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在外，空闲时间较多，有时间与亲友一起看电视。这段时间，不少人每天必看江西卫视的《红歌会》，我也跟着看了几场比赛。据说，江西卫视的《红歌会》已经是第四届了，我以前从来没看过，本届最后的冠军决赛可能还要延续一段时间，只能对看过的几场比赛说点观感。
    所谓“红歌”，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大约是指革命歌曲，以及弘扬社会正气的歌曲，这个创意不错，但这也是《红歌会》的问题所在。从周围人爱看《红歌会》的热情来说，我发现，一部分人是出于怀旧，另一部分人是出于精神需求的渴望。由于现代社会信仰的缺失，除了金钱之外，人们找不到其他信仰，这便使得“唱红歌”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于社会来说，精神信仰的缺失，并不能简单地用“唱红歌”来代替，如果“唱红歌”只是精神的短暂满足，而社会状况一切照旧，那么，“唱红歌”、“红歌会”无非只是临时性的精神安慰。观众对于“红歌”的热情，预示了一个强大的社会需求：人们需要精神的信仰，并以这种共同的信仰实现对于社会现实的改造。因此，“红歌会”的受欢迎，正在敦促当今中国社会形成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精神寄托，这种精神寄托不能唱唱跳跳就完了，而应该贯彻到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对“红歌”的热情说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金钱至上等西方价值观，已经不能适合当今中国社会的需要。
    由于“红歌”的定义模糊，在《红歌会》中，有些选手的参赛歌曲，很难说究竟算不算“红歌”。这种现象体现了《红歌会》的另一个特征：部分参赛歌手有较强的名利之心，与“超女”、“快女”之类选秀赛相比，对于某些参赛歌手来说，《红歌会》不过是实现名利的不同手段而已。从组织方说，很多宣传方式、比赛制度，与其他的选秀赛差别也不太大，一级级的淘汰赛，还是落入常规选秀赛的窠臼。从参赛歌手说，部分参赛歌手的个人宣言，还是透着严重的名利意识。整个赛制对于技巧和名次的关注，超过对于内容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唱红歌”的真正本意。
    不少歌手在晋级赛之前的“表决心”流于庸俗，例如，“十强，我来了”，“十强，等着我”，“十强属于我”等等，虽说是增强自信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与传销机构的鼓动差别不大。过于强调这种得胜心，实际上是自信不足的表现，显得浮躁而冲动，缺乏大气和从容。相反，《红歌会》已经诞生的“十强”中，有一个英国人的赛前感言，反而更值得称赞。这位名叫伊恩的英国人说（大意）：我就是喜欢中国的“红歌”，因为它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伊恩唱的歌，例如《游击队之歌》、《少先队之歌》、《社会主义好》、《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都是真正的“红歌”。这种歌对于反映唱歌者的技巧帮助不大，但是，它的的确确能够反映唱歌者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因此，我认为，《红歌会》在今后的举办中，应该淡化技巧和名次的因素，强化精神价值的色彩。由此，评判老师也未必都需要是专业歌唱家或音乐工作者，而可以考虑加入文化学者，以更大限度地将《红歌会》与流行的唱歌技艺选秀赛区别开来。
    当然，唱歌比赛的评判加入文化学者并非没有先例，例如，余秋雨就几次担任过这种角色。然而，已经有很多人指出，余秋雨的文化评判，更像是用冷僻知识考验歌手，与唱歌本身严重脱节。而《红歌会》的评判加入文化学者，目的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红歌”。换句话说，《红歌会》不应该仅仅只是“唱红歌”的技巧比赛，而应该变成对每一首“红歌”诞生背景及其历史意义的重温。例如，有女歌手用“一条大河”来参加比赛，评判老师只说她唱这首歌的技巧，显然不能突出《红歌会》的真正意义。如果评判老师能依托这首歌，向歌手或听众提出关于抗美援朝、上甘岭的相关问题，将历史知识、红歌背景和唱歌技巧结合起来，《红歌会》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特色。再比方说《驼铃》、《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北京的金山上》等，评判老师完全可以围绕这些歌曲向歌手提问，例如，关于这些歌的历史背景及历史遭遇等问题，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观众了解“红歌”的真正内涵和价值。
    希望江西卫视的《红歌会》明年能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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