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恐怖症”要不得

记者近日获悉，重庆市奉节县红土乡大垭村村民唐琳在三鹿奶粉事件维权QQ群中发布言论，被认为“制造恐怖气氛危害公共安全”，于5月20日被判劳动教养一年。此前，唐琳多次以“结石宝宝家长”身份向有关部门讨说法，一直未获认可。（7日新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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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孩子死因与三聚氰胺有关，多次上访诉求没得到满足，在QQ群里发了些牢骚，说了几句狠话，就认定其“制造恐怖气氛危害公共安全”，进而处以劳教，这是权力自我放纵的典型表现，看起来更像是患上了“民意恐怖症”。
类似的“民意恐怖”症状在其他少数地方、官员身上同样不难看到，比如某地拆迁户发狠说要用自焚的方式抵制强拆，结果被警方以拘留；某地网民发帖批评了地方的不良现象，立马遭到跨省抓捕；个别群众上访，官方便将其关进精神病院，甚至以敲诈勒索政府的罪名判刑入狱。等等。
少数地方官员何以会患上“民意恐怖症”？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民意表达、诉求，会影响地方、政府、官员的形象，进而直接威胁到官员的仕途，因而，一有上访就紧张，一见批评就不悦，一出问题就慌乱，一听过激言论就神经过敏，于是不惜动用各种权力资源予以打压、封口直至限制人身自由。
官员患上“民意恐怖症”，极容易诱发多种并发症，后果很严重。比如治安“多动症”，由于民意诉求渠道不通畅甚至被封死，民生问题、矛盾得不到及时、妥善化解和处置，使积怨逐渐加深，积聚成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直至引发恶性、群体性事件；比如形象“虚胖症”，一些问题、矛盾被表面的和谐的假象掩盖，一些错误的决策、不良的作风得不到纠正，表象的繁荣背后难免隐藏深层次危机；再比如权力“恐惧症”和“习惯性不信任症”，群众畏惧官员和权力，官民关系紧张，缺少沟通，当然很容易失去民心，就谈不上依靠群众谋发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动力势必大打折扣。
近年来，各级、各地党政部门越来越重视尊重民众的表达权和民众的利益诉求，千方百计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想方设法化解矛盾和纠纷，取得了公众的普遍理解和信任，不仅党群、干群关系和谐，而且大大增强了凝聚力、向心力，越来越呈现出政通、人和、业兴的喜人局面。联系到“结石宝宝家长”事件来说，如果我们发现其“恐怖”苗头，一方面加强防护，另一方面多做和风细雨的说服、沟通、抚慰工作，未必不能消除不安定因素，为什么一定要扣上“恐怖”的大帽子，将其视为对立面予以打击呢？
这种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民意恐怖症”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