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风云(三)
希特勒自杀 日本投降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三章 湘西会战 芷江受降
美军战舰 日本署降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 (10)
敌后游击战略是中共的伟大创举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1939年写的《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的八路军》一文指出，抗战两年来，仅八路军各主力在华北战场阵亡的将士计有1.5万余人，负伤4万余人。在这一伤亡总数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共产党员。左权用这些数字，回应国民党方面某些人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
中国抗日战争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前者由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军承担，以阵地战为主、运动战为辅；后者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承担，以游击战为主。
1945年4月25日在延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共七大上作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全面论述了敌后战场的创造、战绩、战略技术和政治保障。
朱德认为，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他说：“构成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所谓相持阶段，实即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从武汉失守之后，一直到1944年日寇重新向国民党战场作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为止，其间共5年半之久；在这样长的时间之内，日寇在华的主力是在对着解放区作战，解放区战场抵抗的敌伪力量，到1943年，竟占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而在这同一期间，国民党战场并没有严重的战争。这就是相持阶段的实际。”
他介绍：“1937年9月，八路军在毛泽东同志的天才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入华北敌后，我一一五师进入晋察冀地区，我一二０师进入晋西北地区，我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地区。1938年我军更向东进，一部进入冀鲁豫平原和冀鲁平原，一部进入冀中平原，一部进得更远，到冀东配合了20万人民的抗日大起义。1938年春，新四军继八路军之后开赴前线，进入华中敌后，在长江两岸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同年冬，东江纵队于广州沦陷后在当地起义。1939年，琼崖沦陷后，当地人民在我党的领导之下组织游击队从事抗战。八路军初出马的时候，即在平型关进行了全国抗战中第一次的对敌歼灭战。”
朱德说：“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而瓦解了的华北、华中战局，立即由我党、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合作，而迅速恢复起来。敌后变成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了。”
“这样，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游击战争，从此在敌后代替了国民党之前的单纯的防御地位。”
“这样，解放区战场在抗日战争初期，便牵制了日寇很多兵力，造成了使日寇不能全力西进的形势，随后又变成为与日寇作战的主要战场。”
……
中国共产党迅速挺进敌后，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战场上配合正面友军作战的战略任务，与正面战场相结合，构成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布局。
敌后战场的开辟，钳制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捆住敌人的手脚，遏制敌人战略进攻势头。这不但挫败了日寇“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挽救了抗战危局，促进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而且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战略包围为战略反包围，构成了对日军两面夹攻的有利战略态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游击战争担负起了抗击日军的主要任务，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
1943年6月，日本华北派遣军总部公布：“从今年1月到5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5524次之多，其兵力达567424人之众。”同样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在当年的综合战果报道中指出：“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19.9万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中共军的灭绝性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1940年12月1日，抗日战争已经处于相持阶段，日军参谋总长在当天上奏改编预定在南方使用的兵团时，日本天皇裕仁曾担心地询问：“拿破仑入侵莫斯科败于消耗战和游击战曾有先例，日军会不会在中国陷于困境吗？”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自抗战相持阶段开始，全民抗战已经让日军感受到了巨大在威胁，日军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战后日本官方战史《大本营陆军部》记载：近来，我陆海航空部队猛烈轰炸重庆，迫使重庆方面和平气焰高涨，只有中国共产党军坚持反对议和。一向谋求保存和扩大自己实力的中共军，竟于1940年8月20日夜，在华北断然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大反攻。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写道：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在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上海、太原、南京相继失陷，八路军挺进到敌后，在华北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牵制了日军想要迅速占领武汉的企图。
八路军出征前蒋介石曾明令，八路军在抗日战场的作用是配合华北战场国民党正面的侧翼支援作战。然而，毛泽东及时准确地把握了局势的变化。就在太原失守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明确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
在平型关之战后，八路军115师政委聂荣臻率领115师部分干部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交界地带建立了八路军第一个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致八路军第115师、120师、129师和长江局的电报中，再次叮嘱各路即将出发创建根据地的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徐州失守后，对于未来战局的发展和八路军的下一步发展方向，党内出现不同认识。毛泽东的判断是：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因此“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战机，果断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重大决策。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对日军节节抵抗时，共产党的八路军来无影去无踪地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日本战后官方战史《华北的治安及治安强化运动》中写道：“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长三角）、武汉地区、华北，其中以华北最差。”
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不仅仅只是在敌后的华北地区，在华东敌战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也非常活跃。伪南京国民政府在1941年5月16日公布了由汪精卫签发的《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中写道：“被指定为第一期清乡地区的江南一带，此地自1937年末以来，已成中共及重庆方面游击队‘忠义救国军’（国民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游击根据地。”
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他们新的挑战，来自于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
1943年，日军对解放区的“扫荡”更为频繁。仅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一地，一年遭受到12次“扫荡”。
日本人长野朗写的《游击队与游击战》一书中说：“共军原是步兵枪也不多的军队，改编为八路军后并无多大变化，虽不断向蒋介石方面申请补给，蒋介石方面似乎给的不多，飞机、坦克和重炮共军当然没有，据说只有少量野山炮和迫击炮，基本上普及了步枪和机枪。”
这样装备的部队能够在敌后坚持下来，而国民党军主力从广大华北地区撤退后留下来进行游击战的部队，他们有飞机运送补给，还多少有些后方的接济，竟没有一支能够在敌后生存下来。
日本人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有超乎寻常以外的坚强意志和严密组织……”汪伪集团却妖魔化地描写解释八路军的英勇和顽强：“不用枪，只肉搏，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如果命令一下，干起来，向敌人冲去，即所谓‘光荣’的躯干倒在地上，也不要紧。后面马上实行‘同志爱’，为保护这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遗体，也要保护着枪，使用绳子把他拉下火线，先是你拿枪，我解子弹，然后把尸首背回去……”
“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彭德怀在1944年对前往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说，“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拼殴。”
日本陆军自卫队第80师团长本政登士，在战后所著《自卫队在前进》中写道：“共军的灵活机动和利用夜间行动，几乎可以说是神出鬼没。在谋略方面，共军同样有创造性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甘拜下风的事例很多。日军部队为了讨伐共军，一到基地，居民手拿太阳旗在城门外列队欢迎。如果看不到居民，日军就要警戒，但军民如此热烈的欢迎，使日军疏忽大意进入城内。于是在城内同时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造成极大损失。这种例子在山西发生过多起。”
在历时8年的全国抗战中，敌后抗日军民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0余万人，解放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建立了遍及华北、华中和华南等19个省区的19块抗日根据地。
抗战伊始，毛泽东独具慧眼，充分认识到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较早地提出了“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他在总结华北抗战经验的基础上，对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作了概括，第一次公开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他还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全面地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基本要素，真正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加以考虑和运用。
游击战作为一种作战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遍及亚欧的近30个国家。但是，许多国家都把游击战作为小的战术使用。真正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是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运用游击战深入敌占区，开辟了大规模的敌后战场，发动全民，实行广泛的知后游击战，这在二战中及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作用
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战场，中国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2年，英国首相丘吉尔说：“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如果中国停止抵抗，我们将面临巨大的困难。”
1942年春，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西方的主要政治家，他们认识到了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可是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在他们的二战研究资料和二战史著作中，却对此避而不谈。
世界史学界普遍将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作为二战的开始。其实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揭开了大战的序幕，1937年的“七七事变”标志着大战在亚洲爆发，而德军入侵波兰标志欧战爆发。他们的那种说法，要不是他们的无知就是他们的偏见。
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战场被他们遗忘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说，原因大致有：一是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原来又是内战不断，不为西方人看得起；二是抗日战争史料的缺乏，许多珍贵的史料都没有记录或保存下来；三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互相抵毁在战争中的作用，国民党说共产党的军队“游而不击”；共产党说国民党军队见了敌人“望风而逃，一溃千里。”这些都影响到了外国人对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起的作用的看法；再就是冷战的作用。
现在随着中国的掘起、强大，中国越来越为外国人所看重，2005年5月7日，英国伦敦王室学院的一位教授在《卫报》上发表文章说，是苏联和中国的牺牲让二战中盟军的胜利成为可能，然而，这一事实长期被排除在西方历史的表述之外。
中国在1941年12月9日继美国之后向日本宣战，在此前和此后的长期对日作战中，民众死伤惨重，国力消耗难以数计。事实上，正如罗斯福和丘吉尔所言，中国军队将日本军队牵制在中国战场，避免了两种难测的战争局面：日本北上与德国夹击苏联，或南进在太平洋战场投入更多兵力，甚至挥师经印度直抵中东，与德军会合。
实际上，尽管有这两位巨头的评价，但在冷战时期欧美的二战只研究中，除了苏联的作用和遭受的损失牺牲成为禁忌，“当苏联军队牵制住德国人，效率相对低下但人数众多的中国军队把日本人拖在亚洲。”英国教授这样说，“这又是个几乎不为西方所知的事实。”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前夕，希特勒亲自接见日本访德考察团团长山下奉文上将，告诉他，“请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在冬天以前会师西伯利亚。”但日本参谋长杉山元说：“日本现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很大，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
10月，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德国再次向日本提出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但日本大本营统帅部回答：“不管德苏战争如何演变，日军只能放弃解决北方的企图。”苏联得知这一情况后，大胆地从远东调兵增援莫斯科。从1941年冬至1944年秋，苏联从远东地区抽调54.2万人的兵力、50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3300多辆坦克。对此，苏联元帅崔可夫曾以感激的心情说过：“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整个二战期间，德意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未能实现其战略协同计划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战场的持久战，始终抗击和牵制日军主力，从而打破了日本的“北进”计划，遏制和迟滞了日本的“南进”步伐。
日本偷袭珍珠港得手后，制定了一个用五个师攻打澳大利亚、与希特勒在印度洋上会师的计划。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忧虑万分：“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也许会有20个师腾出手来……”但是，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愈战愈强，致使日军主力深陷于中国战场，使德日在中东会师的战略计划成泡影。
到1943年11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战略反攻时，日本还有64％的陆军43个师另24个独立旅团、45％的航空兵计75个飞行中队被牵制在中国战场。而在太平洋上的日本陆军兵力则不足30％，计22个师；航空兵占44％，计72个飞行中队。日军大本营统帅部虽然深感以此微弱的兵力实在难以同美英军相对抗，但又无法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予以增援。1942年春，罗斯福曾庆幸地对自己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突击，在近东会师，把苏联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没有谁能否认，假如没有中国的持久抗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必将是另一种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