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风云(三)
希特勒自杀 日本投降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三章 湘西会战 芷江受降
美军战舰 日本署降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 (8)
陈仪台湾受降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在甲午之战中战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款之一，是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自此，台湾宝岛与祖国分离，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民国以来，历届政府，或以媚日为快事，或一味妥协，莫敢言收回台湾。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借此有利国际形势，国民政府开始通过《战争布告》，公开声言收回台湾：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关系者，一律废止。根据这一布告，《马关条约》在废止之列，台湾也就应该归还中国。
1943年12月21至26日，中、美、英在开罗会议上发表的《开罗宣言》中，明确提到了战后台湾的归属：我三大国此次作战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在于使日本所窃取的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25日，中、美、英三国政府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对此再作重申。不日，苏联也加入了《波茨坦公告》。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中所有条款。
《开罗宣言》一经发表，中国政府即着手收复台湾的准备。任命陈仪为“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陈仪曾两度留学于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抗战以前任福建省主席，抗战期间调任行政院秘书长，对台湾颇有研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政府即公告中外行将接收台湾：本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已答复中、美、英、苏四国无条件投降。依照规定，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本政府将派行政及军事各官吏前往治理。凡我在台人民，务须安居乐业，各守秩序，不得惊扰滋事。所有在台日本陆海空军及警察，皆应听候接收，不得逾越常规，危害民众生命财产……
1945年8月18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任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中国战区受降主官。8月26日，何应钦发布命令，公布中国战区受降区的划分，指令各受降区主官，其中台湾地区，以陈仪为受降主官，接受日本驻台湾军队的投降。该区日本投降代表为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总司令安藤利吉。接着，陈仪受命为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
8月15日，在日本投降之后的数天内，台湾有可能独立。
日本内阁在1945年8月14日决定由昭和天皇在15日对外发表“诏书”，宣布投降。当天透过当时的日本“同盟通讯社”向朝鲜、台湾及其他所有日本占领下的当地媒体通知，第二天的8月15日必须刊登昭和天皇的降书。朝鲜的《京城日报》头版依照指令在8月15日刊出，但是台湾的《台湾新报》则在过了一天后的8月16日才见报，前一天的版面仍然照常刊登日军的战况，甚至找不出日军笃定战败的内容。也就是说，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人民，到1945年8月15日还不知道台湾已经回到台湾人手中。
扣留天皇的诏书属于重罪，而当时只有一个人有权隐蔽天皇的诏书对外发表，此人即为最后的台湾总督兼日本第十方面军(台湾军)司令官陆军大将安藤利吉。
诏书延后一天发表是总督府的指示。安藤利吉为什么要扣留天皇投降诏书？有两个可能，一是安藤想争取时间，在混乱还没有发生之前把台湾交给独立派统治，不希望中国战区的国民党军前来接收，等于是一种类似的“战后处理”；二是安藤利吉有可能与日本本国划清界线，以自己的势力在台湾建国。
不甘投降而留在台湾的少壮派军官中宫悟郎等人，在暗中策划台湾独立。
当时爪哇和台湾的情形一样，天皇的降书也被扣了3天，8月15、16两天，爪哇的日本 军司令官曾一度拒绝接受投降的现实，策划在当地独立建国，但是后来不知何故由苏加诺在8月17日对外发表独立宣言，翌日才正式发布天皇诏书全文。
台湾的安藤利吉之所以无法将诏书继续扣留下去，完成其将台湾交给台湾独立派的愿望，是因为麦克阿瑟掌握战后处理决定权，指定中国战区蒋介石率领的军队前来接收台湾。
9月3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以“中字第18号备亡录”至冈村宁次，“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命令，派陈仪为台湾及澎湖列岛受降主官”。9月9日，侵华日军中国战区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受降，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作为台湾省代表参加了签字仪式。日方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代表签字投降，驻台第10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是投降代表之一。当晚，冈村宁茨下令，在中国包括台湾澎湖列岛的全部日军和警察，一律向中国政府投降。当时在台湾的日军和警察有20余万人。
国民政府从1944年7月就开始着手准备接收台湾的工作，蒋介石之所以任命陈仪承担此重任，是因陈仪为人正直清廉，时任福建省主席，做事能干，是最适当的人选。
此外，陈仪了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为人。陈仪早年在日本学习军事，与安藤利吉差不多同期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陈仪首先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负责搜集台湾在日本统治下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资料，又培训大批公职人员，物色大批台胞加入接收队伍，为政权交接做好准备。
日台军官“惜别宴”上交火
安藤利吉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1944年9月，安藤利吉出任台湾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同年12月被日本当局任命为台湾总督。
1945年9月初，安藤利吉考虑到日军即将被解除武装，而军中的部分台籍官兵也要离队，于是决定在台北市东门町兵营大餐厅搞“惜别宴”。他的主张得到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的赞同。
安藤利吉立即把总务长官须田叫来，让他迅速筹办此事，并特别嘱咐，不能让参加宴会的台籍军官与日本军官同席。
当时，日军中的台籍官兵人数并不多，对日军搞“惜别宴”，大多数台籍军官不愿参加。他们认为，日本已经战败，台湾的日军也将听候中国政府发落，不存在“惜别”的问题。更何况，日军中的高级军官过去根本不把台籍官兵当人看，台湾官兵对日军将领也没有好感。
台籍军官的代表把自己的想法告知了日方，安藤利吉非常生气，他立即召见须田，要他说服台籍官兵参加。抵挡不住日军的再三邀请，台籍军官勉强答应了。这次参加惜别宴的台湾军官约50人，日军军官约100人，由于当时日军尚未解除武装，参加惜别宴的日籍、台籍军官仍然穿着军服，并携带有武器。
9月初，“惜别宴”按期举行。当台籍军官走进兵营时，负责筹办宴会的一名日本军官让他们全部坐在左边，而日籍军官则被安排坐在大厅的右边。台籍军官坐下后，发现左右两边不但酒菜不一样，甚至连桌椅板凳和碗筷也相差甚远。于是，他们开始质问筹办宴会的日军负责人。
日本军官忙着找借口说，因为参加“惜别宴”的日方人数较多，级别也较高，所以办了两种酒菜。他们还说，尽管酒菜不一样，但意义是一样的，希望台籍军官不必计较，有吃有喝就行了。
听完解释，台籍军官不能接受。他们觉得，日本人已经投降了，还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台湾人，是对台湾军官的轻蔑和侮辱。几名台籍军官不想再呆下去，便借故偷偷地溜了出去。
这时，一位姓林的台籍准尉“噌”地站起来，突然走到安藤利吉的席边，气愤地质问道：“这个‘惜别宴’不是我们要你们办的，我们也不愿意来，是你们非要我们参加，你们为何对我们另眼相看？”
一名日本将官见此，也马上站起来，他对林准尉大声训斥道：“你是准尉，这一桌上有大将、中将，你在长官面前要有礼貌，赶快退下去!”
林准尉火气更大了：“我们不参加这种侮辱人的宴会，我们要退席!”
一些台籍军官立即跑过来声援，并继续质问日本人：“你们已经投降，为何还用这种态度对待台湾人？”
几名日本军官见状，也围过来辩论。他们说，台籍军官级别低，在宴会上吃差一点很正常。他们还嘲笑林准尉不知天高地厚，一个准尉要与大将、中将平起平坐。另一名日本军官还讽刺说：“你闹什么呢？你将来当了大将、中将，就可以与我们同吃同喝了。”
日籍军官的话再次刺痛了林准尉，他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操起一个酒瓶朝那个日本军官砸去。日本军官向旁一闪，酒瓶砸到了日军的酒席上，玻璃碎片砸伤了席上的几名日军军官。
一名日本军官立即掏出手枪，朝林准尉射击，但未击中。台籍军官见日本人开枪打人，全都拔出枪来，朝着对面的日本人一通扫射。宴会厅里顿时枪声大作，枪声、喊声、哭声此起彼落，乱作一团。
安藤利吉、谏山春树、须田等日籍高级将领见势不妙，弯着腰从侧后门仓皇逃离。
双方激战十多分钟，导致宴会厅内，尸体遍地，血流成河。直到日本宪兵携带机枪和手榴弹赶来，场面才得到控制。
这次激战，日籍军官死伤30余人，台籍军官死伤20余人。因为参加战斗的台籍军官都是一线带兵的，年轻手脚快；而日籍军官，特别是那些中高级军官，平时养尊处优，反应较慢，故死伤较多。
中国国旗升在总督府上空
1945年9月16日和10月5日，中国政府先后派去两批接收人员。
这年9月17日，中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奉命携带国旗一面，从重庆单机飞赴台北，直抵日本驻台总督府。要日本总督安藤利吉让他挂上国旗。安藤不同意，后经力争，才将中国国旗升在总督府上空。这是中华民国国旗首次正式在台湾飘扬。张廷孟又要求把所有殖民地机构的日本国旗除下，代之以青天白日旗。台湾人民既惊讶又欢欣。
10月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范诵尧率领“台湾前进指挥所”官兵71人分乘5架运输机，于下午4时飞抵台北松山机场。10月6日，位于原台湾日本总督府的前进指挥所开始办公，并把一份箅忘录送交安藤利吉，要他做好政权交接准备。下午3时，前进指挥所举行了抵台后的第一次国旗升旗仪式。当青天白日旗缓缓升起、飘扬在宝岛上空时，在场的官兵无不热泪盈眶，心潮澎湃。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国庆日。上午10时，台湾前进指挥部在台北市公会堂（后改名为中山堂）举行了盛大的台湾省第一次国庆庆祝大会。来自台湾的地方绅士和民众代表与前进全体官兵参加了庆祝大会，盛况空前。
这时，我军登陆艇从大陆直驶台湾，在航行中处于战斗状态，飞机在上空盘旋掩护，注意对岸情况。
当时，在台湾的日本三军，有二十万之众，据传日军中有人叫嚣与台湾共存亡，又有以牧译义夫、中宫悟郎为首的少壮派军官，与汉奸相勾结，策动所谓“台湾自治运动”。蒋介石于是决意派遣6个师、20艘军舰、2个飞行大队开赴台湾参加接收，坚决弹压负隅顽抗者及“台独”分子。
10月17日，入台接管的陆军第70军（军长陈孔达中将）和第62军（军长黄涛中将）先头部队第7 5师、107师、预备第9师，由70军副军长陈颐鼎率领，在美军的30多艘战舰和10余架飞机满载下分别在基隆、高雄登陆。
台湾人民预知中国军队到来，群情激奋，有的带着干粮、铺盖、顶风冒雨守候在码头。当专列从基隆驶向台北时，只见人头赞动，万众欢呼，有的互相拥抱痛哭，泪流满面。由于欢迎的人群众多，这段只有30公里行程的专列却走了四个小时。火车进入台北时，30万市民夹道欢迎，并高唱《欢迎国军歌》。
10月20日，陈仪离开重庆，经上海赴台受降。
侵台日军投降典礼在台北举行
侵台日军投降典礼，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隆重举行。
1945年10月25日，是台湾同胞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盟军中国战区台湾受降仪式。
这天，台湾到处呈现出一片欢乐的景象，洗澡、看戏、理发全部免费，到百货公司买东西一律打八折。公会堂门外更是人山人海。
台湾自甲午战争沦落在日军手中后，日本派来大量军队和国民，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推行日本文学，不准岛民说中国话，台湾青年从高中升专科学校时都要改用日本名字，并在青年中进行军国主义教育，强拉台湾青年充当炮灰。
战争期间，台湾成为日军南进的基地。
受降地点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大厅，讲台上方高悬“和平永奠”四个金黄大字，后壁置孙中山先生遗像及国旗、国民党党旗，又有蓝底白字“Ｖ”形，象征胜利与和平。门前搭起庆祝牌楼，张灯结彩。公会堂内外，人山人海，除台北市民，许多人从外地赶来，等待着翻开台湾新纪元庄严时刻的到来。
台湾各市代表、各界知名人士，均穿戴修饰整齐，早早在观礼礼台上入座。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代表洛克，美军联络官柏德利也出席观礼。
8点55分，身穿崭新陆军上将服装的陈仪步入大厅。中国士兵手持冲锋枪，威严地站立在大厅两旁。陈仪身后，紧跟着台湾警备副总司令陈孔达、参谋长柯远芝、副参谋长范颂光、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70军副军长陈颐鼎、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台北地区空军司令林文奎。陈仪在中，众人在左右，在受降席上坐定。
日军投降代表有日本台湾总督兼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等五人，已奉命乘车到达，等候传唤。九点正，葛敬恩朗声宣布：“接受台湾地区日军投降典礼开始！” 陈仪与张群在日本投降仪式上
在中方人员引导下，安藤利吉一行五人低着头进入大厅，在大长桌前站定，向端坐受降席正中的陈仪敬礼，被命令坐于投降席。
9时整，葛敬恩宣布：“中国战区台湾省接受日军投降典礼开始。”
陈仪环视全场，以庄重的语调宣读受降书，大意为：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已在南京接受日本投降。本官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之命，为台湾受降主官，兹以第一号命令，交与原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安藤吉利。依照此项命令，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应交还中国，所有日本在台湾及澎湖列岛的陆海空军和警察，均应缴出武器，听候处理，希即遵行。
陈仪读毕，安藤利吉向陈仪等脱帽鞠躬行礼。随即将身上所佩军刀解下呈上，以示驻台日军全部投降。台湾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芝，将中日两种文本的第一号命令，交给安藤利吉，命其签字。安藤利吉躬身接过，在文本上签名盖章。这时，中外记者的照相机， 不约而同对准了安藤利吉，镁光灯闪烁，“咔嚓”声不断。因心里紧张及羞于战败的缘故，安藤利吉手指颤抖，几至难以握笔。
待日军参谋长谏山春树把签了字的文本交陈仪后，葛敬恩宣布受降礼成，令日方代表退出。安藤利吉再向陈仪鞠躬，如逢大赦，快步出了大厅。
10点整，陈仪通过广播电台代表中国战区统率部向全世界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 安藤利吉向陈仪将军呈递投降书
消息传开，台湾全岛如海浪般喧闹起来，高山族同胞载歌载舞，居民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用各种形式欢庆这一幸福的时刻。
整个受降仪式进行了五分钟，五分钟结束了日本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霸占！ 26日，首府台北及各县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游行，各族人民以各自的方式欢庆胜利，兴奋热烈之情达于极点。
台北40万市民，“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
为永久纪念台湾从日寇统治下重归祖国怀抱，国民政府决定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节”。每年这一天，全省各地都要举行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并放假一天。
10月25日台湾受降的当天，陈仪向安藤利吉下达第一号令：“本官奉令，接受台湾、澎湖列岛地区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投降，并接收台湾之领土、人口、治权、军政设施及资产。”
安藤利吉在签具受领证中表示，他对本命令及以后一切命令负有完全执行之责任。安藤利吉是日军大将，当时61岁，早年曾任日军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此时，末代总督已走到末路。安藤利吉在签字投降后不久被捕，列为战犯，押解到上海，关进监狱候审，于1946年4月19日在狱中服毒自杀身亡。他为什么要自杀？最大的可能性是，安藤判断审判中关于终战前支援台湾独立、扣留天皇投降诏书、企图将台湾政权交给独立派的问题将被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