溪关垭人“朝秦暮楚”生存智慧的同时，也培育了战国时代一代人的人生选择和价值取向。最能体现“朝秦暮楚”精神的便是战国时代以苏秦和张仪为代表的一代纵横家的行谊了。为了追求势位富贵、功名利禄，一代大策士苏秦早期效忠秦国，主张连横策略，积极出谋划策，推动秦国打击消灭齐、楚、赵、魏等东方六国；一旦他的计策没被采纳，并且本人也遭冷遇，苏秦便立即改弦易帜，由主张连横击楚改为主张合纵灭秦，由亲秦变为亲楚、由仇楚变为仇秦了。张仪则恰恰相反。早年他投靠效忠楚王，积极推行合纵方略，一旦受到楚王误会漠视，便立即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转而投靠效忠秦国，由积极主张合纵方略转到绝然相反的连横方略，由楚国的最大朋友变成楚国的最大敌人。他们的人生轨迹可以说一个是朝秦暮楚、一个是朝楚暮秦，不断变化的是能够赏赐他们福慧的主子，而永远不变的是争名显贵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北宋著名文学家晃补之，在首创“朝秦暮楚”这个成语的时候应该有这个意思。他所说的“托生理于四方，固朝秦而暮楚”，[1]正是指的这种情形。可以说，苏秦和张仪的行谊也是“朝秦暮楚”一词的重要历史注脚。而后期在比喻某些人缺乏信仰和主见、反复无常的意义层面上形成的“朝秦暮楚”一词，正是对以苏秦和张仪为代表的一代纵横家的行谊直接引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