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食物/谷物价格的飞涨成为国内外引人瞩目的话题,也是上至政治家,下到平民百姓最为关心的问题。自2000初开始, 世界粮食市场小麦价格已经增加了3倍,而玉米和水稻增加了一倍多。食物价格的全球上涨已经传导到国家层面上。作为国际米价的标杆,泰国米价今年2月底攀升至每吨500美元;这是1989年以来首次突破500美元大关,创下近20年来的新高;进入4月份以来,已经上升到每吨1000多美元。这在亚洲国家普遍引起不安,因为该地区近25亿人口依靠此类价廉且供应充足的粮食为生。美国是大米的全球第四大输出国,作为国际米价标杆的芝加哥大米价格3月初跳升至每吨400美元。
在中国,自去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不断上升,4月CPI涨幅8.5% ,创近12年次高。粮食、食油、肉类、蔬菜等农产品价格上升是CPI上升的主要原因。2008年1月食物价格同比上涨7.1%, 为11年来新高。目前食物价格上涨对全部通货膨胀的贡献率约为85%。如果农业生产不出现较大增长,全国的高农产品价格不会回落到2007年的水平;中长期的趋势还得上升。
由于食物价格影响通货膨胀,特别是影响中低收入人口的生活,因此,它既是社会经济问题,更是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由于粮价的上涨,促使主要大米输出国———越南、印度、埃及在近几个月纷纷限制大米出口,保证本国供应,控制粮价上涨。粮价的上涨甚至导致非洲、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粮食危机,并在一些国家/地区引发了骚乱,给社会安定带来极大威胁。
IFPRI的全球情景分析表明,谷物和食物价格还会继续维持在高位。国际社会对粮价上涨及其后果高度重视;为控制粮价继续上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研究积极磋商对策,双边、多边的国家合作磋商也不少;各国政府,特别是那些粮食短缺国家,更是召开政府高层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出路。作为13亿人口的中国,食物安全问题始终是一个事关国家安危的战略性问题;我们必须深入研究食物安全问题,找出确保13亿人吃饭的正确之路。
1. 食物价格飞快上涨的原因
1.1 需求的增加
随着人口增加,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经济发展带来的某些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收入增加,膳食结构改善,向高营养价值食品倾斜;直接的食粮消费和间接的对谷物转化食品的消费的增加,致使对谷物总需求量增加。IFPRI研究报告表明,到 2015年,全球谷物需求在所有地区将增加20%;到2050年,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需求将增加多于1/3, 而在次撒哈拉非洲,需求将增加3倍。在中国,对谷物需求的增加主要来自于牲畜饲养;到2050年,牲畜量将翻倍;按人均计,到2050年,对水稻和玉米的直接消费将下降8-35%;但这将伴随着肉食消费的强烈增加,特别是禽肉和牛肉。人均禽肉消费到2050年将增加3倍,牛肉将增加两倍多,奶类消费也将增加很快。
生物燃料的生产对改变世界食物平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量消耗玉米的乙醇生产和以食用油料为原料的生物柴油生产强烈地影响了食物价格的上涨。IFPRI全球情景分析表明,到 2020年,生物燃料的增加可能导致玉米价格比2005年增加26%,油料价格增加18%。农产品价格正在与能源价格相联系。目前,生物燃料主要靠谷物和食用油料转换,减少食物-燃料竞争的第二代生物燃料技术,即利用纤维素、半纤维素水解、醣化、发酵制燃料乙醇的技术尚在研究之中。因此,既然生物燃料可以替代化石燃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源的供需变化及其价格波动,也必将导致食物价格随着发生大变动。
1.2 农业增产缓慢
相当于迅速增长的食物需求,整个农业生产的增长是太慢了。在大多数地区,单位土地的产量或动物生产,年增加不到1.3%,在中国也不过2%。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粮食及主要农产品的增长除了播种面积增加外,主要应归因于技术进步。但在全球范围内,技术进步对粮食产量提高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因为农业技术进步往往体现在增加化肥、灌溉用水、农药、薄膜、农机等物质投入的增加,这带来了高成本,甚至引发环境污染,乃至生态问题;使得进一步增加投入存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胁迫。加上耕地资源与水资源的限制,农业增长是缓慢的。
1.2.1可耕地在减少
绝大部分食物生产来源于耕地。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世界范围内的耕地在不断减少。1990年,全世界的耕地143104万公顷(加上了中国耕地的瞒报数),但到2003年只有140232万,13年间减少了2872万公顷。这种减少,部分是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建设用地的占用;大部分耕地减少,是由于土地退化导致生产力丧失,或者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原因,退耕而造成,这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均有表现。美国1990年的耕地18574万公顷,2003年是17345万公顷,13年减少了1229万公顷。尽管中国采取了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但是,中国耕地减少量还是很大的。根据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资料,1996-2004年的全国耕地面积呈逐年持续减少之势,从1996年的19.5亿亩下降到2004年的18.27亿亩,平均每年净减少1200万亩。这其中,因生态退耕减少耕地647.21万公顷,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174.40万公顷,建设占用耕地161.91万公顷,灾害损毁耕地60.41万公顷。
1.2.2 水资源匮乏加剧
不仅仅是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正在对食物生产的保证构成挑战。工业、生活和环境用水的增加正在与农业用水竞争,农业用水在相对干旱的地区正在向这些用水转移。随着所有用水需求的增加,地下水正在被过度提取,其他水生态系统正在被污染和退化,开发新的水资源的成本不断加大。
中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特别是在我们的重要粮食产区之一的黄淮海平原,多年的高产依靠的是过度开采地下水。这个地区的地下水埋深较比50年代已经下降了4-30米,地下水储量正在被耗竭。以至于干旱化加剧,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受到威胁。因为水资源短缺和干旱化加剧,以及灌溉成本的增加,黄淮海地区的冬小麦-夏玉米一年两熟的播种面积正在减少,这势必影响总产量。
1.3 市场方面的原因
作为全球一半人口的日常主食,大米价格上涨牵动人心。为了保证本国的粮食供应,抵御全球粮价上涨可能引发的国内粮价上涨,许多国家减少了出口。越南3月28日表示,今年大米的出口量将大减22%。印度也于3月30日公布,将出口大米的最低价格大幅调高近五成,由每吨650美元增至每吨1000美元,以缓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全球第二及第三大大米出口国越南及印度大幅削减大米出口量,令全球大米供给少了1/3。柬埔寨和埃及3月27日也公布了大米出口禁令。巴西农业部长斯特凡内斯4月23日宣布,为保护国内市场控制粮食价格,巴西政府已经停止从公共粮仓出口大米,并且希望私人部门也停止出口。在泰国,稻米供应越来越吃紧,再加上泰铢表现强劲,使得国内大米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导致泰国大米出口量减少,提高出口价格。
鉴于国际米价的上涨,甚至在非洲、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粮食危机,并引发了骚乱,给社会安定带来极大威胁。而且目前粮价仍在直线上升,在此危急时刻,许多国家希望联合国起拯救者的角色。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主持、27个联合国下属机构负责人参加的高级别会议4月28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经过一天的紧急磋商后,4月29日上午,潘基文秘书长宣布了联合国应对当前全球粮食危机的一揽子措施。潘基文说,联合国认为应从让挨饿的人填饱肚子做起。“第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是让饿肚子的人吃上饭,为此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向联合国紧急提供7.55亿美元的资金援助。”潘基文进一步指出,如果这些紧急援助资金不能马上到位,将可能出现“不可预知的饥荒、营养不良及社会动乱的大规模爆发”,形势相当严峻。
对于近期一些国家为了保证本国粮食供应,中止和减少粮食出口的做法,潘基文认为产粮国应通过价格及政策杠杆等手段加以调节,而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直言,世界银行愿意向一些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但出口限制做法不足取。他说,“我们敦促这些国家解除粮食出口禁令。因为这样做只能进一步拉升粮价,使一些国家解决吃饭问题难度加大。”
在国际社会的呼吁下,一些国家解除了出口限令或增加了出口。如阿根廷政府和农业团体4月30日就牛肉和小麦出口问题达成协议。阿政府同意恢复牛肉和小麦的出口,但是对出口量实施严格限制。世界最大的稻米出口国泰国近日已原则上同意与缅甸、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组成稻米输出国组织,在共同议定米价的基础上,出口大米。乌克兰总理季莫申科23日宣布,乌政府已经取消小麦、大麦和黑麦的出口配额制度,全面放开粮食出口。美国政府近期也宣布粮食出口援助。
在粮食出口国有富余的情况下,出于经济原因,可能会向市场出口粮食,也可能出于人道的原因,部分“救急”。但是,应该看到,国际贸易粮是有限的。近几年世界粮食年贸易总量(进出口)2~3亿吨,全世界粮食库存大约也就4.5亿吨。解决粮价上涨,从根本上还得靠增加供给,即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5,中国的食物安全必须依托自己的产出能力;不能把“米袋子”系在外国人腰上。
2. 供给小于需求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全球将迎来高粮价时代
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是主要粮食出口国的生态保护政策将进一步减少耕地开发甚至退耕,也因环境保护将减少化肥投入。这种情况,在后起的新兴经济发展国家,也逐步显现;这都将造成粮食生产的减少。从1995年-2005年,世界人口由57亿增加到64亿多,而且消费水平在提高;因此,对食物的需求肯定不断增加。因此,供给小于需求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全球将迎来高粮价时代。
4月14日,中国商务部政研室发布的最新调研报告显示,未来一个时期,全球将迎来高粮价时代,未来10年内世界谷物价格将至少上涨10%-20%,整体价格仍有较大上涨空间。这份报告中提到,国际能源价格高企,正通过直接拉升粮食生产成本、加剧粮食能源化趋势以及大幅增加运输成本等三个渠道,对粮价上涨推波助澜。在过去两年时间里,小麦和玉米价格的变化幅度是过去5年的2-3倍。一方面,全球粮食总产量下降;另一方面,粮食消费量增长。两种相反的作用必然导致全球粮食储备量下降。2006年,全球粮食总储备量下降到3.75亿吨,比上年下降16.2%;粮食期末库存只占当年总产量的17.1%,占当年总消费量的16.5%,低于FAO确定的世界粮食安全线。迄今,全球粮食储备量已减少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给世界粮食安全笼罩上阴影,将进一步加剧市场波动。
对于我国来说,与过去相对封闭的状况相比,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国际市场对国内的影响更加迅速、渠道更多。商务部专家称,未来粮食紧平衡将成为一个常态,中长期看中国将成为粮食净进口国。所谓紧平衡,是指国家粮食实际上是刚刚满足基本需要。处于紧平衡状态下,一旦供需发生较小变化,价格就会发生比较大的波动。
虽然随着国力的增长,我们可能有足够的外汇进口粮食。但全世界每年的贸易粮仅2~3亿吨,还不到我国年粮食需求量的一半,如果我们在世界上大量进购粮食,世界粮食价格肯定飘升;况且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而且世界上还有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处在饥饿线上,中国大量进口粮食的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都太大。因此,中国的粮食安全不能建立在大量进口的基础上,要立足本国。1996年我国政府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向世界承诺中国的粮食自给率要达到95%,是正确的粮食安全战略选择。
3. 保护耕地是保障食物安全的关键
消除贸易壁垒,促进世界食物流通,可以对抗过快的食物涨价。停止对生物燃料生产的补贴和过多的在汽油中搭配生物燃油,也可以增加食物的有效供给,对抗食物涨价。但重要的是,增加农业生产能力。毫无疑问,世界食物生产的增加,科学技术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后,农业生产增加还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因此,必须增加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经费,创新农业科学技术。但农业生产的基地依然是耕地,保护耕地,就是保护农业生产的基础,保证食物安全。
3.1 保护耕地首要是保护耕地面积
这次世界粮荒对中国却没有明显的影响。显然,这与中国连续4年农业丰收,拥有1.5亿至2亿吨的储备粮有关。之所以这样,与中国政府各项鼓励促进农业生产的惠农政策分不开,其中耕地保护工作也作出了不开磨灭的贡献。
虽然,我国经济增长迅速,工业化、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强劲,但为了保护赖以生存的耕地,我国政府实施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更加突出了耕地保护的法律条款;要求各地各级政府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限制建设用地规模,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并规定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实行“占一补一”,做到耕地“占补平衡”。据国土资源部数据,1998-2006年,全国通过开发整理复垦补充耕地250万公顷,增加粮食生产能力1113万吨;通过整理复垦补充耕地90万公顷,增加粮食生产能力399万吨。尽管耕地依然在减少,但如果没有现行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政策,我国耕地不会还有18亿亩,后果不堪设想。据黄贤金教授研究,假设1986年以来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强度没有加强,则2005年耕地面积将为12024万公顷,而2005年实际耕地面积为12207万公顷。应该说,耕地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为食物安全作出了贡献。
3.2 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提高耕地质量与产能
在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在不造成水土流失和风蚀沙化等土地退化的前提下,为了保证有一定的耕地面积,我们还得要开发后备土地资源,增加耕地面积。不过,应该看到,中国后备土地资源状况并不丰富,质量也不高。因此,建设现有的18亿亩耕地,提高其质量与产能就成为今后增加食物产量,保证食物安全的重要一环。
我国谷物产量的增加无疑和使用高产新品种、增加肥料投入有关。但是在提高和保持肥力、改善农田灌溉和排水系统等基本农田建设方面所作的努力的,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建国以来,我国在基本农田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建设了相当大面积(约占总耕地的23%)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粮食平均单产(播种面积)也由1949年的每公顷1035公斤,提高到 2001年的每公顷4062公斤,增长了近4倍。但这并不意味着基本农田建设已经完成。虽然,我们的高产田的产量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产量水平,实现了亩产吨粮(每公顷年产15吨),但我国还有大面积的产量低于300公斤的中低产田,它占耕地总面积的77%。
据全国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统计,全部耕地中,基本无限制、质量相对较好、有灌溉设施的保收田(包括灌溉水田、水浇地及菜地)占耕地总面积的39.9%,另外近60%的耕地受到各种限制因素的制约,质量相对较差,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我国的中低产田基本上都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障碍因素的耕地。通过基本农田建设,消除或基本消除制约这些中低产田生产能力的限制因素,培肥地力,可以大幅度地增加粮食单产和总产。
结论
影响世界食物平衡的主要因素是食物消费、生产和市场。在消费层面上,伴随着人口增加和一些新兴经济发展国家食物结构改善,对食物需求量不断增长;同时,能源紧张导致生物质能源生产增加,也增加了对食物资料的需求。在供给层面上,是农业增产太缓慢,粮食产量的增加跟不上需求的增加;粮食生产缓慢的原因一是伴随科技进步而增加的各种投入的回报率下降,第二,是耕地面积的减少。在市场层面上,某些国家限制出口,使得国际市场贸易粮供应减少。但是,需求持续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市场开放与自由贸易只能解决流通,并不能增加供应总量;要解决粮食问题,归根结底,还得靠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增加供给。一方面,还得要发展农业科学技术,突破报酬递减瓶颈,增加投入,提高单产;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计而保护食物生产的基础-耕地,一要尽可能保护耕地面积,二要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提高耕地质量,增强耕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提高单产。
农业科技进步和高投入已经使中国的单产很高,再增加投入,效益下降,农民就不会愿意再增加投入,近几年全国氮肥施用量的减少就是佐证。1977-2005年间,我国化肥施用量由596万吨到4766万吨,增加了700%;而同期,粮食总产量由28273万吨增加到48401万吨,仅增加71%。我国用世界30%的化肥,生产了世界20%的粮食。粮食单产是世界平均单产的1.5倍;高产田的产量是世界平均单产的2-3倍。报酬递减规律表明,在高产基础上再增加投入进一步提高产量难度更大。
另一方面,大量施用化肥引起的环境污染的问题也迫使我们不能为了单纯的粮食资产而不顾环境污染的风险。由于大量施用化肥,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地下水硝酸盐污染严重,京、津、唐地区的地下水的硝酸盐含量超标率达 55.1%;化肥造成江河湖泊的富营养化问题极为广泛、严重,成为世界上蓝藻水华最严重、水华蓝藻种类最多、分布最广泛的国家之一。
中国耕地后备资源十分有限,保护现有耕地和提高现有耕地的质量是增加农业生产能力,保证食物安全的根本工作。江泽民主席早在1996年就指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切实保护耕地,确保农业的稳定,确保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这始终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全国发展中第一位的大问题,永远忽视和放松不得”。温家宝总理在去年第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提出了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战略决策。他指出,保住18亿亩耕地,维护粮食生产能力,是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是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根基。各级各地政府与公众必须充分认识保护耕地工作的重要性,筑起保护耕地的“铜墙铁壁”,捍卫中国人民的食物安全。
本稿联系人:张凤荣 教授 单位: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游良志 博士 单位: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研究员
发表 日期:2008.06.24
保证中国食物安全还需严守18亿亩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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