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历史（五十）：两千年中国历史“停滞”在哪里？
——“停滞”在中国人的“言、行、思” 黎 鸣
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来停滞不前，说白了，即中国人的“言、行、思”两千多年来停滞不前。为什么？因为说到底，任何人类的历史，都是人类“言、行、思”的历史，除此之外，岂有他哉？
人类“言”的停滞，即是人类的言说始终都只能在有限的“词句”、“概念”、“内涵”等等之中“打转”，永远都发现不了任何新鲜的东西。
人类“行”的停滞，即是人类的行为始终都只能在有限的“事物”、“工具”、“技术”等等之中“打转”，永远都发明不了任何新鲜的东西。
人类“思”的停滞，即是人类的思想始终都只能在有限的“情感”、“记忆”、“观念”等等之中“打转”，永远都创造不了任何新鲜的东西。
说白了，没有了新发现的“言”，没有了新发明的“行”，没有了新创造的“思”，即是一个民族的“言”、“行”、“思”的“停滞”，而同时也即是该民族“历史”的“停滞”。
为什么中国人的“言”会“停滞”而不可能获得“新生”，也即不可能获得新的“发现”？而反过来，为什么西方人的“言”却可以不“停滞”而不断获得“新生”，也即不断获得新的“发现”呢？
道理很简单，西方人的“言”从古希伯来人和古希腊人那里起源即开始了追求“信仰”，他们“信仰”什么？从信仰上帝逐渐发展到了信仰真理，可是中国人的“言”从孔丘那里开始即没有了追求，却有了固守，孔丘固守什么？固守对“天命”、对“礼乐”的“迷信”。这一方是“追求”、“信仰”，另一方却是“固守”、“迷信”，因此也就立即形成了双方长期历史以来巨大积累的差别。同时，大家还须知，上帝是无限的存在，真理则是可以永远不断生长的智慧之树的“树心”；然而中国人的“天命”却是永远的不可知性，“礼乐”则更是永远僵死的人为的“限定”性。所以很显然，追求上帝“信仰”和真理“信仰”的西方人的“言”，是永远都可以不断地获得新生（新发现）的（词句、概念、内涵等等）的不断进化发展的“言”，而固守不可知性的“天命”和人为僵死的限定性的“礼乐”的中国人的“言”，则是永远都不可能获得几乎任何新生（新发现）的（词句、概念、内涵等等）的完全僵化限定的“言”。中国人的“言”的不能不“停滞”，已经是长期以来明摆着的历史现象，根本就毫无任何疑问。
为什么中国人的“行”会“停滞”而不可能获得“新为”（新的行为）？而反过来，为什么西方人的“行”却可以不“停滞”而不断获得“新为”（新的行为），也即不断获得新的行为技术的发明呢？
道理仍然很简单，西方人的“行”追求“知识”，尤其是追求新的自然的、社会的“知识”，从而也逐渐地建立起了个人理性（规范知识、技术）的“自我”；西方人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获得了理性“自我”的西方人，同时也即获得了开发“自我”的真实知识的力量。可是中国人的“行”没有知识的追求，却有始终的心灵严重的畏惧。畏惧什么？不仅畏惧不可知的“天命”，还更畏惧血统的、礼乐的、人治的（暴力的）“大人”，中国人始终在“大人”的永远人治的淫威之下艰难地生存；所以中国人的“行”严重地匮乏“人性”（更不要说理性）的“自我”，同时也就必然严重地匮乏对新知识的追求。中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始终都是毫无“真知识”追求的儒家文人，儒家文人除了一门心思想当官（说得好听，是“治国平天下”）之外，别无任何精神的追求，包括新知识的追求。在既严重地匮乏理性的“自我”，又严重地匮乏真实的知识的双重困境之中，中国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对新工具、新技术的发明的可能性，几乎只能全都处于严重匮乏内外双重推动力的极端的困境之中，或几乎就是不可能；退一步说，即使有所发明（例如所谓的“四大发明“），也只能稍纵即逝，自动枯萎，因为根本就形成不了真正意义上获得公认的社会性的生产动力，所以也就根本形成不了真正推进中国人“行”的进化的动力。因此，中国人的“行”也就只能是严重的“停滞”。
为什么中国人的“思”会“停滞”而不可能获得“新长”（新的成长和创造）？而反过来，为什么西方人的“思”却可以不“停滞”而不断获得“新长”，也即获得新的成长和创造呢？
道理依然非常简单，西方人的“思”追求对“智慧”的“爱”，尤其是追求如同“上帝”一般（全知全能）精神的绝对的“自由”（例如著名的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曾多次表述：如果我是上帝，我将如何考虑安排运动中的“光”速呢？）。思维的绝对的自由，是思维的进化发展的最关键的前提，换言之，严重地匮乏思维的自由，人类的“思”就将绝对不可能获得“新长”（新的成长和创造）。在人类的世界之中，中国人的“思”是最不自由的人类的“思”，因为自从中国有了孔圣人，以及对于孔圣人的“独尊”之后，中国人的脑袋就全都被加上了三道“紧箍咒”：“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说白了，自从中国人有了孔圣人的这“三畏”之后，中国人的脑袋的“思”就已经基本上报废了。中国人的历史也非常严峻地证实，自从有了孔圣人的“三畏”之后，中国人的观念世界基本上就已经被禁锢得几乎完全僵死了。很明显，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根本就拿不出一部能够有一点像样子的《思想史》来，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根本就已经没有了思想的成长和创造，更何来《思想史》？中国人没有《思想史》本身就已经非常明显地证明了，中国人的“思”没有任何“成长和创造”，确确实实就只能是严重的“停滞”了。
因为中国人的“言”、“行”、“思”全都事实上严重地“停滞”了，所以也就有了非常明白的结论：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严重“停滞”了。
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的决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停滞了，这原本就是长期以来大家早就已经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而是更想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我们今天的“现实”仍旧继续在“停滞”。
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近代中国“进步”的性质，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中国近现代“历史”真实的“进步”是如何取得的。
仍旧来分析今天中国人的“言”、“行”、“思”。
近代一百年中国人的“言”、“行”的“进步”，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照搬”西方人的“言”和“行”才取得的，很明显，中国人现代的许多“词句”、“概念”及其“内涵”等等是从西方舶来的，中国人现代的许多“事物”、“工具”和“技术”等等也是从西方舶来的，这种“拿来主义”不仅中国在实行，实际上日本人比我们实行得更好，虽然实行得比我们中国还晚，可是日本人事实上早就已经进入了当代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了，而中国人仍旧属于“发展中国家”。
认真分析起来，中国人接触西方国家比日本还早，为什么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能力却远逊于日本人呢？甚至也远远落后于韩国，乃至自己同胞的台湾？关键在哪里呢？我的回答：关键在中国人的“思”。大家可以注意到，“言”、“行”可以“照搬”，但“思”不行，“思”只能自己进行，而根本就不可能照搬，因为“思”是人们内在的无形的精神的过程。而且还必须注意，如果“思”得不到相应的进步，即使照搬别人的“言”、“行”，也将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根本就达不到真正进化或进步的效果。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人落后的真正的关键在自己的“思”。由于这个严重落后的“思”，我们不仅远远不如西方，也远远不如邻国的日本、韩国，乃至同为中国人的台湾。
比较中国与日本、韩国，乃至台湾，我请大家注意，我们中国大陆人的“言”是一直受到官方“人治”的“禁止”的，而日本、韩国，乃至台湾人的“言”已基本上没有了“人治”的“禁止”，而只有法律的“制约”了；同时，我们中国大陆人的“行”也同样是受到官方“人治”的“禁止”的，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缺乏正常（宪法）法律的对于所有个人的最基本权利的真实意义上的保护。大家可以看到，无论“言”或“行”，中国大陆的问题均出现在“人治”的“禁止”上，至今中国人还没有学会实行社会“法治”的“制约”。之所以产生中国大陆政治的“人治”与日本、韩国、台湾的政治的“法治”的差别，仍在于彼此之间“思”的更重要的差别。中国大陆人基本上沿袭了中国儒家历史的传统，什么传统？按照我前面对于儒家传统的归纳，即：“天命的、礼乐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的（实质上是僵死的封建的）意识形态传统，更明确地说，是继承了孔儒的“非人”的动物的“亲亲尊尊长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畏”、“四非”的价值观的传统。而日本、韩国，乃至同为中国人的台湾，却全都已经学习西方而实现了宪政的法治的社会，接受了全人类的“真真善善美美”的“普世”的“价值观”。说得更明白一点，直到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仍旧还是孔儒的“亲亲尊尊长长”的“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
从上所述，可以看到我的非常明确的观点：除非彻底推翻孔儒的“非人”的动物的价值观，完全接受全人类共同的普世的“真真善善美美”的价值观，完全从“天命的、礼乐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儒家意识形态的传统之中自拔出来，从而立即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的宪政，实行真正共和国的法治，如果不如此，中国人就将永远都不可能获得自己“思”的解放，从而也就将永远都不可能会有任何自己的“言”和“行”的解放，从而也就永远都不可能获得中国人真正整体“言”、“行”、“思”的，也即中国真正“历史”的任何的进步和发展。说白了，中国人就只能永远自甘充当全人类文明的“尾巴”，永远自甘处于人类曾经的最低级的动物的（实质上最僵死的封建的）历史形态。（201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