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们公司搞的一个读书活动中写的一个心得：
来自政治家兼内幕交易者的启示
——读《华尔街冒险家投资大师巴鲁克传》有感
黄祖斌
一次在当当网上搜索，无意中发现居然有《华尔街冒险家投资大师巴鲁克传》一书，大喜过望。华尔街有句名言：股市中没有新鲜事。由于投资者或投机者在参与股票投资或炒作时，个人利益与股市或个股走向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往往做出在正常情况下匪夷所思的判断，因此尽管股市的历史并不短，称得上投资大师的，并不比人的手指头的数量（我指的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的手指头）多。不过该书并不能学到太多的投资知识。
巴鲁克严格来说，恐怕称不上投资大师，他的不少成功投资，其实主要是因为得到了一手的内幕消息。他作为几任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不计较个人得失，勤奋工作，深得不少政要的信任。他甚至是美国参加一战后的巴黎和会的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即使在华尔街，他也是重量级人物，因此知道了不少内幕消息。但显然他的成长经历的价值比娱乐明星的血型和星座信息要高得多，同时他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现的勤奋、节俭、谦虚、爱国等品质，值得人们学习。
1、巴鲁克善待身边的人。
巴鲁克和大多投资大师或准投资大师一样，来自于平民家庭。他父亲是位医生，是南方人。南北战争后，巴的父亲的病人往往无现金支付医药费，而是以实物来支付，比如几只鸡或一些棉花，有时甚至是一条狗。巴的父亲暗中参加了3K党。最终因为治安差，全家搬到了纽约。在较为艰苦的环境中成长，一些恶习很难养成，却比较容易具备一些好习惯。或许还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家庭环境比较好。
巴鲁克和父母兄弟，关系非常融洽，连他的老师，都给予他特别的关注。他是幸运的。一次刚刚因为投资一个电车轨道的项目而亏损8000美元。但他家人没有半句怨言。几天后在母亲面前极力游说一个煤铁公司的股票，建议投资500美元。他父亲马上出现在面前，手里拿着一张500美元的支票。他到纽约的学校就读后，他的女老师居然送给他这样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本《奥列弗游记》，上面写着老师的话：“奖给有绅士风度的杰出的巴鲁克”。我很难想象在目前的中国，有老师会给学生这样的特别礼物。个人有这样的偏见：中国的不少教师，主要的任务是误人子弟，并且紧盯家长的钱包。
但巴鲁克的父亲并非一概对其放任不管。巴鲁克年轻时非常喜欢赌博，巴父就将他从赌场中拉回来。
当父母是很不容易的。支持孩子很容易，反对孩子的一些坏习惯或是不正确的打算却比较难，尤其在21世纪的中国，不少事物很难完全分清正确或是错误。记得个人刚刚毕业时，象巴鲁克喜欢赌博一样迷上了股票，但刚毕业时收入很低。于是游说父亲动用为我准备的老婆本（其实从未专款专用，个人视啃老为人生之耻），该出手时即出手。任我口吐莲花，也是枉然。当时非常郁闷。不过这样，我有幸在巨亏三成的时候，明白了不少股票投资应有的心态，积累了经验，但亏损的绝对金额却非常小。
巴鲁克对待家人也非常好。在一次基于准确判断的杠杆投资中，仅凭300美元的投资，大赚6万美元。他将以1.9万美元为他哥哥买了一个股票交易所的职位，送他爸爸2万美元作为结婚纪念礼物。在其父60岁生日时，巴鲁克赠送了7.5万美元作为礼物，解除了其父退休金的顾虑。巴鲁克多年后在纽约市长面前推荐他当初的女老师，让她当上地区督办员。
一次巴鲁克在欧洲旅行，他的合伙公司的合伙人身陷财务困境，巴鲁克接到电报后马上回美国，投入资金为他的合伙人解困。
去年去逝的季羡林说，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生既谈不上意义，又谈不上价值。在这个时代，在事业上有大的成就是小概率事件。对大多数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而言，不应盲目追逐目前缺乏的，但长期而言并不缺乏的金钱、房产等物质上的东西而迷失自己。善待家人与朋友，是永远应当重视和实践的事。
2、巴鲁克工作勤奋，努力学习。
巴鲁克起点低，这促使了他的勤奋。就业之初，巴鲁克非常羡慕那些从常春藤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在饭店吃饭，巴鲁克却只能啃三明治。他们坐马车回家，巴鲁克只能一边步行，一边喝西北风。书中写道；“这种羡慕激发了动力，口袋空空避免了无谓的消遣，巴鲁克把大部分闲暇时间用在了学习上”。很快他就以一个知识渊博的聪明年轻人在公司里出了名。
不管是投资大师，还是准投资大师，或许有个别出身豪门，而不是出身贫寒，他们有的是价值投资者（如巴菲特），有的是趋势投资者（如索罗斯），如果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的话，我想毫无疑问就是：勤奋。在世界经济越来越复杂的时候，虽然金融从业人员智商上有小小的优势，如果没有勤奋的工作的话，恐怕连二流水平都可望而不可及。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不少券商和其他机构的人士，都加强了学习，市场投资和研究人员的水平普遍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努力工作，加强各方面知识的学习，水平恐怕就会相对落后。正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投资业绩的好坏和付出的心血成正比。林奇作为传奇基金经理，虽然40多岁就退休，却早早满头白发。他在《战胜华尔街》一书中回忆在富达基金公司工作时，周六的早上8点钟，公司加班的人已经能组成一个篮球队了。即使没有林奇这位非学金融的另类传奇基金经理，其他基金公司的投资业绩怎么能和富达公司相比？记得2009年时，有个文章反思为何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十大基金公司中位于上海的却并不多，最近几年风头正劲的华夏、嘉实、易方达和广发，更无一在上海。文章的结论之一是上海的基金公司加班很少，努力不够。华西村的吴仁宝，在创业之初，为了办成一件事，逐一拜访了某职能部门的13个正职和副职领导。他还说当时的城市人太舒服了。如果在80年代初的城市居民都太舒服了，真不知吴仁宝老先生会如何评价2010年中国金融机构的大多数从业人员。
目前的中国，无论是基金公司，还是资产管理公司、券商，特别是私募基金，来自委托人的资金是如此重要。从本书中，我发现其实在100年前就是如此。作为股票经纪人，巴鲁克在1893年的金融大恐慌中困难重重。他的应对办法是写好分析报告，挨家挨户地去敲公司办公室的门。有趣的是洛克菲勒家庭的第一代，标准石油公司的创始人，在大概只有14岁的时候同样根据通讯录在克利夫兰市里一家家求职，被拒绝后，重新开始。巴鲁克拜访一位有名的商人，被秘书拦在门外。巴鲁克耐心地等在外面的街上，等目标客户出现后上前说明自己的判断及理由。他推荐的0.78美元的债券果然涨到了1.25美元。这位客户自然成为巴鲁克的固定客户。
或许在这个客户至上的时代，准确的判断是改变供求关系的关键。记得《对冲基金风云录》一书中，同样记载了作者到处募集资金又经常无功而返的经历。但他认识的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因为业绩非常好，却是客户追逐的对象。一些对冲基金经理因为糟糕的业绩而绞尽脑汁地写业绩报告。而这个基金经理甚至不屑于接听有投资意向的组合基金的电话。他每年只给投资者两封信，每封信居然只有一张纸。
3、巴鲁克在国家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利益。
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天性。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不贪心已经是一种美德了，但为他人或国家利益宁可牺牲个人利益，就比较难能可贵了。无论巴鲁克是否为了争取更大的个人利益，巴鲁克为国家利益而不计较个人利益是事实。一战时期，巴鲁克作为美国战时工业委员会的主席，曾派出一个代表团去欧洲进行采购。但代表团准备登船时，突然接到通知，美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负担此行的经费。巴鲁克决定个人出资6万多美元支付相关费用。后来这个代表团为美国政府节省了几百万美元的战争开销，但巴鲁克仍不肯接受政府提供的补偿。这个委员会解散后，几百名文秘人员成为无业游民。巴鲁克聘用专门人员，动员他们回家乡，并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回家卧铺火车票。为此，巴鲁克花费4.5万美元。1917年美国对德国宣战后，巴鲁克捐款500万美元，帮助当时的财政部长超额完成了第一个自由贷款计划的指标（书中未明确这是无偿捐赠还是贷款）。
人的财富有多有少，不过毕竟钱是好仆人，坏主人。在这个拜金的年代，买房压力空前巨大的年代，在应试教育的学校中未能穿上基本道德的防弹衣的不少年青人，不免成为金钱的仆人，迷失自己。正因为大多数人是自私的，因此对喜欢占人便宜，损害他人利益的人普遍地讨厌，而对于乐于助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则非常欢迎。或许，无论是对待金钱，还是其他利益，如时常站在八旬老人的立场上，就很容易看得开，也更容易知道哪些东西更值得在意。
4、来自巴鲁克投资经历的启示。
内幕交易是巴鲁克个人财富迅速积累的重要原因。不过无论是倡导价值投资的巴菲特，还是大炒家利弗莫，都再三强调反对根据内幕消息买进股票。巴鲁克屡尝内幕交易胜果，却在美国酿酒公司的股票上折戟沉沙。亏损之大，以至于巴鲁克被迫压缩家里的生活开支，卖掉一辆马车（虽然其妻已怀孕七月有余）。
对于投资或投机人，一万个人可能有十万种偏见。这些偏见影响了合理的、正确的判断。即使是慈祥的巴鲁克的父亲，也有这样的偏见。巴父将儿子从赌场中拉回家，但却非常喜欢赌马。他认为赌博和赌马完全是两回事，还曾给两个儿子每人一个银币，赌某匹马赢，结果第一轮就输了。
无论是巴菲特，还是林奇、利弗莫，都有因不是根据自己的独立判断得出的结论，而是轻信他人意向而做出投资决定，最后亏损或错失较大利润的经历。巴鲁克同样如此。当时美国最大的咖啡进口商，由于1906-1907年巴西咖啡将歉收，建议巴鲁克做多咖啡。最后的结果是巴鲁克止损出局时，巨亏70-80万美元。这在1906年，相当于约3万多盎司的黄金。即使在100年后的2006年，这也不是个小数字。
目前全球金融体系的参与者都非常注意分散风险。但正因如此，风险反而有可能迅速地、大面积地传播。雷曼的倒掉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于是在市场风险暴露时，信心就比黄金重要。本书也讲了一个巴鲁克教一个朋友唱空城计，挽救市场信心的事情。巴鲁克朋友的一家企业准备兼并另一个矿企，对方企业的股东既可以要求现金付款，也可以要求以公司股份换取自己的股份。但巴鲁克的朋友没有足够的现金。在巴鲁克的授意下，这位朋友拿着巴鲁克为他筹集的100万美元的支票来到华尔街的咖啡馆。自然有人问他是否面临流动性短缺，他一言不发，取出百万美元的支票。于是股价上升，对方公司的股东也乐意接受股份作为对价。这个人自然对巴鲁克感激不尽。他的这个朋友后来当选为参议员，1907年时他说：“巴鲁克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他实在是个大好人”。
本书的作者显然不是一位投资者，因此不知投资者的需求。所以本书虽然非常值得一读，不过和普通的人物传记没有太大的区别。最有价值的或许是巴鲁克在投资市场的经历反映了美国资本和商品市场波动的一些历史现象，或许能让我们在比较迷茫的时候得到一些启示。由于时间匆忙，不再更全面地介绍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