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注定将是一个属于中国的年份，多年后蓦然回首，一些印象必将注定或多或少地带有中国的印记而浮现在人们的记忆中。正是这一年，一场60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从美国华尔街悄然发端，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这些百年巨头在曼哈顿的街头轰然倒塌，所腾起的恐慌犹如原子弹的蘑菇云，笼罩着整个欧美世界，金融危机肆虐下的世界经济陷入了全面衰退。

也正是这一年，一场罕见的冰冻灾害和一场同样罕见的大地震降临到中国人身上。但这个有着5000年文明的民族，带着剧烈的伤痛，在这一年的8月8日向全世界奉献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为恢弘壮观的奥运盛会。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作为全球唯一保持增长的经济体，完成了历史上的又一次跨跃——经济总量突破30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达到7.3%，稳居世界第三位。

再没有哪个时代的中国像今天这样受到世界的关注：无论是三十年不变的经济高速增长，还是金融危机中奇迹般地率先回暖，都让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国家充满了探究的热情，他们想弄清中国的发展动力，更希望中国能够成为抵御风暴的中流砥柱，引领世界走出危机。

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这30年里，中国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中国的GDP以不可遏制的速度增长，在10%左右徘徊的惊喜数字，让很多国家的经济学家大跌眼镜——中国的确缔造了一个世界经济的奇迹。就经济增长速度而言，中国在世界上已经领先了三个十年。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由1979年的1.9%增加到2009的7.3%，中国经济的总量则很可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的时候，思考中国高速增长的奇迹能否延续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假如中国能够像过去三十年那样，仍然享有9%以上的年增长率，同时考虑到世界主要货币币值变动的因素，那么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结束不久，中国的经济总量便有可能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便会成为改写世界经济版图的一个决定性的十年。

哈耶克曾经说过：“在人们对繁荣乐观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对未来给予恐惧”。对于这种乐观的态度，我们同样应该抱有这种敬畏，我们甚而认为那种乐观的态度甚至有些放任且盲目的味道。任何只要经历过日本泡沫经济和2001年至2008年经济起落的人，都有理由去质疑那种想法。

当然他们的观点也许在一个时间段里是对的，但正如罗伯特·J·希勒教授曾经在他的那本伟大的《非理性繁荣》里为遏制资本市场的非理性泡沫经济而做的建议那样，在有的时候为维护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必要的针锋相对也是有必要的。这种道理又何尝不能用到更为广泛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呢？

所幸的是当前尚未出现那种极端乐观的情绪一面倒的现象，对于那种极端乐观情绪的批评甚至针锋相对的言论经常见诸于各种媒介。虽然这种观点或许并不见得融于主流意识，也或许并不见得正确，但我们期待的是，人们对于这种泼出来的冷水应该采取一种更为包容的态度。正如哈耶克所说的：“正是源自人们不同经验的不同观念之间的争论和相互批评，被认为推动了对真理的发现。”

对于中国经济在危机中的表现，那些只要对日本泡沫经济的起落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感到后怕而绝对不是沾沾自喜的。

20世纪80年代对于欧美来说，是一个糟糕的年代。7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胀，到里根总统上台的1981年，当时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0.3%，而最优惠利率更是高达20.5%。但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日本却根本没有受到出口市场疲软的致命打击，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经常项目盈余和强劲的财政状况为宏观政策提供了回旋的余地，使得任何形式的经济放缓严格来讲都只是暂时现象。为此西方学者惊呼日本将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而控制整个世界，日本世界第一。

但表象绝不代表事实，在那些预言家为日本做出乐观预测时，欧美所遭遇到的那场危机并不是让日本毫发无损，在危机中轻松地就返回了正轨的日本经济，是并不触及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创新的复苏和繁荣。也正因此，从事后角度来分析，反倒正是这场危机事实上加剧了日本的结构性问题，当时光鲜的表面却在为后来的另一场严重得多的灾难埋下伏笔。

日本陷入了乐观预测悖论的深渊，1991年后其经济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停滞，日本人把它称为“失落的十年”。其间，GDP增长率大幅下降，且在短期内几起几伏，还出现了负增长的财年。如1990年GDP增长率达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长5％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为-2.5％，2001年为-0.5％。

中国今天正在创造着经济上的奇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就如同现在还深陷在失落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的日本一样。我们自己亲身所感触到的，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亦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虽已见底回升，但世界经济仍很虚弱，出口不畅，这再一次地将固有的产业结构的矛盾摆在了我们面前，扩大内需却又何其的难。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社会分配机制严重失衡的阶段。然而更为紧要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却在日趋恶化，资源和地球空间本身的有限性已经不容许我们再像过去那样放纵自我了。唯物主义史观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我们亦无可否认，有些要素过去帮助我们成功过，但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出现了，那么我们就必须反思。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现在留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如今亦在深享着当日欧美国家所给予日本的“礼遇”，甚而可以说，当前整个世界，无论是崇拜还是害怕，整个世界都在高度地关注着我们这个国家，就如同当日整个世界对日本所施与的一样。但正与我们所能够见到的，日本正是在这种“注目礼”中，渐渐地陷入了乐观预言的悖论里。那么我们又会不会像日本那样，陷入那些并没有洞察力的美国人的乐观预测后的悖论怪圈呢？

如果大家仅仅通过题目和书名，就轻率地认定我在本书里预备表达的是，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诸条件已经消失，中国经济将陷入“停滞膨胀”的深渊，那么我可以说的是，这种论调是大错特错的。但在这本书里我想表达的是，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的关头倒也是事实。

中国确实应该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做出深刻的检讨和分析，并对此作出相应的调整。正如同我预备在书里跟大家探讨的那样，当前的这场危机昭示给我们的是，这绝不是一次正常的经济周期，这次的危机或许意味着的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需要的不是回到过去，因为我们有限的地球，已经不容许我们再回去了。

虽然本书的主题看上去悲观灰暗，但实际上这是一本乐观的书。就像邓小平在1979年那样，我们只有深刻反思过去所遇到的问题，才能知道如何改弦易辙，从而走上成功之路。

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我们需要抛弃的是那些不能够在新变化的生态下，可以予以继续保留的传统的甚至有害的价值观；需要的是去探寻一种，能够适应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价值观；需要的是一种根本性的系统重建。在这个转折的关头，中国乃至全球的社会体系都需要做出重大调整。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比以往更合理的基础上重建我们新的价值体系和新的发展模式。这不是所谓的“回归正常”，因为以前那种所谓的“正常”不可持续。

人云：文如其人，确实是如此的。在这本书里，我的劣根性再次暴露无遗，那就是我的好斗、好于论争。对外我常欢喜说起哈耶克的观点：“正是源自人们不同经验的不同观念之间的争论和相互批评，被认为推动了对真理的发现，或者说，至少达到了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最接近真理的程度”来做大旗，但那充其量不过是自己为掩盖自身的劣根性而找的一块遮羞布而已。但有一点也是必须自我供认的，那就是我喜欢与具有不同经验、不同观念的人之间开展争论和相互批评，至于推动对它的发现也自然是我的能力所不能够企及的。

但在这里我还是应该感谢那些具有与我完全不相同的经历、背景和观点，而又不吝赐教与我的人，他们分别是来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奥贝尔塔大学的费尔南多·费雷罗、英国伦敦城市大学的爱伦、美国哈佛大学的瑞德、中国同济大学的秦海华。他们之中不仅有研究生也有研究生的导师，但正是因为跟他们的论争使我受益良多，也正是他们的评论使我纠正了过往很多认识上的偏颇。应该值得感谢的、与我曾有过论争的人还有：来自芝加哥的山姆·弗兰克先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管理科学研究所的崔长林先生……感谢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女人——Lisa，这个量子理论的信徒，正是因为她与我的争辩，终于纠正了我只信艾略特的波浪理论的偏颇。

在此我还应该感谢的是美国党豪斯经济研究所全体同人、美国卡蒂弗贾尼丝韩森联合投资顾问公司研究部全体同人、师从于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洗蒙·康威莫里斯教授的剑桥大学生物学博士苏珊女士；感谢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研究所的王家春总经理、价值中国网的创始人兼CEO林永青先生；感谢美中联合商会会长林志共博士；感谢汉斯·利伯曼、艾森·金德尔、李·甫里嘉、约翰逊·布卢、罗恩·桑尼、乔·罗斯、安·拉赛、提蒙·多尔曼、埃文·彭罗斯、盖瑞·卡特、史迪夫·魏特、佩吉·格罗许、丹·克罗克、吉姆·伯拉穆、保罗·马修斯……正是基于与他们的密切的联系和往来，让我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学到了很多我以前所不知道的知识，这种交往是极具价值的，感谢他们与我分享知识和经验。在我写作过程中，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建议和看法。在这些朋友中很多人是不能够认同我的观点的，也正如同我不能够认同他们的观点一样，但正是这种观念的冲突，总是激发我的灵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观念不同，但却长期保持良好的友谊，他们总是有求必应，我欠他们许多的情。

另外我的朋友、原托普集团年青的首席信息官王清铉先生在我这本书准备出版时提供了许多帮助；感谢我的老师谭士珍先生，我是不擅写书的，语法和标点总让我自卑，感谢这位向我们呈现了袁隆平先生一生的著名作家给我的莫大鼓励，使我有勇气来写下一些感谢和感慨。

我也应该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我的妻子钟凡立女士，她是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她看了我的初稿，并给我写下了无数的评语，使本书改善甚多；感谢我的祖母韩黄元秀，她教会了我自强不息，感谢她的茹苦含辛。我在5岁的时候就失怙了，是她将我拉扯大的，正如同我的同学谢海波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这位伟大的女性，或许我只能够待在湘西做一个并不合格的农民；感谢我的叔叔韩瑞兵、韩瑞文先生，特别是仅仅长我两岁的么叔韩瑞文先生；感谢我的妹妹韩海霞女士，我今天所拥有的知识完全是建立在他们的付出之上的，如果不是因为我或许他们能够再多接受几年教育，或许他们更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这让我一直不能释怀，事实上他们都比我聪明。

特定于本书，最后最应该感谢的人还有磨铁公司的卢国俊先生和王雪小姐。如果我的这本书，还不至于一无是处，那么读者们首先应该记住的就是上述我感谢过的这些人，因为正是他们，使得我的生命非常充实，并能够致力于研究。

 

韩和元（Pierre A Han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