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2010，《为什么中国企业家要独裁？》，《北大商业评论》，第7期，124-128页。(* 此文概括了作者和潘慧合著的《政企纽带——民营企业家成长与企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的主要观点。由编辑部整理成文.)
为什么中国企业家要独裁？*
国外的经验研究都表明，民主型的决策方式更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似乎越是“独裁”，企业的绩效越好？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在企业的发展进程中，企业家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过程中，企业家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到底遇到了什么障碍？企业家参政议政是否会使社会利益的天平失去平衡？
在熊彼特之后的经济学研究里，企业家的作用被严重地忽略了，业界认为，企业的绩效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而在管理学领域里，企业家的重要性却被提到了很高的位置。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已到经济学与管理学握手的时候了。
握手前，应该先了解彼此在实证研究上的进展。
管理学里非常著名的“经理封顶定理”概括了企业家对企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通俗地说就是：一个企业再好好不过它的经理，一如金字塔再高高不过它的塔尖。彼得·德鲁克也说过，一个企业只能在企业家的思维空间之内成长，一个企业的成长被其经营者所能达到的思维空间所限制。
管理学家们比较重视企业家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找到多维度的指标来验证这一假说。Baum于2001年把企业家因素纳入到研究企业成长的框架中，发现企业家的个人能力，比如环境诊断能力、机会识别能力、产业特殊技能，能够直接影响企业绩效，而企业家的个人品性，比如个人魅力、工作努力程度、战略眼光，往往有利于公司战略的实施，从而间接地影响企业绩效。Waldman把企业家分为交易型和领袖型两种类型。交易型企业是在既定的系统和文化之下工作的，而领袖型的企业家（charismatic leadership）则善于描绘任务的愿景和意识，表现决心，以及传递对于高绩效的期望，他能使追随者们对领导怀有信心，对自己的存在感觉良好，并产生强烈的钦佩和尊重。研究还发现，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领袖型的企业家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
相比之下，经济学对于企业家的重视有点姗姗来迟。长期以来，经济学先是从生产函数入手，从投入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生产率水平（包括规模经济）和制度环境等方面形成了分析企业绩效的基本框架。之后，公司治理理论认为，企业的治理结构对于企业绩效有重大的影响，而企业家只是在企业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之下工作的，企业家之间的差异性被淡化。
从2003年开始，有国外经济学家将企业家引入了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中。他们采用企业家和企业相互匹配的面板数据，跟踪了职业经理人在不同企业任职的经历，发现职业经理人的固定效应在企业决策行为和绩效的决定中非常显著。然而，他们只是把企业家因素当作一个“黑箱”，并未找出企业家究竟通过什么途径和机制来影响企业绩效。有人从人力资本和社会经济特征的角度研究了企业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企业家的教育程度和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同时，企业家建立广泛社会关系的能力也影响到企业发展。其中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政治纽带（political connections），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在中国，政治身份可能是替代法律的一种保护企业的机制，有利于企业获取资源或发展企业。
“独裁型”企业家更利于绩效提升
2005年，我们在广西柳州进行了一次企业与企业家调查，建立了一个综合的企业绩效决定因素的实证模型，关注的重点是企业的主要领导者——总裁或总经理——的决策方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调研共回收813份有效问卷。在我们的企业样本中，国有企业只占了2.46%，最多的是私营企业（50.13%），大多数企业具有3-20年的历史。其中，男性企业家占75.77%，女性企业家占24.33%，年龄分布最集中的是41-50岁和31-40岁，企业家受教育程度以大学学历为主。
结果发现，除了企业家决策方式、教育水平和政治身份以外，其他企业家特征对企业绩效并无显著影响。我们试图进一步解开企业家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黑箱”。
Rowe和Boulgarides将个体的决策风格分为四种：指示型风格的人，办事有效率且有逻辑，由于对效率的关注，导致他们会在最低信息量时做出决策，一般来说具有这种作风的人是独断的，需要权力，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独裁型”；分析型风格的人一般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并对备选方案进行更多思考；概念型风格的人倾向于使用来自多种渠道的数据，并会考虑很多备选方案，他们关注的焦点是长期效益，而且他们擅长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行为型风格的人通常会关心下属的幸福感受，并接纳他人的意见，倾向于关注短期效益，这种类型的管理者努力回避冲突并寻求被人接纳。
调研发现，在四种决策方式中，企业家决策方式类型比例最多的是分析型，占了34.69%，其次是指示型（25.83%），后两种相对较少。
那么，不同决策类型的企业家所在的企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呢？从图表中来看，指示型决策类型企业的利润均值明显更高，分析型的企业次之，其他三种类型的企业利润均值都比较小。再比较一下企业的资产规模，指示型、分析型和不明型的资产均值较大，而概念型和分析型较小。
表：不同决策风格的企业家所在企业的经济指标均值
指示型（独裁型） 分析型 概念型 行为型 不明型
利润均值（万元） 237 147 76 58 47
资产均值（万元） 3001 3447 1023 647 3492
资产负债率均值（%） 37.35 39.28 23.90 44.65 38.99
从性别来看，相对于男性来说，女企业家决策方式为指示型和概念型的比例更高。从年龄来看，指示型中20-30岁和40-50岁年龄段的比例要高于其他三个年龄段。从教育程度来看，指示型中比例最高的是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企业家，也就是说，随着学历的上升，独裁的风格更突出。
我们引入了一个企业绩效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得出了企业绩效的计量结果，证实了企业家决策的方式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在上面四种决策方式中，只有指示型决策方式在不同的模型里对企业绩效均有非常显著的正面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企业家的权威性对于企业绩效的重要性，而且指示型决策方式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实际上，这个结果也是合理的，当市场、体制、宏观、政策等因素导致中国企业决策面临不确定性时，企业规模的增长将会放大这种不确定性，如果指示型的企业家更能够有效地应对决策的不确定性，那么，规模较大的企业就更需要企业家的这种决断力了。
独裁的决策方式是否成功，严重地依赖于企业家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研究发现，教育程度越高的企业家，当其决策方式为指示型时，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越大。
长期以来，国外的经验研究都表明，一般来说，民主型的决策方式更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2003年，Gompers通过对美国1500家大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管理者权力较强的企业具有更高的企业价值、利润水平和销售增长率，更低的资本开支，更少采取公司并购策略。Miller研究了企业采取科层与专制的好处，他认为，“如果企业的管理者允许其他雇员插手企业的决策，就会导致组织的不稳定、不明确、低效率或易被操纵。企业若要把分工专门化、互相依存的团队生产的效率潜力变成现实，不仅必须建立权威的群体决策结构，而且必须集权化。”他同时也指出，“尽管专制可以提供给企业所需的统一性和一致性问题，但同样不能解决导致市场失灵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非常的专制权威，是获取明智决策所必需信息的障碍。……信息不对称、垄断权和团队生产的外部性使市场、讨价还价和投票制序失灵。它们也给管理者带来了危及科层健全及其利益的日常两难困境。”
之所以我们得出了与国外经验相反的结论，首先可能是数据和指标定义的问题，也可能在于中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企业生存环境不同。在现阶段的中国，大多数企业无论是技术研发方面的硬实力，还是管理营销方面的软实力，和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尚有不小的差距。在这一阶段，学习和模仿行业内先进企业的技术、管理手段，是缩小和先进企业差距的最优途径。相对于自主创新路线而言，采取“跟随模仿”策略对企业的要求更多的是企业的执行力，企业管理中的信息复杂程度低，这时，独裁型的企业家在企业中往往享有绝对的管理权威，独裁型的决策方式有可能通过减少决策时间，提高决策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但是，随着企业实力的提升，差距逐步缩小，通过模仿所取得的收益就会越来越小，此时就必须走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道路，来继续推动企业发展。也就是说，当企业从跟随者成长为领跑者后，创新就成为保持企业生命力的主要手段。在这个阶段，企业管理中的信息复杂程度大大提高，对员工的激励显得更为重要，民主型的决策方式更有利于激发企业内的创新活动，也就有利于绩效的提升。
换句话说，在中国企业目前所处的阶段，企业决策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不是来自创新和技术，而是来自市场、体制、宏观、政策这些方面，所以，企业家个人的决断力至关重要。但以后，随着企业发展阶段的推进，当企业决策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创新和技术时，企业家的决策将需要来自各类技术专家的知识，这时，有利于收集专业信息的民主型决策方式将成为主流。
在中国，企业家指示型决策方式的重要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家拥有一些资源有关，比如政企纽带，这类资源会影响企业的发展，而且是个人拥有的，难以继承，这就使得企业家的指示型决策方式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提高了。
“关系”是企业的“双刃剑”
如果将中国经济比喻成一辆奔跑着的汽车，那么，政府提供了道路，劳动者是这辆车的各种“部件”，而企业家则是“司机”。
企业的发展最为直接地体现了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所取得的成就。未来，如果没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中国将不可能成为领先于世界的经济大国。对于企业这辆快跑着的“车”，理解政府和企业（企业家）的关系，就像理解司机和路的关系一样，成为研究中国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政治配置经济资源。企业家的独裁型决策方式之所以重要，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政企纽带完全依附于企业家个人，企业需要将决策权赋予企业家来充分发挥政企纽带的作用。
有学者观察到，市场化的私有企业必须在预算硬约束下运营，不得不自力更生，因此，它们只能维持小规模，并且投资不足。于是，许多中国私有企业试图通过寻求与地方政府的紧密联系来弥补这一缺陷：要么为地方政府提供的市场进入和政策保护支付“管理费用”，要么为获取更多支持而以集体企业的名义登记……中国企业的主要个人关系在于地方政府而不是其他企业。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刚刚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有不少借助“戴红帽子”的方式来寻求政治庇护以及获取当地政府在能源、金融等稀缺资源供应上的支持。随着非公有企业在政治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以及外部市场的日益完善，企业就有了摘掉“红帽子”的想法。
缺少“红帽子”的民营企业并没有因此与政治划清界限，相反，非公有企业的企业家们开始越来越主动地加入参政议政的行列。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调查显示，在 1997~2004年间，私营企业主担任各级人大代表的比例从10.3%提高到了18.2%，担任政协委员的比例从22%上升到了30.6%。
笔者曾经问一个企业家热衷于参政议政的原因。企业家回答，坦率地说，为什么参政议政，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家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会更愿意追求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企业家参政议政以后，接触的平台就不一样了。而且参政议政的层次越高，接触到的人的层次也越高。这有助于企业发展。
“关系是第一生产力”，政治纽带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企业家的政治纽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企业涉足政治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企业可以因此而获得更好的税收政策或贷款政策。在发达国家中，企业家及其代理人通过竞选而成为议员，或者以利益集团游说的形式来确保企业的利益，是企业家们以非市场的手段来实现自身意图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权力大量介入市场行为的经济里，政治纽带的重要性更不言而喻。企业家政治纽带的作用大到能够帮助企业进入一些受管制的领域，小到能够用来帮助解决企业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纠纷。在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政治身份甚至成为保护投资者的替代机制。
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如果企业家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他所在的企业便能在金融和税收方面得到优惠，企业的摊派费用也较少，这些实惠在企业的经营绩效上也将有所体现。而且，越是在市场制度和法律保护比较弱的地区，政企纽带的作用越强。
每个企业都不能不与政府（而且往往是特定的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否则，企业的日子会很难过，这个无形的枷锁也限制了企业的扩张。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地区间市场分割，尤其是在省与省之间。各个地方的政府都认为，对本地企业采取保护措施，限制外来的竞争，有利于本地经济的成长，当然也就有利于本地的就业和税收。在这种“以邻为壑”的增长模式之下，虽然从单个地方来看，的确有可能在分割市场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快的增长，但从整个国家来说，却损失了规模经济和资源配置的效率。正当中国的地方政府陷于“以邻为壑”的增长模式难以自拔的时候，政府保护本地企业的做法已经严重地限制了企业进一步做大规模。在我与企业家接触的过程中，不只一次地听企业家说，他们不敢轻易到别的省去投资，除非在当地有政府官员朋友。可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以前，企业小的时候，政府保护当地企业，企业很欢迎，那时候，仅本地的市场规模就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了。现在，随着企业的长大，本地的市场规模显得太小了，企业已经有了跨省进行投资的需要，但是，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的政企纽带却是本地化的。如果企业都因为没有其他地方的“关系”而不敢去投资，那企业还怎么做大？
“关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体现在企业的接班问题上。企业的接班人问题在所有国家都存在，可为什么唯独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寻找接班人那么难呢？可能很少人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有一种非常难以传承的“企业家才能”，那就是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能力，而比这种能力更为难以传承的，则是企业家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纽带。我相信，所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都不会否认，与政府搞好关系对于企业发展来说太重要了，而恰恰是这种政企纽带是与企业家个体结合在一起的，既难以传承，也难以通过教育和培训来获得，恰恰是这样的发展模式给企业的传承和持续发展套上了无形的枷锁。
因此，非公有企业企业家的参政议政不能仅仅解释为转型国家市场或制度不完善条件下企业家的一种积极应对的行为，相反，伴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那么，什么样的企业家在参政议政呢？怎样的非公有企业企业家更可能成功地参政议政？我们的研究显示，企业家个人政治身份与家庭背景以及企业的实力都显著提高了非公有企业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规模较大企业的企业家更可能凭企业的经济实力而拥有更多“事实的政治权力”，从而更可能实现参政议政；那些有着较长历史的企业会更好地积累与当地政府或官员的关系。
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上，不管你说这是因为文化差异，还是因为经济的转型必然出现一个市场不规范的状态，中国的企业正在一个充满扭曲的商业环境中求生存。一边是市场的不规范，一边是政府的强势，于是，拉关系、参政议政等，成为企业求生存的手段。由于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企业家个人，看上去，就似乎是具有独裁风格的企业家更容易成功。不过，把企业的发展寄托于某个特定企业家是风险极大的，如果企业家的决策正确，此类企业可以获得高速的发展，但如果企业家一旦失误，企业就可能在一夜之间崩塌。生存下来的独裁型企业好象是更好的，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只是死去的企业没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