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文学名著，由两位欧洲女作家和一位日本男作家撰写。

　　它们是杜拉斯的《情人》，伊萨克·迪纳森的《走出非洲》和川端康成的《睡美人》。

　　杜拉斯生活在巴黎，那里是盛产侯爵类作家的文学故乡，所以她的写作受到某种叛逆与情色的怂恿。她还是一个善于撰写格言来放大知名度的女作家，其主要语录有－－

　　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
  　当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来，我迷失在文字里。

　　任何一个女人都比男人神秘，比男人聪明、生动、清新，从来也不想做男人。
  　不喜欢那种让所有的男人神魂颠倒的狐狸精式的女人，那种女人只有在制造悲剧时才可爱，在重罪法庭上她们才会令人敬仰。
  　夫妻之间最真实的东西是背叛。任何一对夫妻，哪怕是最美满的夫妻，都不可能在爱情中相互激励；在通奸中，女人因害怕和偷偷摸摸而兴奋，男人则从中看到一个更能激起情欲的目标。
  　如果一个女人一辈子只同一个男人做爱，那是因为她不喜欢做爱。但发生一次爱情故事比上床四十五次更加重要、更有意义。
    对付男人的方法是必须非常非常爱他们，否则他们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爱男人，我只爱男人。我可以同时有50个男人。
    爱情并不存在，男女之间有的只是激情，在爱情中寻找安逸是绝对不合适的，甚至是可怜的，如果活着没有爱，心中没有爱的位置，没有期待的位置，那又是无法想像的。
  　我生活的故事是不存在的。它是不存在的。它没有中心，没有路，没有线。有大片地方，大家都以为那里有个什么人，其实什么人也没有。
  　同性恋像癌症一样是一种必死无疑的疾病。
  　作家是难以忍受的，他杀人、做坏事。
  　写作是自杀性的，是可怕的，可人们仍在写。

　　川端康成的《睡美人》，如果联系到出自诺贝尔获奖作家之手，实在是一篇极其失败的文体。其冗长的叙述，变态与猎奇的描写，和私房话一般龌龊的内心独白，是一个严肃作家尝试通俗文学写作遭遇尴尬的一个把柄。虽然，也有学者从审美和精神分析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认为这部作品无疑是川端康成用文学的方式对理性绝对权威和传统道德的极端声讨,更是作家"孤儿根性"发展到暮年的变态表现,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承载着川端康成对美的执拗的追求。

　　当身心超过60岁的坡道，川端让精神放纵，刻意追求一种奇异、变态的幻想之境，他的小说由纤细哀愁滑向了深深的绝望。1960年问世的《睡美人》是一个邪恶到极致的小说，但我想，如果让蒲松龄老人对这个小说加以修改和润色，可能会有崭新的境界。据说，川端写完这个小说后就自杀了，如果他不死的话，也只能写奸尸了。从这篇小说，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女权主义在日本的境遇，以及大和民族的性观念。
  　小说主人公江口，这个60多岁的老人到一个海边旅馆去，参加一个老年俱乐部的类似于安乐死的娱乐活动。入夜，他得到了一位服用了大量的药物而赤裸沉睡着的姑娘，开始，他还认识到“还有什么比一个老人躺在一个让人弄得昏睡不醒的姑娘身边睡上一夜更丑陋的事呢”？那些已经变成了非男性的老人，只有在昏睡的姑娘身边他们才感到自己是生机勃勃的，他们忍受不了衰老的绝望，就一次一次地向那家秘密旅馆走去，而且他们事先会被告知，这些姑娘不管你怎么呼唤也不会醒来。江口先后在六个不同姑娘的身边度过了五个晚上，其中最后一个晚上叫了一黑一白两个姑娘。不知什么原因，其中的一个黑姑娘让老人给弄死了，老鸨叫老人不要声张，就秘密处理掉了。这六个姑娘除了露出她们惊人美艳的身体，谁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对其禀性也毫不了解，但江口老人由此得到了各不相同的体验。一个又一个晚上，垂暮的江口睡在这些睡美人的身边，回想起了各种各样的往事和生命中过往的女性，情人啦，妓女啦，随着这些回想，江口老人一生的轮廓大致呈现出来，同时呈现出的还有他对年轻女性的执著，分明是杜牧和白居易的转世。    
  　六个姑娘，五个秘密的夜晚，如同一个个递进的乐章构成叙事的交响。这五个夜晚，中间的间隔一次比一次缩短，叙事的节奏一次比一次加速，江口也一次比一次绝望。第一次去时，江口好几次想唤醒那个姑娘，但姑娘万一真的醒来他又怎么办呢，他不知道，或许他有对姑娘身体的爱意，但更多的是自身的空虚和隐约的恐惧———他不是因此而走进这家客栈去的吗？江口注视着睡美人，想起了旧日的情人，甚至有一刻他出现了幻觉，他回忆起了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沐浴的姑娘，他想这是由于受到熟睡的姑娘的青春的诱惑吗？他没有抚摸姑娘的欲望，为了掩饰自己的空虚，他不停地喝水，又吃了药。他做了许多离奇的梦，他梦见姑娘在梦呓，她发出细微的声音说：“你不是也在做噩梦吗？”
  　江口看起来是迷上这种丑恶的游戏了，半个月后他又第二次去了那家旅馆。如果说第一次是好奇，现在他的心被一种强烈的愧疚抓住了，尔后这愧疚变成了焦躁，变成了一种困惑人的诱惑，这一夜他有了实质性的动作，他发现那个姑娘是个处女。

　　三篇小说，比较得体和富于生气与诗意的，当属伊萨克·迪纳森的《走出非洲》。作家在非洲经历的冒险，勤劳，勇敢和婚姻之外的爱情，以及最后种植园的毁灭，都因为作家内心的善良，坚强和与她与环境的融合，善待土著居民的爱心而得以升华，我们甚至可以原谅她当初因为太在乎伯爵夫人的头衔，而与自己情人的兄弟结婚私奔到非洲。至于她那只有形式的婚姻，还特别馈赠给她梅毒的疾患，则让我们同情和忧虑。离开非洲时，她为了给土著居民争取一块可以集体生存的土地，而向新任总督长长的下跪，让我们懂得了人性中最宝贵和美好的东西，依然不会因为野蛮的殖民主义掠夺而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