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本文的作者是我在国防科大当学生时的领导商法尊。
最近一直忙于准备系统工程方面的资料，下午去校友会后，心血来潮想上网查查原国防科大政委汪浩教授的资料，汪浩教授是我国非常有名的系统工程专家。我已经了解到，汪教授不仅在军界享有盛誉，在民用领域同样有建树。他先后担任了“浏阳山地综合开发利用研究”、“湘潭钢铁厂技术改造新方案的系统分析与决策”、“北京市房山区规划实施智能辅助决策系统”等多项课题的负责人。他主持研究的“县级区域发展总体规划编制方法与实践”，被誉为“浏阳模式”；他主持完成的“北京市房山区规划实施智能辅助支持系统”，被学界誉为“使系统工程区域规划的理论方法工具提高到一个新台阶”；他主持研制的“洞庭湖综合治理规划”，被国内外专家誉为“可与世界上成功的大湖规划媲美”。
在网上没有查到汪教授的资料，这在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竟然查到尚老师的网上日记；更惊讶的是，这些日记竟然解决了我心中很大的疑惑。
我是1979年上的国防科大。上学的时候，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是国防科大研制成功了当时很先进的亿次银河计算机。我们也因计算机的缘故被分配到了山东胜利油田。
后来我看有关书籍知道，哈军工的计算机非常厉害，我们国家的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和应用最多的晶体管计算机都是哈军工研制成功的，象柳克俊、康鹏、慈云桂，都是全国计算机界很权威的人，但一直到今天之前，我一直不明白，国防科大当时是怎么知道国家要研制巨型计算机的？
第二个不明白的是，“长沙工学院”是如何变身为“国防科技大学”的？
这两个疑虑，都被尚老师的日记无意中解决了。
第一个疑虑，是尚老师的日记直接解决的。
第二个疑虑的解决，要拿尚老师的文章和另一篇文章相对照。
2009年11月10日，国防科大校长张育林和政委徐一天在《钱学森与国防科大的建设发展》一文中提到，“1977年7月23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在家中接见了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他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提出在‘哈军工’的基础上组建国防科技大学。1977年10月6日下午，钱学森在国防科委大楼接见长沙工学院各系的同志，指出要很好领会邓小平通知的指示。他说，我们这个学校是国防科技大学，就是为国防科学技术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服务，不是办一般的大学，也不是办与其它28所重点大学那样的大学，别人能办的，我们就不要办了。国防科技大学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能面面俱到，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钱学森专门谈了系统工程设置和人才培养问题，”
感谢尚老师。一直觉得尚老师待人很热情。没想到，尚老师的为人为国防科大立了大功。
看了尚老师的文章，更坚定了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力帮助人的信念。
（一）
我在十多年中一共见到过四次张爱萍将军，头三次见面都谈到有关母校的话题。
1973年6月，我到北京检查招生工作，顺便去白广路总参三所239房间看望李懋之副院长。李副院长说张爱萍将军住在北楼，我便去看他。当时张爱萍将军穿一身旧军装，面色憔悴，胡子没刮，正在拄着拐杖练步，张翔陪伴在旁。我们一起进了房间，张将军让我坐下喝茶。当我端茶杯时，发现桌子上有一张写着诗的纸。张将军说：你也对诗感兴趣吗？便随手把那首诗递给我，却是一首七律：
渺渺怀思几兼旬，飞来喜讯百感生。
海泽少壮翻巨浪，江淮稻菽乐庆丰。
秃枭隳灭人称快，主席昭示感至诚。
……。
（因系事后补记，末两句已记不清了）
我问了他的腿疾，向他诉说了军工南迁长沙后的惨状，他为之惋惜，唏嘘不已。
1975年2月我又来北京公干。这时因为张爱萍将军在白米北巷7号的房子正在维修，暂住海运仓总参一所。他主动让我去他处谈谈，并详细问了长沙工学院的教学和科研情况。我答的也比较详细。我告诉他长沙工学院的条件很差，很多科研项目难以进行。计算机研究所慈云桂教授带领一帮人，在东郊的马坡岭借用一座破旧的农校研制测量船上的计算机。各种条件也十分艰苦。我们的谈话被国防科委副主任陈彬的到来所打断。不久张爱萍将军即恢复了国防科委主任职务。
我回到长沙不到半月，3月1日又被抽调来北京当联络员，因为刚刚复出的张爱萍要整顿七机部，我们的会场设在友谊宾馆。
初夏的一天晚上，慈云桂教授突然来友谊宾馆北配楼找我。他说：他对于计算机的研制有个新的想法，如果实现了，将大大提高计算机的性能。他很想把这个想法向张爱萍主任汇报，以期得到国防科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他说张爱萍主任曾几次去军工视察，很关心军工的科研工作，也关心军工的计算机研制。只要设法通报给张主任，他肯定会接见的。当时慈云桂教授向我讲了很多，我也听不大懂，但我理解他的迫切心情，表示马上去联系。
送走慈云桂教授，我马上给张主任的秘书黄胜天同志挂电话，谈了慈云桂教授迫切要见张主任的心情。我说：慈云桂教授一参加工作就在海军，曾是军工海军工程系副主任，在军工计算机的研制上贡献很大。现在他又有了新思路，希望得到海军老首长的支持。黄胜天同志很爽快地答应安排。我用电话通知慈副主任，请他在一二天内等我的消息。我万万没有想到张主任也有着同样的迫切心情，第二天便要听取慈云桂教授汇报，结果弄的我措手不及。我打遍了慈教授给我留下的电话，终于找到他本人。当慈云桂教授向张主任汇报完回住处，掩饰不住他内心的喜悦，马上打电话向我谈了向张主任汇报的情景。他说他马上回长沙做方案。过了几天，慈云桂教授从长沙给我来电话说：他又向张主任作了一次汇报。那是他得知张主任去南方去开会，也跟了去，抽空谈了他进一步的设想。根据张主任的交代，慈云桂带领科研人员对巨型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研。但在1975年下半年，却由于发生“四人帮”发动的“批邓联张（爱萍）”等变故而被迫中止。
1976年末，张爱萍主任因心脏病复发住301医院南楼，我去看他时又问及此事。我说：听慈云桂教授说他们一直想接这个任务，但不知上边的意见怎样？张主任说：当然搞啦。
由于慈云桂教授首先得到了张爱萍主任的支持，才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张爱萍主任立下了“军令状”，并把这艰巨任务交给了慈云桂教授和长沙工学院。慈云桂教授在总体方案论证会上当众发出誓言：“现在我刚好６０岁，就是豁出这条老命，也一定要把我国的巨型机搞出来。”在邓小平同志、中央领导和国防科工委领导的关怀下，他同他的同事们夜以继日，刻苦钻研，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苦战了6个春秋，终于研制成我国第一台巨型计算机，填补了我国巨型机的空白。由此他也得到了许多殊荣。
（二）
1977年6月25日至7月30日，我为落实74级、75级学员分配、留人问题和招生方案到北京出差，住在二炮招待所一号楼214房间。没过几天，张文峰副院长和高勇主任也来京，住进二炮招待所，高主任和我同住一间，张副院长住隔壁单独一间。他们名义上是来向七机部汇报工作，实际是寻找晋见邓小平同志的机会，为学院前途命运而奔波。
7月7日晚，二系63级学员刘建亮和和一系65级学员贺平来招待所看我。刘建亮已经分到河北青龙县，他对他的档案不放心，怕里边有什么材料影响他的前途，希望我将他的档案调回学院再检查检查；而贺平现在总参通信部军事研究室工作，马上去驻美使馆当武官，希望对他在文革中被抓一事有个结论。贺平是和在总参门诊部工作的邓榕一起来的。他给我留下联系电话为814.3788。当时高勇主任也在，他对邓榕说：你爸爸是我们的老政委，我们很想念他。请你转告他，我和张文峰同志想去看看老首长，向他汇报一下学院的情况。邓榕说小姑对她说过，她正在设法安排。送走贺平夫妇，高主任给栗前明打电话，让他帮助催促。
7月23日下午，我去七机部和石进同志研究75级学员分配问题。傍晚回来，见高勇主任和张文峰副院长在我们房间研究事，便抽身往外走。高主任叫我回来，递给几张纸。他说：今天邓政委接见我们了，我和张副院长按回忆整理了个谈话记录，你顺顺文字，赶紧抄一份给李副院长送去，请他找人打印出来。李懋之副院长当时任二炮副司令，住在南礼士路23号，离招待所也不算远，我马上送到他家。李懋之副院长一向关心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他看了谈话记录稿说：明天就找人打印。这个材料还可以给各总部送送。
第二天晚上，我去李副院长家取打印稿。我说我明天去李达家，李副院长让你也给李副总长带上一份。我将几份打印稿交给了高勇。7月25日上午我去南长街大宴乐胡同8号，不巧，李达副总长不在家，我将材料交给了张乃一阿姨。
文章来源：
古稀晨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