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诗人、文人、思想家，皆是打破从前传统，当然也继承，但继承后还要一方面打破，方能谈到创作。
老杜之七绝与当时一般人所做不同，人以为他不会作绝，错了。唐朝及六朝末年，各人无特殊作风，只剩传统没有创作了。老杜与陶公故不能相提并论，但也有共同之点：从修辞上看，二人皆用许多新鲜字句，这是外表上的革新；除此，关于内容一方面，别人不敢写的他们敢写。凡天地间事没有不能写进诗的，就怕你没有胆量。但只有胆量写得卤莽灭裂也不行。便如厨师做菜，本领好什么都能做。所以创作不仅要胆大，还要才大。胆大者未必才大，但才大者一定胆大，俗说“艺高人胆大”。
我们的创作不能学别人，我们的东西别人也不能学得去。王羲之与王献之字不同，因其不学他老子。
一个天才可受写人影响，但受影响与模仿不同，受影响是启发。模仿也可算受影响，但受影响不是模仿。
每人心灵上都蕴藏着天才，不过没有开发而已。开发矿藏是别人的力，而自己天才的开发是自己的事。受影响是引起开发的动机。
所谓受影响是引起人的自觉，感到与古人某点相似，喜欢某处，喜欢是自觉的先兆，开发之先声。假如不受古人影响，引不起自觉来，始终不知自己有什么天才。我们读古人的作品，并非要模仿，是要从此引起我们的感觉。
天才在自觉开发以后，还要加以训练，这样才能有用。
解评：传统与创造，这是个大问题。
在人类文化史上，凡有所贡献的人，都有所创造，其创造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继往开来的。打破是创造的前提，继承是打破的前提，且三者成正比的关系。
先拿文学来说，老杜的七绝与当时不同，不是因为他不会作，而是传统作风已不能满足他的创造欲，于是故意打破传统作风，别开生面。顾先生说老杜和陶公有两点同，一是修辞上用很多新鲜字句，二是敢写别人所不敢写的（如陶公写自己乞讨，杜甫写茅屋为秋风所破）。“凡天地间事没有不能写进诗的，就怕你没有胆量。”博尔赫斯表达过与顾随相同的观点，他说“依我看，所有的东西都能入诗，所有的词汇都可以写诗。”（《博尔赫斯八十忆旧》，21页）从理论上说，天地间的确没有不能写进诗的，当然，因为个人的局限性，从来没有一位诗人能写尽天地间所有事物。老杜所写已经极其广泛了，而后人还是能不断写出新的内容。原因在于，作为个人，后人永远有前人没有接触过的事物，没有产生过的感发。其实，更重要的，不是敢不敢写，而是能不能写的问题。因为能写什么，所以才敢写什么。见什么，写什么；想什么，写什么，这便是能写的极致。好比武功大师，说看见什么功夫都能上身。这境界，是通天达地。
自从有了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学术史，就有了传统与创新的问题。文学史上，屈、陶、李、杜，思想史上，孔、孟、老、庄，他们一经出现就对后人产生了永久的诱惑力，同时也构成了永恒的压力。自司马迁《史记》出，后世哪个史家不瞠乎其后，心摹手追？书法史上，谁能漠视王羲之而有所作为？这便是所谓“影响”。影响，是一种焦虑心理。那些意欲有所创造的人，面对前贤，既感到幸运，又觉得不幸；既想与他们融合，又想摆脱其阴影。
中国人格外崇古，故其“影响的焦虑”也就特别深重。中国文化，在此点上表现得极为突出。如学术史上的“汉学”传统与“宋学”传统，文学史上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宗唐、宗宋”、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虽都是为了在创造史上立定脚跟，但却莫不带着“影响的焦虑”的面容。各种各样的“统”、“派”、“宗”、“师法”、“家法”，都是对传统的强调。而中国文化缺乏对传统与创造的理论探讨。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曾从诗学的角度提出所谓“影响的焦虑”理论，虽然在整体上对“影响的焦虑”有夸大之嫌，且把”影响的焦虑”完全看做一种“误读行为”，让人难以苟同，但他对“影响的焦虑”本身的认识还是富有卓见的，如他说：
影响，在本质上，是自卫性的（《影响的焦虑——一种诗学理论》，哈罗德·布鲁姆著，徐文 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14页）。
影响的焦虑之存在远远早于“影响”这个词的应用（27页）。
每一个诗人的存在都陷入了与一个或另几个诗人的辩证关系（转让、重复、谬误、交往）（92页）。
如果我们把布鲁姆所谓“诗人”换成画家、思想家、学者等等，也都说明着同样的道理。
首先，布鲁姆认为：影响，在本质上，是自卫性的。我以为是对的。黄庭坚说：
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冷斋夜话》卷一）
黄庭坚提出所谓借力发力的“换骨法”、“夺胎法”，正是基于焦虑心理，一种在创造长河中为了立于不败之地的“自卫心理”。这心理，来自诗歌本身，以及前代诗人的威压。而所谓“换骨”、“夺胎”正是布鲁姆所谓一个诗人与其它诗人之间的转让、重复、谬误、交往的辩证关系。王献之对其书法“假托神仙，耻崇家犯”（孙过庭《书谱》），始终不肯向老子低头的那股劲，更是典型的“自卫心理”。米开朗基罗刻意地回避，甚至贬低达芬奇，也是出于强烈的自卫心理。刻意回避，是受影响的另一种形式。
世上没有儿子不受老子影响的。怕就怕老子是个大才，儿子怎么办？才小者，面对老子只能徒唤奈何；才大者可以与老子并驾齐驱，或相接近，如曹丕、曹植与曹操、王献之与王羲之、欧阳通与欧阳询、米友仁与米芾；也有超越父亲者，如司马迁与司马谈、班固与班彪、苏轼与苏洵等。他们之所以没有被父辈淹没，就因能自我开发，受其父亲的影响，而非模仿。“受影响是引起开发的动机”，沉睡在精神中的意识被唤醒，然后熊熊燃烧。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是受启发；似，是机械的模仿。
“所谓受影响是引起人的自觉，感到与古人某点相似，喜欢某处，喜欢是自觉的先兆，开发之先声。”所谓“自觉”，是一种共鸣，在他人身上看到了一种让自我显现的灵光，有如燧石之火，在碰撞中闪耀出来，然后，你要抓住这火星，把自己天才的矿藏开发出来。白居易、苏轼、辛弃疾喜欢陶渊明，是因为心有戚戚焉，他们学渊明虽不似之，但这种学会引起其它的东西。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悟草书之法，甚至见担夫争道也能悟草书。王羲之从鹅的姿态中感悟字的姿态。形意拳大师可以从雨前的雷声悟出打拳时的“雷音”。这是最灵敏的启发、自觉，不仅从他人得到启发，甚至从动物、从大自然中也可以悟入。天造地设，古往今来，乃众生平等之事，而有人麻木不仁，有人触处皆春，其区别只在于“自觉”。自觉，是观者有心。要入乎其内，再出乎其外，兔出草中，鲤鱼透网。自觉，是“入”和“出”相融合的状态。学便是自觉。天才也是学而能的。顾先生在《揣龠录》中说“窃谓凡一切为学，必须具有两种精神：一曰取；一曰舍。而且取了舍，舍了取。舍舍取取，如滚珠然；取取舍舍，如循环然。”（《著作卷》，434页）取和舍，不是一截两半的事，而是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中国文学中，对后世影响最大者是陶渊明和杜甫。他们是后世无数诗人效法的对象（屈原、李白，不可学）。而问题是，陶公、老杜，他们的效法对象又是谁？陶渊明的渊源，不大能看得出，他是横空出世的大才，而他也不可能不受前人的影响，只不过他把古人的影响融化了，他自己的东西远大于古人。我们在陶公身上看不到“影响的焦虑”。杜甫具有鲸鱼掣海的创造力，而他对传统的继承也是空前的，故被认为是诗之“集大成”者。杜甫是刻意博采众长的，因为他说过“转益多师是汝师”、“颇学阴何苦用心”，连阴铿、何逊这样的小诗人都苦心学习，可见杜甫“影响的焦虑”之深。我们还应当想：作为杜甫的好友的大诗人李白，对杜甫有压力吗？我相信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在这样的仰慕和期许中，不能不包含着面对李白的紧张感。而杜甫的伟大，在于他能够变压力（此压力，一部分是被动的，更多的是出于野心的自我紧张）为动力，并放射出冲天气焰。而天才如李白，据说也曾三拟《文选》。世上没有不经模仿学习的天才。李白一生喜爱谢眺，谢眺对他一定也构成压力。
不受人影响不行，不学不行，但“心中不可有师，且不可有古人，心中不可存一个人才成。学时要博采，创作时要一脚踢出。若不然便处处要第一格”。是“师法古人”呢，还是“师法心源”？两者不可偏废，学时师法古人，创作时师法心源，顾先生说得干脆——创作时要一脚踢出。这是狂妄吗？不是。因为你创作时，心中只要有一点古人的影子，创造力就会受到限制，正如庄子所说“有所待”则不能成其大，创作时应当把你当成世上唯一的作者。越是将他人一脚踢出的人，创造力越大。譬如，毕加索颠覆了古典油画，是因为古典油画他画过了，感受过了，他临摹安格尔，加以变化，但他深知自己打不过那些古典大师，于是另辟蹊径，将古人一脚踢出，踢得远远的，这才创造了自己。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将牛顿一脚踢出。自古武术讲究套路，李小龙在博采众长之后，抛弃套路，以无法为法，古人亦被他一脚踢出。中国文化中，禅宗最具此种“一脚踢出”的创造精神，正所谓“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反者道之动，“修正比”越大，创造越大。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哪有那么多大反可造？
千里马得遇良师，那是幸运的。但你学得很好，跟老师一样好，只是老师的翻版、复制，而无个性，那有你何用？“老师喜欢学生从师学而不似师，此方为光大师门之人。”颜回、曾参、子贡、子路都跟孔子学，但都与孔子不同。郑玄为马融大弟子，但他并不死守马融古文经学的家法，而成为集古今文经学之大成者。陈丹青受木心影响甚大，但陈丹青的绘画、写作与木心并不同。这些人，才是光大师门之人。
世上还有一种大才，境界甚高，却无甚师承，如王国维、顾随。对他们二人影响很大的老师是谁？王国维曾受罗振玉影响，但那只是一个方面，罗算不上王的老师。王国维、鲁迅对顾随影响不小，但并非他老师。观堂、苦水，在学术方面，属于无师自通的天才。他们之所能如此，是因为能“自己睁开眼睛来，拿出感觉来。”
人要以文学安身立命，连精神性命都拼在上面，但心中不可有师，且不可有古人，心中不可存一个人才成。学时要博采，创作时要一脚踢出。若不然便处处要第一格。金圣叹说李白之《金陵凤凰台》：“人说此诗拟黄鹤楼诗，设使果然，便是出手早第一格。”余叔岩唱得好，但不成，以其心中有老谭，学得真好，但如此，似老谭则似矣，但却没有余叔岩了。叫天学杨小楼，而没有一手像他老师，这样才是会学的。
老师喜欢学生从师学而不似师，此方为光大师门之人。
故创作时心中不可有一人。
读书不要受古人欺，不要受先生欺，要自己睁开眼睛来，拿出感觉来。
解评： 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