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风云(三)

          希特勒自杀 日本投降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三章  湘西会战  芷江受降

                    美军战舰  日本署降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 (11)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毛泽东肯定地指出：“国民党在1937年和1938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

    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忻口、淞沪、徐州和武汉四次大规模的战略防御战役，对于打破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战速决”战略企图、消耗日军兵力和战争资源、迫使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平津地区，取得了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前进基地。

    8月15日，国民党政府下达总动员令。8月20日，国民党军事当局颁发《战争指导方针》，正式确定“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的战略方针，以转换优劣形势，争取抗战胜利。为此遂决定在平汉、津浦两线设立三道防线，以阵地战阻击日军进攻；同时在上海开辟战场，迫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避免侵华日军集中主力在华北与我决战。

    1937年10月中旬的忻口太原战役，国民党第2战区集中了28万余人的兵力，在八路军的密切配合下，依托山地有利地形，与日军展开激战，歼敌二万余人，迟滞了日军沿同浦路南犯，营造了华北有利局势。

    “八一三”开始的淞沪抗战，国民党先后调集64个师70余万人的重兵，抗击日军22万余人的进攻。国民党军对日军各据点发动多次围攻，战役中期坚决抗击日军以重兵切断宁沪铁路，从西南方向封闭上海的企图，并以6个师(旅)对日军实施了大规模的反击，作战中涌现了许多爱国将领和广大士兵与敌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

    太原、上海失陷后，中日战争的主战场转移到以徐州为中心的黄淮地区。1938年2月，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采纳周恩来提出的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的作战指导方针，采取“北攻南守”策略，集中67个师(旅)45万余人的兵力，从2月12日起，以两个集团军分别攻击济宁、邹县日军，歼敌数千人。3月中旬，日军第10师团逼进台儿庄，国民党军一部在台儿庄拼死抵抗，随后组织7个师对当面之敌进行反击，歼灭日军两万余人，迫使敌人放弃对台儿庄的攻击。4月中旬，日军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回的战法，对徐州展开进攻。国民党军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在伤亡近20万人、力量不济的情况下，最后放弃了徐州，但也取得了消灭日军3万多人的重大战果。

    此后进行的武汉保卫战，国民党军在武汉地区坚守三个多月，毙伤日军两万余人。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一年四个月，国民党军共毙伤俘日军25万人，牵制日军70万人以上，同时付出了重大牺牲，其正规军损失达104万多人。它客观上也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退守重庆，在15个月内丢失华北、华中大片国土和华南要地共13个省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正面战场在1939年至1940年的两年里，对日军的进攻仍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共毙俘日军26万余人，自己也付出了102万人的重大伤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了“保存实力，等待胜利”的方针。相反，在反共方面却积极了。1941年1月，国民党军第3战区调集7个多师8万余人的兵力，发动围歼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从1943年6月开始，蒋介石先后调集第8战区5个集团军近50万人，扩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及时揭露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才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阴谋。

    特别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敌后战场已在华北、华中广大地区对日军实施大规模反攻的1944年，国民党军在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也称“一号作战”）中，迅即溃败，又丢失了豫、湘、桂等省的大部和洛阳、长沙、桂林等146个大小城市。这完全是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结果。

    不过，国民党军对于与美、英盟军联合作战还比较积极，1943年11月至1945年3月，先后以8个军共22个师的兵力，在滇西、缅北地区与美军共同对日作战，歼灭了日军第18、56师团大部和击溃另两个师团各一部，毙伤日军4.8万余人，打通了中印和滇缅公路。

    1944年底，国民党在昆明成立陆军总司令部，将机动兵力编成4个新的作战兵团。至1945年春，国民党军装备的美械部队已达35个师，并陆续得到外援，新编兵团已在西南省份编组和部署完毕。但是，国民党并未适时向日军发动战略反攻。4月后，广西日军向湖南撤退，国民党军还不敢追击。至5月后，国民党才以第3、第4方面军主力尾追日军，但仍避免与日军交战，5月下旬收复南宁，6月下旬收复柳州，7月下旬收复桂林。8月17日，国民党军收复全县，而日本政府已于8月15日宣布投降。

    这时，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在蒋介石的指令下，加速从西南大后方空运至华北、华中、华南抢占战略要地，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对日大反攻不但不予配合，反而无理阻挠和破坏，甚至与日伪暗中勾结，进攻八路军、新四军，致使敌后解放区军民的大反攻作战在9月2日日本签订投降书后，还一直持续到1945年底。

    整个8年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规模战役22次，重要战斗3117次、小战斗38931次，毙伤日军85.9万余人，自己付出322余万人的重大伤亡。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国民党军队广大爱国官兵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戴安澜等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一切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爱国官兵都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都是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的。

 

 

                 中国战区日本俘侨大遣返

 

    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境内的战俘与侨民多达213.8万人。把数目如此庞大的日本战俘与侨民在短期内完全遣返回日本，对于当时中国疲惫不堪的运输力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了推进遣返俘侨工作，中美双方于1945年10月25日27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本俘侨的联席会议，会议制定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

    该计划规定，除了炸药、弹药、军刀、照相机、望远镜、光学仪器、金条、银条、宝石、股票、艺术品等严禁携带外，日本官兵与侨民可以携带一件盂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双皮靴、三条短裤、三件衬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对于携带的款项，军官可以携带500元(国民政府货币单位)，士兵200元，一般侨民1000元。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船只成为运输的主要工具。中国大陆、台湾与日本之间由登陆艇运输，由美国第七舰队负责管制。中国政府不仅制定出庞大的遣送计划，而且在粮食供应上也有周密细致的安排。据估计，三个月内将为日本俘侨提供的粮食多达128.2万余包。

    1946年1月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遣送日本俘侨联席会议。会议规定，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部协助中国把东北、台湾、海南岛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日本俘侨遣返回国。1946年2月6日《中国战区遣送计划》进一步规定，日俘、日侨在上船前一律接种伤寒疫苗，遣送船也要消毒。总的来看，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俘与侨民遣送的组织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而严密的，也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的。

    在经过准备与部署之后，中国战区遣返日本俘侨工作全面展开。按照部署，日本战俘与侨民先集中到中国大陆的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台湾的基隆、高雄和越南北部的海防12个港口，然后分乘美国第七舰队和舰船和日本的船只遣返日本。

    中国战区等待遣返的日俘、日侨总数逾213万，如果把苏联接收的东北地区160万侨民加上，总数超过370万人。中国政府紧急调用了国内80％以上的运输力量，日夜兼程地把日本俘侨由各分散地集中到主要港口。中国政府专门组织了1.2万多副担架和2万余人的护送队伍，对伤病的日俘、日侨实行特殊护送。

    1945年11月17日，第一艘载有数千名侨民和300余名日本伤兵的遣送船由天津塘沽港开出，揭开了中国战区遣返日本俘侨的序幕。随后，青岛、上海、广州等地的遣送工作陆续展开。经过一年多的紧张运送，到1946年底，中国境内的370余万日俘、日侨遣送完毕。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把所有的日本在华俘侨全部遣送回国，而且整个过程没有出现大的人为事故。这一点，不仅为当时国际舆论所称赞，就连“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部长冈村宁次也承认，中国人是友好的，没有采取歧视与报复。作为战败国的俘虏与侨民，可以携带衣服、被褥、粮食、现金回国，且途中受到医疗、饮食供应上的照顾，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当时担任日本海外撤侨工作的大久保传藏，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南洋各地，中国东北（当时由苏军占领）以及韩国遣返的军民，几乎全是赤裸裸的，光身一条，什么东西都没有带；相反，由中国大陆归来的，则不管是粮食、衣物，都带有足以暂时维持生活的行李回来。

    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然而，中国却以德报怨，1907年海牙国际公约规定，交战国可以利用战俘劳动力，根据其能力进行生产恢复。作为战胜国，中国羁留日本战俘修复被其破坏了的道路、桥梁、工厂并不为过。中国政府的做法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感到意外。

 

 

                     葫芦岛日侨大遣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44天，即同年9月29日，中美联合参谋长会议在致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备亡录中，最早提到“东北（满洲）日本人遣送计划”。

    1946年，经当时的“军调处三人小组”（美国马歇尔、中共周恩来、国民党政府张群）协调解决，除丹东的日本侨民7.5万人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经朝鲜遣返，大连的日本侨民27万人由苏联直接遣返之外，在东北地区的其余日本侨民全部集中到葫芦岛港进行遣返。

    1946年5月7日，随着满载2489名日本侨民的两艘轮船鸣响汽笛，“葫芦岛大遣返”拉开序幕。到这一年年底，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经葫芦岛遣返的日本侨民和俘虏共158批，总计101.75万人(其中有日本俘虏16607人)。1947年至1948年，又分别遣返了国民党控制区内留用的日侨33498人。这样，经葫芦岛遣返的日侨和战俘就达到105.1万人。                                            葫芦岛上的日侨开始遣返

    “葫芦岛大遣返”是现代史上不可忘却的一笔，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葫芦岛大遣返表现出中国人民以德抱怨的伟大人道主义精神。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14年间，中国人民遭受到空前的民族大灾难。但是，在当时制定的《遣送东北共军管制区日人之协定书》上，第一条就是强调：“保证日人自所在地出发，至葫芦岛登船，沿途不受强奸、掠夺、侵犯、抢劫、勒索、恐吓或其他任何不法举动，其生命财产不受到侵犯。”这一点，就连日本人编写的《满洲国史》也不得不承认，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发生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国人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庇护安全，或者主动给以生活上的帮助的事例层出不穷。

    二、葫芦岛大遣返彰显了中华民族内部不同党派之间求同存异、精诚合作的力量。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为控制东北争夺激烈，军事摩擦不断。但是在遣返日侨这件事上，国共双方以大局为重，相互协调，互为方便，没有趁机打击对方的军事行动。

    三、葫芦岛大遣返是中美两国“二战”历史上的一次合作。在遣返日侨过程中，当时的美国政府做了许多协调性工作，包括为大遣返急调120艘船只，其中包括第六舰队的大型运输船。

    四、葫芦岛大遣返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国人民承受了苦难，也使日本人民承受了苦难的事实，可以促使日本政府以史为鉴，深刻反省。（只可惜日本政府一直没有反省）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政府曾不负责任地采取“弃民”政策，在东北的日侨当时处境十分困难，溃逃过程中自杀、饿死、病亡的人数达到17.4万人，其中“开拓团”的团民就死亡了78500人。

    当时在哈尔滨日本难民联络会工作的村井光雄回忆：1945年10月以后，桃山小学难民收容所每天约有30人死于饥饿、寒冷和斑疹伤寒，男女老少的尸体都堆放在学校操场上，直到第二年5月，才用马车将这些尸体运送到公共墓地安葬。            葫芦岛上的“日本侨俘遣返之地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