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到了该重视人发展人的时候了


   

  中国教育到了该重视人发展人的时候了

 

  赵红军

      最近几年有关中国教育的诟病越来越多了。其实这个过程并不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暴露出来。在实际中看,这个过程早在若干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比如,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了出国留学,而不是接受国内的高考,这在很多人的眼里,显示的信号不是中国的高等教育相对于别国的比较优势是否不足?而是中国人越来越有钱了;在大学里,所有教授同一门课程的老师之素质、背景、学识、见识各异,但他们却被要求在教材使用上、讲授内容、进度、考题形式、阅卷以及分数上的统一,甚至有学校制定出非常详细的规定,要求各种流程符合所谓的正态分布,并美其名曰为一切都标准化了、操作简单化了,但他们却完全忘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教育规律,教师因人而异,学生因人而异,教育的过程到底怎样才能变成一个标准化的过程?

      又如,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可是,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我们的教育不知不觉地被捆绑在经济发展的战车上亦步亦趋。教育发展丧失了教育人、培养人的最本质目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直接因素。在进行教育统计时,我们不是关心人们的受教育权利是否得到保证,教育的质量是否提高,教育者、受教育者的自尊是否受到了尊重,教育者或受教育者是否还有什么后顾之忧,教育者和受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到底需要什么?我们关心的却全是在校生的数量是否扩大,校舍是否新修,马路是否新建,图书数量是否增加,对当地经济发展是否有所贡献,学校的专业设置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等等,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完全从人的关注转向了对各种物质的关注。我们简直不知道,这样的教育发展意义到底有多大?

      同样,在教育和被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注意到受教育者的无知、短视这一事实,也完全不顾孔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训,更不顾家长教育小孩的那些基本教育常识,而热心于让教师提供学生喜欢的一切,让学生评判教师的所作所为,并作为教师绩效工作的评价依据。在上课的过程中,作为教师,他心中没有了一份淡定、从容和儒雅,反而头脑后悬挂了一把“学生就是上帝”、“学生就是顾客”、“学生不喜欢,再好的讲授都是瞎扯”的达摩利斯神剑。

      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之中,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失却了应有的教育自由,反而多了很多层级、不同部门的约束、训导、监督乃至惩罚。正像一位教师在《中央第四次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的714日所说的那样,“我们面临的约束已经太多,我们真正需要的乃是教育的自由”。

      作为一名教师,从定教材的那刻开始,到最后送走学生,他已经完全失却了应有的自由。自己所教的教材难以自主,出什么样的题目作为考察,考几次试,给多少分,在什么教室上课,在什么时间上课,考试的成绩要服从什么样的分布,多少人能够通过?在教室里哪些话能讲,哪些不能讲,如此等等都要接受多个机构的考察,作为教育主体的他,已经完全丧失了教育的自由。

      71314日,《中央第四次教育工作会议》胜利召开,层次之高,重视之程度前所未有,也就是在这天,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召开基层单位的教学工作会议。主题发言让教师看到了一丝新意,但远远赶不上没有主题发言的小组讨论。大家讨论激烈,观点鲜明生动,归根结底,就是教育的规律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教师的人格和尊严没有给予尊重,学生的自由得到了无限制的放松,主管机构的管理权限得到了极大的延伸。

      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笔者以为,所有这些并非源自于某位领导的决策失误,更不是某个部门的工作失职,而源于我们整个社会(包括那些主管部门)对若干基本问题认识的偏差,诸如,教育活动的本质在于什么?教育者、受教育者的关系是否平等?到底怎样处理?教育者、受教育者、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对等,到底该如何处理?教师的教育权到底有哪些?该如何保障?受教育者的权利到底有多少?该如何得到满足?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到底怎样?如此等等。

      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党的三代领导人多次重复过“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句话。在这次教育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也多次提到“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这句话,这充分说明,中国教育的确到了该重视人和发展人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