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彬峰 发于印度新德里
直到1969年，15岁的杨瀚才确切地知道，自己的爷爷杨虎城，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
爷爷早已经成为一副带着眼镜的男子的照片，挂在自己家的墙上。到今年的12月12日，让中国现代史转弯的“西安事变”整整过去了70年。而杨虎城将军，早于1949年9月6日，和著名的“小萝卜头”一起，被秘密杀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
历史是如此吊诡，以至在若干年后，长大成人的杨瀚了解到，竟然有那么多人不知道杨虎城。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杨虎城似乎人间蒸发，更留下惊人空白，让人看到独裁与垄断下的历史的可怕。
杨虎城的确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神秘。作为杨家后人，杨瀚尽自己的所能，还原历史，打破神秘，填补空白，一部《杨虎城大传》，也在12月面世。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邻家女孩。她原本是什么样子，终将是什么样子，只不过有些需要时间，来洗尽那些粉饰的铅华。
为杨虎城向国民党请求平反，这件事情曾经被认为是多此一举，“就连杨家人里面，也有人认为没必要，在中国大陆，人人都知道他是烈士，是爱国者。”杨瀚说，“以前我也没觉得有这个必要，但出国以后，我发现这不仅非常有必要，而且关乎历史。”
谁是杨虎城
作为杨家长房的第二个孙子，杨瀚从记事起，就记得每年总有一天，家里会聚集很多人，大家都向一个戴眼镜穿西装的男子的照片鞠躬，大人们要求他站到第一排，也鞠躬。很早时候，他就记得，这是他的祖父，叫杨虎城。长大一点后，他从一本讲述“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小册子上得知，他的祖父是烈士，被特务刺死了。
由杨虎城的部下每年在西安举行的这个祭奠仪式，到“文革”时就没有了。当时的杨瀚特别想加入红卫兵，红卫兵要查三代，他回家问祖母祖父的成分，祖母告诉他，木匠。杨虎城的父亲确实是一位木匠。
1969年春节，杨瀚的父亲杨拯民从“牛棚”里回来，召集全家说：“我现在觉得有必要将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们知道。”这是杨瀚第一次知道了杨虎城是谁。“我们5个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闻所未闻的历史所震惊，所感动。”以后的岁月，他慢慢留心，从各种途径继续了解关于祖父的一切。
1996年，杨瀚移民出国。在北美，他发现华人界对他的祖父一无所知，他以为这是文化和兴趣的问题。过了一段时间，他接触到一些台湾地区的移民，发现大部分人能知道张学良，但是却不一定说得出杨虎城的名字，即使说得出他与西安事变有关系，也不知道他的下文如何，台湾版的历史教科书里，关于西安事变只是浅浅带过，且根本没有书写杨虎城之死。一位中国现代史上如此重要的人物，就这样从历史书上蒸发了。
而关于杨虎城之死，杨瀚发现一个奇特的答案，有一本书里说杨虎城在内战后期撤退时，死于流匪。这个说法在海外流传得很厉害，就连曾经在台湾的媒体和“外交”界混迹多年，与张学良认识的郭冠英，也曾经对此说法深信不疑。
作为杨家的后人，难道不应该对此做点什么吗？
一纸空白难掩历史沧桑
“我看到今天台湾已经慢慢变成一个法制的社会，许多以前根本不能提的东西都拿出来公开地讨论，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觉得有可能达到目的。”杨瀚说。他直到2005年5月才动笔给国民党主席连战写了一封信，要求为他的祖父杨虎城平反。
2005年11月，是抗战胜利及台湾光复六十周年纪念，国民党在台北中央党部举行历史文物图片展览，其中有杨虎城将军出席国民党党五届一中全会的签到，及其陪同蒋介石视察的照片，这是60年来杨虎城的照片首次由国民党公开展示。
在国民党党史中，关于杨虎城的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据说，现任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听说杨家后人给连战去信后，向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问了两个问题：一是杨虎城不是出国了，怎么被关押？二是谁下令杀杨？而邵铭煌回答，国民党党史馆没有这些历史资料，需要向其他人请教。
而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这段历史更加模糊。在陕西华清池，有一个亭子被称作兵谏亭，这里其实就是当初捉蒋的地址，导游每到这个地方就开始讲西安事变，而很多从台湾来的客人就会带上一句，“那个杨虎城是干吗的呀？”
在台湾长大的出版人徐淑亲，回忆起杨虎城这个名字时，只记得历史书上有淡淡几个字，仿佛是很不好的评价，此外再无印象。她分析说：“台湾的民众能记得张学良，是因为他长寿，在台湾住了几十年，他提起来会让台湾人觉得亲切。他的家庭更加传奇，有各种通俗作品渲染他与赵四小姐的爱情。而杨虎城这些条件都不具备。”
遗忘从哪里开始呢？在解密的宋子文日记里，对于西安事变一节可谓详尽，而其后，自杨虎城于1937年6月29日被逼出国考察后，宋子文的日记里就没有关于杨虎城的记载，尤其是备受关注的关于他与杨虎城互通电报，致使杨虎城贸然取道香港回国的前后因果。在蒋介石的日记里，关于杨虎城之死，也是空白的一章。在国民党党史里，也没有关于杨虎城的内容。
杨虎城是同盟会时期就参加国民革命，后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的老党员。在发动西安事变时，任中央监察委员、西北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事变后，虽被革去所任军政职务但仍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陆军二级上将，并以军事专员的名义被派往欧美考察军事。
1937年12月，杨虎城从欧洲回国，在南昌被秘密拘禁。随后又秘密囚禁12年。1949年9月6日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于重庆。一名中央监察委员、陆军二级上将就这样从人间消失。
2006年1月19日，在听闻马英九有“有错必纠”的言论后，杨瀚再次致信马英九，再次要求中国国民党为杨虎城平反昭雪。“台湾从80年代开始，已经渐渐进入法制社会，以前独裁政治遗留下的许多问题，都已经得到纠正。因此，我相信现在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杨瀚说。
由对立到趋于一致
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纪念时，在美国举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学者在此研讨会上相遇，双方发表了大相径庭的学术观点，其主要矛盾在于对西安事变以及张杨二人的根本判断上。内地学者的发言吸引了台湾著名的传媒人郭冠英的注意，当时他在台湾政府供职。对他来说，他听到的这段历史是闻所未闻的。
此后，他开始对这段历史感兴趣。1993年，郭冠英运用和张学良家良好的关系，对张学良进行了3次访谈，制作出长度接近4小时的纪录片《世纪行过》，分为《白山黑水》、《国难家仇》、《西安事变》、《真自由》4个部分。这部片子于2000年在凤凰卫视播出，在台湾引起轰动。这算是台湾媒体对于西安事变比较大的一次关注。郭冠英此后发言说，对于“西安事变”以及30至50年代历史，应该站在一个共同的“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
“长期以来，关于这个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造成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海峡两岸的研究者倾向于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但是目前，大家已渐渐超出党派意识而从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两岸学者的诸多认识已经趋于一致。”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刘益涛说。
“我觉得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希望得到的回应无非基于两点：法理和人性。我希望国民党能够基于法理去审视我祖父的这件冤案，然后才能谈到人性的东西。”杨瀚说，“今天的台湾学者对于我祖父的行为已经渐渐回归到基于历史来判断，这让我觉得有了解决问题的基础。”
杨虎城以一把手枪结束了恶霸李桢的生命，也因这一命案，从此行侠游走，带领农民义军开始切进了中国现代史的轨迹。
生于虎踞龙盘之地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世界的东方和西方都开始了对远东一个庞大国家的关注。
在这个大国的东部，英国商人丹福士和他的朋友中国人张叔和在上海创办了《新闻报》；而在中国北方，日本谍报人员活动猖獗，在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对朝鲜和中国天津实地考察的第二年，也就是1894年，中日之间展开了一场甲午海战，并于次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也正是在1893年的正月，太子太傅、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在自己70大寿之际，被西太后赐亲书“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寿联的“调鼎凝厘”匾额。
就是这一年的11月26日，在偏僻的中国陕西，关中平原东北部一个距西安110公里、距人文始祖轩辕帝陵100公里叫蒲城的地方，孙镇甘北村贫寒农户杨怀福家，迎来了长子，取名杨虎臣。蒲城这个地方，在李隆基父子眼里是盘龙卧虎之地，唐睿宗李旦、唐玄宗李隆基以及宪宗李纯、穆宗李恒都安卧蒲城。在这一龙虎之地，生了男孩子名字中有龙有虎，是吉祥的寄托。
一个月后的1893年12月26日，中国中南部湘潭县韶山冲，也出生了一个男孩子，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组织“中秋会”
庄户人杨怀福做得一手好木工，忙时务农，农闲时操持木匠手艺，清贫的日子和灾难深重的国运无法分开。杨虎臣7岁那年，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恶的开端，1900年“八国联军”把紫禁城中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吓得逃到西安，沿途百姓“迎太后”、“支皇差”民不聊生。第二年《辛丑条约》签订，8月间太后和皇上回京的途中，又少不了皇差皇粮的逼缴。8岁的杨虎臣对于晚清这些丑态已经有了完整的记忆。
杨虎臣10岁那年，父亲送他到村里的私塾读书。实在读不起了，13岁的杨虎臣走到镇上，在一家饭店当起了童工。一百年后的一天，杨虎臣的孙子杨瀚对《新世纪》周刊说，祖父13岁时就开始分担家庭的责任，15岁那年由于家庭变故，就全面担起了全家的重任。杨瀚出生前，祖父已为蒋介石杀害，他所知道的祖父，生活方面，来自于祖母的回忆和叙述，“我的祖父是个大男人，”杨瀚说，“工作上的事，从来不跟家里透一句，军事与政治方面资料来自于我对他的随从、秘书、卫士们的了解和访问，是一些口述历史。”
杨瀚说的杨家家庭变故，发生在1908年5月31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农历五月初二。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哥老会成员杨怀福这一年才40岁，这位农民工匠为仇家暗算，被清政府以绞刑处死在离家110公里的西安。
从此，命运把一个15岁男孩子无法承担的重任全部压到了杨虎臣的肩上。他奔走400多华里，带回了父亲的遗骸。当时一贫如洗的杨家连安葬亡者的能力都没有。杨虎臣联合其他七户农家，组成了一个“孝义会”，专事丧葬互助。
是年中秋，杨虎臣以“孝义会”为基础又在乡里发展成立了过百人的“中秋会”，以“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为口号的“中秋会”显然已经是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民间组织，在他们的口号中，有一项是“不侮妇女”。
投身革命
杨虎臣18岁那年，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一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革命，这场“辛亥革命”以推翻了清王朝为标志，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整个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也由中华民国建立为开端。
在武昌起义后12天，陕西省也爆发了一场反清的革命运动，杨虎臣迅速率“中秋会”成员加入了革命行动，投军向枝山的向字营。但辛亥革命的幼稚和革命军中出现的一些腐败使杨虎臣失望地离开。
回乡后的杨虎臣，继续他在“中秋会”中的领导地位，这一组织也因为抗捐济贫声名日盛。1914年杨虎臣行枪杀了与他并无个人恩怨的恶霸李桢，并远走他乡。
袁世凯于1915年复辟称帝，全国讨袁之声沸腾，陕西督军陆建章作为袁世凯的亲家，也在义军讨伐之列。杨虎臣受同盟会会员的影响，讨袁伐陆大获全胜。1916年，杨虎臣率领的农民义军被编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第1营，驻大荔县城。
上个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史上又一个“五代十国”般的年代，用“城头变幻大王旗”来形容当时的政权交替是再合适不过的。革命被复辟所窃取，直皖、直奉战争相继爆发，思考中的杨虎臣不明白，为什么孙文的革命一再失败，就在他精神上最苦闷的时候，结识了时任榆林中学校长的杜斌丞，杜又介绍杨虎臣认识了共产党人魏野畴。在与杜、魏的交往中，杨虎臣开始认识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共产主义有了初步认识。这一时期是杨虎臣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陕西省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南下接触孙中山，又使杨虎臣与孙中山也开始了联系，于是，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期间，杨虎臣加入国民党，坚定地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直系曹锟政府被推翻的1924年，民国建立了国民军，第二年，杨虎臣部被编为国民军第3军第3师。1925年7月，杨虎臣师长在他驻军的耀县设立了“三民军官学校”，请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党员为青年军官进行系统的军事与时事教育。从这时起，杨虎城部多年保护着中国共产党员和积极要求政治进步的青年，他们日后皆成为中国各革命时期的中坚力量。
杨虎臣主持陕西军务的1926年，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直系吴佩孚部刘镇华强行攻打西安，当时把守西安城的总司令是国民二军的李虎臣，副总司令是国民三军的杨虎臣，他们两人被人称作“二虎守长安”，为了明志，李杨二人同时改名为“虎城”。从是年4月至同年11月，长达8个月的西安守卫战牵制刘镇华10余万兵力，为冯玉祥东征和革命军的北伐作了很好的策应。
挣扎于国共两党之间
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从上海开始，血洗共产党的力量，“校长”的部下甚至一度解除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武装。当时的国民军中，无一例外地接到大清洗的命令，在太和县休整力量的杨虎城坚持不“清洗”。非但不清洗，反而要重用。共产党人魏野畴任军总政治处长，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则由南汉宸担任。
由于叛徒告密，杨虎城部的部分共产党人，不得不离去，杨虎城以路费相赠并嘱部下护送他们出去，他曾经说过：“这些朋友是我们请来的，纵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有道义，要留有他日见面的余地。”凡共产党朋友，不许抓不许杀，实在呆不下去了，礼送出去。
杨虎城此时处于矛盾的地步，蒋介石逼其清洗的同时，共产党在促其暴动。在他的队伍里清洗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对于共产党对他的暴动要求，他也做不到，因为那时他已处在蒋系军队合围之中，这种情况下，他考虑的是他带出来的一万多农民起义兄弟的性命。这种两难的局面下，杨虎城宁肯离开部队也不清党、不暴动，于是他再一次请辞，离开行伍。
杨瀚说，就在大革命最低潮的1927年，杨虎城向共产党申请过加入组织的要求，但是当时中共党内为左的势力所控制，杨虎城加入共产党的要求未被批准。
据资料记载，1927年冬，杨虎城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当时中共河南省委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杨本人近来因环境所迫，非常同情我党，并要求加入我党，要求我们多派人到他的部队中去，无论政治工作人员和军事工作人员都欢迎。丁雍年《西安事变前的中共和杨虎城的关系》中则显示，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认为，“杨军系土匪和民团凑合而成”。那一次，杨虎城加入中共的要求未获批准。
日本观察
“我的祖父只念过两年小学，他不懂日文，他的留学方式非常独特。”杨瀚说。杨虎城离开第十军时，曾嘱冯钦哉代理外事，孙蔚如主理内务，二人共同代理军长职务。他自己从陕军卫定一处支借旅费，带了夫人谢葆真和秘书米暂沉，轻车简从由上海登轮东渡日本。
日本期间，他们在下层社会安身，与日本的工人和农民住在一起，籍以看到真实的日本国民状况。
日本，东京，代代木训练场。1928年4月起，每天早上都有一位威武的中国男子站在军事训练场外观看，这一站就是八个月，直到11月被蒋介石和冯玉祥连番邀约回到祖国。这位35岁的中国军人，只通过看，就了解了日军的整套训练计划和规程。他同时看清楚了日军演练明确的目的性，那就是针对中国。
在日本对杨虎城影响更大的，是各种思潮。在国内只接触过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杨虎城，在日本考察期间又接触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各种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因此，他能在箱根车站与王琦瑞交流的时候，制订了“箱根计划”：争取回国后能取得一块地方的控制权，并在当地推行民主，储备革命力量，进而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反动政府。这几个月的留学对他世界观的最终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结束日本考察回国后，中共曾经派人与杨虎城接触过，并谈及他的入党问题，此时的杨虎城回答了一句：我向右。
衣锦还乡
回国后，在1930年5月开始的蒋冯阎大战中，杨虎城部先后扩编为第7军及讨逆军第17路军，出任军长及总指挥。半年后，杨虎城部占领西安。有鉴于杨虎城立下的战功，蒋介石命他筹备陕西省政府，出任省主席。
至此，农家子弟杨虎臣可谓衣锦还乡，但他接手的是一个标准的烂摊子：1928年至1930年陕西连年大旱，饥馑遍野，仅以1929年统计来看，“全省灾民656万余人，因灾死亡250余万”。
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命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共产党员南汉宸此时已代杨虎城主持日常工作。但是不久南汉宸即因蒋氏迫害不得不离开了杨虎城，并被蒋全国通缉。
在杨虎城主政陕西的三年多时间里，陕西全省农业得到恢复。杨虎城修铁路、建医院、通长途电话、压缩军费开支兴教育，资送学子南下黄埔、北上北大，东赴日本、西留英德。尤其是他责成李仪祉奔波的四大和四小水利工程，可灌溉百万余亩，堪称造福万代的关中八惠。
在日本军队制造“九·一八”事件的第6天，也就是1931年9月23日，杨虎城发表了《杨虎城泣告全国人民书》，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提出抗日要求的第一人。此时他意识到，眼下已是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于是，在17路军中，一切训练和经济建设的设计和实施都以“抗日救国”为出发点。
正值“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当口，杨虎城私下从海外给17路军订的一批军火到达上海港，这时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已在眉睫，杨虎城干脆把这船军火直接送给了19路军。
由日本军政一手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于1932年3月9日在“新京”长春成立，清朝逊位皇帝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10日，“执政”溥仪将国防、治安、管理铁路一并委托关东军。13日蒋介石在继续不抵抗的基础上发表谈话：“东北成立伪国，完全为日方一手包办。政府虽痛恨溥仪等为傀儡，但如讨伐，即难免扩大战争，考虑结果，暂不颁讨伐令”。
与溥仪的“委托”相呼应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政令”：伪“满洲国”的“一切政令”，须经驻地的日本军部及特务机关许可，方能实行。
当时《大公报》的创始人张季鸾把东北问题看成是“长期病人，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甚至早已死亡，只是‘九·一八’事变才发丧”。在这种病入膏肓的情势下，对于东北问题，蒋介石仍然没有采取杨虎城的整体作战方案，日军在“九·一八”以后，也没有受到东北方面的阻力，随着1933年2月5日哈尔滨的失落，同年3月4日，热河省府承德沦陷，东北全境陷于日军铁蹄。
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再也无法坐视东北全线沦陷，伪“满洲国”成立时，他第一个通电全国，反对傀儡政权。杨虎城在热河省沦陷后，曾跑到石家庄见蒋介石，主动请缨，并再三向蒋介石提出自己的抗日战略和方略，但是得到的回复是，中央政府自有整套计划，现在抗日还用不着你的部队，并让他回去好好地训练部队就是了。
杨虎城不是蒋的嫡系，并且他自己也知道，17路军最终也不可能为蒋介石所信任，因为蒋多次指出他的问题：他的身边有太多“不三不四”的人。
杨瀚多年来，对长期跟随杨虎城的卫士和秘书进行采访，他说，对于杨虎城多年坚持不清党的问题，已经到了连特务都不能容忍的地步：17路军不仅容纳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翼人士，在杨虎城的影响下，整个陕西省可以公开谈论发表反蒋情绪和抗日言论。当时曾有特务大骂：在江西抓人是公开的，在西安抓个人就这么难！
1935年，杨虎城因“剿共”不力，被蒋介石免去了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而他的17路军又与张学良的东北军频繁地出现地方军与客军之间的磨擦，一系列遭遇导致他精神上一度抑郁和苦闷。
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这一政治宣言使困惑中的杨虎城看到了国家的出路，于是，他马上着手与共产党接洽的方法。红26军政委汪锋拿着一封毛泽东写于8月13日的亲笔信到西安会晤杨虎城，毛泽东信中称：“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并称“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
同一时期，在天津从事统战工作的南汉宸也托王世英到西安说服杨虎城。这期间，杨虎城与中共达成主要协议如下：一、17路军与红军建立友好互不侵犯协定；二、双方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秘密联系；三、在17路军的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四、双方同时做好抗日准备工作，对部队先进行抗日教育。
这一协议的落实，也是杨虎城与共产党合作及双方联合抗日进程进一步推进的一个标志。
蒋介石的“安内”大业也因此受到严重威胁：陕西中国工农红军、杨虎城17路军、张学良东北军所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在西北成立了“剿匪”总部。260个团的精锐部队、100多架意大利进口战斗机待命西安机场。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战并给杨虎城、张学良指出了两条出路：一是开赴陕北从命“剿共”，二是东北军调防福建，17路军调安徽。陕甘两省的“剿共”则交由中央军完成。
这两个方案，无论杨虎城还是张学良，都是不能接受的，而他们所说的利害关系，把蒋介石听得拍案怒骂。由此“哭谏”最终发展成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兵谏。
这一年，杨虎城44岁，张学良36岁。
杨虎城将军一生前后娶了3位夫人，生有3个儿子和6个女儿，如今还有3位女儿健在。
罗佩兰夫人1916年与将军成婚，1926年病逝，生有儿子杨拯民和女儿杨拯坤。
谢葆真 夫人于1927年与将军成婚，生有儿子杨拯中、杨拯亚，女儿杨拯美、杨拯英、杨拯汉、杨拯陆和杨拯国等，她于1947年死于狱中。
张蕙兰夫人是杨虎城母亲孙一莲为儿子定的亲，1919年与杨虎城成婚，她与杨虎城将军惟一的儿子杨拯人在6岁就不幸夭折，后杨家幸存的儿女及12位孙子孙女由她一手拉扯大。张蕙兰于1993年病逝，享年90岁。
长子杨拯民(1922—1998)，其名字来源于杨虎城非常的喜欢的一句孙中山名言，“拯斯民于水火之中”。杨拯民在西安事变后，于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从1942年到解放前夕，杨拯民先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米脂县统战部长、县委书记、一野骑六师副师长、关中军和大荔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曾参加过著名的智取华山战役。解放后，杨拯民任玉门石油管理局局长、陕西省副省长、天津市副市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次子杨拯中，1930年7月出生，曾随父考察欧美，1937年随母探父时被监禁，1949年与杨虎城同时遇害。
幼子杨拯仁，生于1931年，“西安事变”后期病殁，时年仅6岁。
长女杨拯坤(1924—1994)，1937年，13岁的杨拯坤就投身到革命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杨拯坤女士调中央宣传部工作。20世纪70年代以后，杨拯坤进入旅游部门工作，担任过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北京旅游局党委书记、副局长等职。
五女杨拯陆，1936年3月12日出生在陕西西安。母亲谢葆真。杨拯陆毕业于西北大学石油地质系，同大哥一样，她选择了石油事业为献身祖国建设的途径，主动要求到新疆石油管理局进行地质勘探工作，后任117勘探队队长，1958年9月25日，在野外勘探中遭遇暴风雪牺牲，时年仅22岁。
六女杨拯国(亦称杨拯贵)，1941年出生于狱中，1949年6日与将军及哥哥杨振中一同遇害。
杨虎城将军健在的儿女一共3位。
次女杨拯美，1932年出生在西安。母亲是谢葆真。1948年，16岁的杨拯美就秘密加入共青团组织，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她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积极发展革命力量。1949年8月，杨拯美被调到中央团校学习。1950年，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共青团西北工委学校工作部工作，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历任处长、副厅长、甘肃省祖国统一联谊会主任，及甘肃省政协常委等职。
三女杨拯英，现任陕西省杨虎城研究会秘书长。西安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当过中学校长，现在陕西省政协从事文史资料工作。
四女杨拯汉，1935年1月出生，于抗美援朝运动中参加军干校，此后一直在中央党政机关从事机要工作。1958年被下放基层，改行做企业管理，1963年调到新疆石油管理局经济研究所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