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报告文学走过了百年历程，其间创造了数次辉煌。而今，报告文学及其理论研究一道跨过了21世纪的门槛，正面临向纵深发展的关键节点。但是，毋庸讳言，无论是报告文学创作领域还是理论批评层面，一段时间以来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本体混乱和认识误区。鉴于此，有必要从理论高度重申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从宏观角度看，这种规范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以现实内容的客观性、主体思想的批判性、文本生成的透明性为核心要素的文体趋同性；二是由反映对象的丰富性、创作主体的差异性、表现方式的多样性协同而成的言说异质性。二者合构，表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辩证体用关系。厘清二者各自的伦理诉求及其之间的关系张力，对于当下人们更好地认识、创作、接纳报告文学，均具有显著而重要的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意义。
关键词：报告文学 文体 趋同性 异质性 现代价值
新旧世纪之交，报告文学一度惨遭“妖魔化”的痛楚。事实上，假如我们将报告文学真正视为一种“成长”的文体，那么结论便不言自明——“误解”总是难免的。这一方面缘于部分学者对于所谓虚构性文学原则的偏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报告文学在成长过程中自身的异化或文体蜕变所致。 撇开外在的误解，报告文学自身成长中的两大基本规律显然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这便是趋同性本质与异质性认同。趋同（convergence），指若干不同事物走向相同发展方向之意。趋同性，亦即向着同一方向发展的属性，一般指不同事物或事物集群在不断演进过程中所逐渐表现出的相似形态或共同特征。异质（heterogen），原意为异基因，通常延伸为异类或异族。异质性，简单说来就是异类性或差异性。报告文学的趋同性主要是指该文体在长期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所凝聚、积淀下来的较为恒常的具有内在规定性和形制普适性的根本特质，而报告文学的异质性则突出强调不同的社会事物和主体趣味给该文体写作、呈现、传播与接受行为所带来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一、报告文学文体的趋同性 报告文学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现实内容的客观性、主体思想的批判性、文本生成的透明性三个基本层面。 1、现实内容的客观性 现实内容的客观性内含三大指标：一是对象的现实性，二是内容的真实性，三是呈现的客观性。 所谓“对象的现实性”，即作者在特定的报告文学创作过程中所框定的生活素材必须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最好是选取那些直接影响当下生活并具有普遍而深刻社会意义的现在进行时态的事件作为创作题材。提出这样的要求，既是报告文学新闻性、报告性特征的内在规定，也是现代读者对于该文体合法性的必要施加。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报告文学，某些历史题材特别是那些距今久远、已不具备采访当事人条件的“写作对象”显然不适合报告文学的写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熙乾隆之类的历史陈迹确实不便甚至无法予以真切地报告了，因为它们已经不能保证报告文学写作的现场感和时效性，自然也就很难保障报告文学非虚构性的有效实现。正是基于这种忧虑，我们提倡严格区分报告文学和历史小说的写作界限。 关于“内容的真实性”，除必须在文本中表达真实的观念、情感外（尽管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们在此特别强调作家对于社会生活本来面相和自身逻辑的高度尊重，即必须秉持非虚构的认知、选择、提炼、整合与展现原则。这意味着，报告文学作家不仅不能虚构现实、篡改生活，而且不应遮蔽现实、修饰生活，甚至不可删繁就简、避重就轻、刻意躲闪现实矛盾。基希之所以称报告文学是“危险的文学样式”，人们之所以呼吁作家勇气与担当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报告文学真实内容的基本估量和真诚向往。王宏甲说得好：“要想认识一个真实的世界都非常困难，还有多大兴趣去阅读虚构的作品？我自己都不认识这个世界的真实，还有多大兴趣去虚构？出于为了认识一个真实的世界的考虑，我考虑到了报告文学这种文体。”[1]有些读者坚称不欢迎报告文学，我看他们真正拒斥的是虚构、虚假的“报告”，而不是既现实又真实的报告文学。其实，“报告文学最大的文体优势就是‘抵抗虚构’的真实性、毫不迟疑的时效性、永不妥协的批判性。这使得该文体在以‘虚假’、‘歌德’为根本表征的封建文学长时间肆虐的中国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在改革开放以后显得更加必要和强烈了。”[2]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报告文体已经成为复杂、艰难、求真时代文学方式的“天然记忆”，而不是情绪化的应该被提倡或不应该被提倡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可能被选择或必须不被选择的问题。 至于“呈现的客观性”，一方面包含了上述基础性内容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还隐含着作者叙事立场的公正性。无论你所接触、涉及到的生活事象何等真实，作为文学形态，总离不开前述作家主体的选择性表现，亦即作家主体的过滤性书写。因此，理所当然地，报告文学同样会在追求客观真实的同时打上作家主观真实的烙印。可见，我们这里所极力张扬的客观呈现，说到底，乃是要求作家主体的社会见识和文学书写尽可能趋近生活客体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体——即特定时期的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其中，理应包含作家个体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良知。 以上三大要素不仅共同簇拥着报告文学现实内容的客观性，而且合力促成了该文体迅速反映重大社会事件和敏感生活事象的趋同性，诸如环境恶化、气候变暖、贫富不均、三农问题、教育不公、反恐维和、汶川地震、玉树救灾、金融危机、神七上天、奥运盛会等。总体上看，现实比历史来得实际，真实比虚构更为精彩，“活着”比“乐着”远为重要和紧迫。还是大卫·莱昂说得干脆利落：“即使空气中弥散着浓重的后现代气息，但现实终归还是现实。此时，我蜷缩在一块原木前头，借着烛光写这篇前言。这倒不是出于浪漫。一场反常的冰雹风暴摧垮了安大略湖东部和魁北克一带的树木和电线杆，给现代便利设备带来灾难性的影响。”[3]当此之时，试图逼迫报告文学临危隐忍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2、主体思想的批判性 报告文学的批判性是人所共知、众所共求的文体品格。“批判”的本意是批阅判断，即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实事求是，具有中性意味；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批评”的涵义，即对非正面、非积极事物的分析和检讨；再后来，“批判”一词的词义被压向了对错误乃至反动思想、言论和行动的系统检视和全面否定。在自然生态、艺术生态和社会生态均不同程度遭遇异化危机的今天，我们虽然认同并尊重批判的科学品性，但严峻的现实情势又使我们不得不格外珍视批判的否定性内涵。当然，作出这样的指认可能是痛苦的，甚至会不时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摩擦，但那些浅薄乃至庸俗的广告文学确实已经、正在并将可能继续侵蚀报告文学的正义品格，并对报告文学的整体形象构成严重损害和致命威胁。或许正是基于矫枉过正的考虑，我们特别强调类似于马尔库塞所说的“大拒绝”的批判性报告文学理念。在其名著《单面人》中，他重申了这一现代理念的极端重要性——“无论形式化与否，艺术都包含着否定的理性……它是大拒绝（the Great Refusal）——对现状的抗议。”[4]不过，辩证地看，“大拒绝”与“大拥抱”（the Great Embrace）是彼此关联、互为因果的，甚至可以相互转化。即便是“大拒绝”，其中也包容着合理的“优先取舍权”，实际上是在全面认识、理性判断、有所肯定和保留的前提下对那些负面、消极现象的排斥和丢弃，而不是不加辨析地全盘否定。 既然报告文学的否定性批判品格在当下创作格局中如此重要，那么，怎样保证这一品格的有效达成呢？答案并不复杂：一曰思想深度，二曰责任意识，三曰友好环境。 实事求是地说，这三点不是我们的创见，而且也并非报告文学的专利，而是任何真正优秀的作家作品都应具备的资质。但是我们同样不要忘记，在这个社会急剧转型和人心激烈震荡的全球化市场经济语境下，思想深度、责任意识和友好环境对于报告文学来说，还真有旧话重提的必要。 思想深度也可称作精神高度，大体包括总体的时代精神和个体的作家境界两个层面。时代精神受制于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集合体的总体规定，它不仅影响作家个体的思想境界，而且反过来受到诸多个体亦即社会群体的塑造。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特定时期的少数知识精英和思想领袖也可以创新时代思潮，引领社会风尚。但这种时代思潮和社会风尚是否先进，对于人类社会的驱动作用是否明显和可靠，对于现实的优化功能是否和谐，以及对于宇宙万物的秩序维护是否有力，还有待于将来进行时态的验证。纵深观察，中国的现代化步履如此匆忙，转型如此之快，其中难免会有粗鄙之处，这导致了新旧社会元素的复杂并置，造成了文学引领的艰难性，作家的眼睛常被蒙蔽，勇气不时受挫，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正是因为缺乏及时引领和深度拨正，文学创作才成为一种生活必需，报告文学的批判性矫治才变得分外急迫。这是因为，假如你无法为人们指出一条属于未来的康庄大道，那你至少应该有能力告诉世人不要急惶惶朝着悬崖或泥泞奔去。正如评论家李炳银所说，“优秀的报告文学，应是世俗生活中的慧眼、事实的力量、思想的灯火和人们行动的旗帜，不能是机械懵懂的社会见闻、事实堆砌、宣传再版、行动条例。报告文学的灵魂，是智性的表现，是知识分子积极正确参与社会和作用于社会的重要途径。”[5] 责任意识主要是就作家个体而言的。通常隐含历史使命感和现实担当感两个层次，其实就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对社会和生命负责的主人翁意识。面对社会乱象和人生苦难，报告文学作家应不辱使命，勇于担当，负起舍我其谁的文学道义。但是，1990年代以来，包括部分报告文学写手在内的某些知识分子，受到市场背景下“快餐式消费”的诱惑，“告别革命”，放逐心灵，躲避崇高，推卸责任，怯于担当，写出了一些廉价颂扬、不痛不痒、风花雪月的非公共性的伪报告文学文本，相当程度上扰乱了报告文学读者的心境。鉴于此，适时记取伊娃·库什纳的劝诫或许是必要的——“他人并非远在他处，而是就在此处；他人——如第三世界——的苦难，一直以苦难和统计数字的方式伴随于我们身边。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人类诸多梦想的实现：基督徒、人文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关于人类实为一体的梦想。”[6] 追求创作的友好环境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友好环境不独指人与自然间的互惠互利，尤其指涉了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友好相处与和谐共进。我们虽然强调自然生态的均衡发展，我们也反对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但所有这些毕竟还是以人的眼光为度量标准的。进一步说，我们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环境间的生态均衡和互利互惠，终究还是为了让包括我们子孙后代在内的人类过上可持续发展的好日子，“人”或“人类”在此依然成为了潜在的价值目标。由此可见，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一体两面。对报告文学创作主体来说，自然生态层面的关注无疑是重要和紧迫的，而社会生态层面的关怀就不仅仅是重要和紧迫的问题了。道理很清楚，在反映生活进程、揭示矛盾规律特别是重大且尖锐的社会冲突时，仅仅要求作家具备勇气和睿智恐怕是不够的，博大而强劲的社会有机体还有义务为作家营造相对清明的创作环境和适度舒适的书写氛围。事实表明，这一点对于报告文学来说尤其重要。因此，我们希望不断优化适合报告文学作家正常写作的社会软环境，包括真诚、正义、自由、宽容、善良精神的培育。我们期待并相信，“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善良的精神得以流传；这不是某一个人的所为，因此这种善良精神是无名氏的，是值得赞誉的。善良的精神希望这种有形的或无形的教育殿堂永远辉煌不断更新”。[7] 3、文本生成的透明性 报告文学文体上的趋同性还表现为文本生成的透明性。与诗歌、小说等所谓“纯文学”相比，报告文学虽然也是“创作”，也需要锤炼语言，也讲究叙事方法，也追求结构样态，但是，总体上看，这一切都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对现实生活的真切反映，服从并服务于批判性意志的登录，可谓不尚温婉含蓄，唯求通达明快。从这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是一种最直率、最简洁、最本真的文学体式。 庞德曾经说过，文学是使新闻永远成为新闻的新闻。要使报告文学永远拥有新闻价值，就必须使之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而这又势必以有效的艺术接受为基础。因此，报告文学在暴露生活中阴暗、潮湿、霉菌、毒瘤的同时从不拒绝申诉的力量和叙事的光芒。这方面，《红星照耀中国》、《哥德巴赫猜想》、《唐山大地震》、《中国农民大趋势》等文本为我们创造了成功的范例。 作为生成的文本，即受特定社会语境召唤而出的作品，报告文学对于申诉的力度和叙事的锐度有着远超其他文体的更高要求。那么，如何实现这种批判性的申诉力度和简洁有效的叙事锐度以及二者在具体文本中的有机统一呢？托多罗夫的回答是“诉说越巧妙，真实感就越强”，马尔库塞则要求“把政治内容在艺术中变成元政治的东西”，他们看重的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早年所说的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问题。这种要求没有过时，至今仍然不失为创作优秀艺术文本的“金科玉律”。问题在于，对于报告文学这种非虚构文体来说，它的文本生成有何独特之处？相关学者虽然不时论及这一问题，但我们仍有必要专门强调，报告文学文本生成过程中的“五性”——社会性、现实性、真切性、犀利性、简明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可以合称为“透明性”或“非暧昧性”，它们既是报告文学内容聚合的核心要素，也是报告文学文本呈现特别是语言生成的根本机制，二者间的相互吸引与有机交融，构成报告文学创作的完整过程。如此说来，在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家那里，创作中的语言痛苦其实未必像在其他虚构性文体中那么突出和强烈，因为报告文学创作中的内容选择、思想统摄、情感抒发和语言组织、叙事方法、结构样态具有相当程度的同一性。 当然，作出上述阐释并不意味着报告文学创作不要技巧，我们只是依据这一文体独特的社会功能，不主张抑或反对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崇奉庸俗的唯技巧论或单向的技术至上主义，进而更加自觉地维护报告文学本真而透明的文本风采。董健等人在批评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混淆了“思想”与“政治”、“文化启蒙”与“政治导向”的区别，形成了恐政治、厌政治与盲目排斥政治的不健康创作心理的基础上指出，“文学在进入以上两个误区之后，又进入了第三个误区：对文学‘教化’作用的笼统排斥。迷入以上三个误区而不返的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研究，便陷入了庸俗技术主义泥淖，撇开文学的思想文化内涵，撇开人的精神状态，只盯住一些纯技术层面上的雕虫小技。在讲作品的叙事技巧、语言艺术、结构特征时，离开人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复杂的生存境遇和沉重的内心体验，尽谈一些毫无生命感、社会感和历史感的纯技术问题。”[8]这种富有针对性的剖析同样适用于报告文学创作及理论研究。相比而言，在自觉而自然的状态下创造出品相俱佳的报告文学作品，不仅没有降低对作家的功力要求，反而是对报告文学作家综合素养的整体肯定。由此我们得出另一个必然结论——适应全球化时代阅读口味的透明性报告文学乃是一种“高难度”现实主义文体。 二、报告文学言说的异质性 报告文学言说的异质性，主要指各独立文本的自我指向性以及不同报告文本之间的相对排他性或“非互文性”。报告文学具体言说行为的异质性，在文体趋同性的总体规定之下保证了各文本的独特个性和报告文学整体生态的丰富多样性。这集中凸显在反映对象的丰富性、作家主体的差异性和表现方式的多样性三个基本层面。 1、反映对象的丰富性 我们虽然一再重申报告文学必须面对现实、走向生活、贴近群众，尽力反映具有突出社会意义的重大题材，以便更好地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但是，因报告文学注重现场采访的“第一性”，亦即高度重视现实客观性，因此它的题材属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方式就天然地具有了独一无二性和灵活自便性，而不像虚构性文体潜存着某种类型化的批量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告文学言说的异质性又不仅仅是一种主观认同，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鲜活可见的文体品质。 客体的外在世界丰富多彩，变幻莫测，主体的内在心灵更是倏忽不定，博大精深。二者相遇，撞击出五光十色的生活情境和气象万千的人生样态。大到宇宙奇观、世界动荡，小至个人命运、爱恨情仇，只要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具有社会警示意义的新闻性事件，都可纳入报告文学的写作范围。这意味着，除现实事件、新闻属性、社会意义三大参数外，报告文学的反映对象与其他文体似乎并无更多的不同。但正是上述简要的限定，就已经使得报告文学的取材范围比诗歌、散文、小说缩小了许多。不过，即使如此，因为社会生活过于繁复，每天发生的事情数不胜数，所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的角度看，报告文学可选择性的反映对象仍然是无限充裕的。英国诗人雪莱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深情讴歌了人生的“奇妙无比”。他说，同人生相比，帝国兴衰、王朝更替，何足挂齿？同人生相比，宗教体系、政治体制的兴亡何足轻重？同人生相比，我们所定居的星球的演变算得了什么？同人生相比，日月星辰的运转与归宿又算得了什么？正是生活的富丽和人生的奥妙，决定了报告文学题材上的富足和灵异，导致报告文学“各美其美、美美不同”的异质性文本状貌。 就社会常态而言，不断改革应该是刺激报告文学题材创新和持续推进的不竭动力。回望百余年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每一次社会振荡和思想解放，似乎都能激起报告文学的表达热望和读者的审美期待。新时期启动之初，报告文学以强烈的反思精神、鲜明的理想色彩、丰沛的激情姿态和坚定地进取意志创造了1980年代无可争辩的辉煌。准确些说，新时期的开端是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标志的。在那个理想飞扬、激情四射的年代，报告文学以迅猛、准确、深沉的社会分析和人生引领而成为名副其实时代的文学、前哨的文学、曙光的文学。反之，1990年代及其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报告文学发展的相对沉静状态可能与社会改革的疲劳心理不无关系。事实上，社会疲劳和文学疲劳常常是彼此关联、互为镜子的。一方面，社会现实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直接源泉；另一方面，报告文学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还担负着引领时代健康前行的重任。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缺少报告文学的时代可能正是缺乏生机与活力的时代。何建明说得相对委婉一些，在他看来，“报告文学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它的存在价值。没有报告文学的时代，是个少有文学生机的时代；没有报告文学的中国，将可能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中国。”[9]说法略有不同，但意思都很明确，假如没有改革的推进，时代就少有生机，报告文学自然就缺乏活力。因此，胡锦涛特别强调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10] 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回应前文曾经提出的“纯文学”话题。在我有限的阅读经历中，似乎还没有接触到“纯文学”样本。或许这世上真有“不纯的文学”、“掺假的文学”，但那严格说来都是“伪文学”，亦即“非文学”。隔绝生活、回避现实、远离人生的写作究竟是不是“文学”，或者说到底有没有这类“文学”？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此说来，在丰富、复杂乃至严峻的现实生活面前，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纯文学”是根本不存在的，至少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报告文学恰恰以其毫不妥协的拒绝虚假、挤兑虚伪的品格而最有资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南帆说得好：“记忆之中，我未曾启用过‘纯文学’这个概念——因为我无法清晰地界定这个概念的内涵。我可以根据某些独特的形式概括什么是‘律诗’，什么是‘十四行诗’，或者描述什么是‘话剧’，什么是‘京剧’。可是，哪些特征造就了‘纯文学’的命名？其实，人们毋宁坦白地承认，‘纯文学’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念。”[11] 2、创作主体的差异性 在文学创作这一复杂的创造性精神活动中，客体性反映对象固然重要，但主体性作家才是决定是否创作、为何创作、怎样创作的关键性因素，报告文学创作也不例外。我们谈论报告文学言说的异质性，实际上更多地指涉着创作主体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作家年龄、性别、经历、知识背景、思想境界、艺术趣味、性格气质及诸要素间的辩证运动之中。 对文学创作来说，年龄不会是唯一的也不可能是最后的决定因素，但它对于报告文学的重要性却远远超过其他文体。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年龄太小或年龄过大都不适合报告文学这种文学领域中的“重体力劳动”。道理很简单，年龄太小不仅会限制主体的生活经历和素材积累，而且也会影响其思想境界和艺术趣味。年龄过大，体力下降，精力不足，思维能力相对弱化，不便于奔波采访和激情写作。这也是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一条基本规律。我们曾经听说过“儿童文学”的称谓，那其实只是以儿童生活为主要反映对象并以“儿童”作为主人公的成人化写作。 毫无疑问，作家的生活经历、知识背景、思想境界和艺术趣味不仅直接决定着写什么、怎样写，而且还以合力形式塑造着作家的性格气质，进而从整体上影响作品的风格特征。报告文学作家所凭据的主要是直接经历，间接经验只能是创作的辅助成分。直接经历和间接经验交互统一，规定了报告文学创作的宽度和广度。知识背景主要是指一个作家所储备的哲学、美学、社会学、文化学、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知识结构及其配置质量。可以肯定的是，知识背景及与之相关的思想境界和艺术趣味一道，共同制约着报告文学创作的深度和力度。 这里重点谈谈作家性别和性格气质对报告文学创作的影响。 性别考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一个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的时髦景观。早年，我一直拒绝对文学进行性别分析，因为通行的性别分析基本上定位于女性文学或女性主义写作中女性意识的检索，相对忽视了男性书写的有机板块。究其实，文学研究中的性别视角本身包含了男女两性的写作差异与和谐建构，并非对女性写作的单方面关注。后来，我逐渐认同以下三点：一是女性在中外历史上曾经备受歧视，饱受磨难，对女性的特别关注有利于反思其中的积弊；二是女性在观察社会、感受生活、反映人生时，确有不同于男性之处；三是假如文学领域缺少了女性的参与，我们的文学格局将不复完整。基于上述理解，我粗略梳理了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历史，从中发现了两个现象：一是与男性相比，女性报告文学作家太少；二是随着女性意识的张扬，女性报告文学作家越来越多。在对黄宗英、陈祖芬、柯岩、孟晓云、李玲修、田珍颖、刘茵、梅洁、夏真、唐敏、江宛柳、马继红、长江、何晓鲁、安顿等一批女性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阅读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女性报告文学以其炽烈的亲情意识、诚挚的献身意愿、浓郁的悲悯情怀、善良的搭救场景而别具审美特质，并以此扮靓了建国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主流风景。据此，我由衷赞叹冰心在《关于女人·后记》中所表达的愿景——上帝之创造女人，便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缺少了这种爱，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性格气质，一般指个体的人在面对社会时所表现出的相对稳定的个性特质，包括内倾性心理特点和外倾性行为方式。有人说，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自然也就不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更不至于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作家。年龄、性别、经历不同，知识背景、思想境界、艺术趣味迥异，特别是报告文学题材上的亲历性、现场感的特殊要求，形成各具个性的报告文学作家气质，报告文学作品的风格随之出现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生动局面。 附带指出，正因为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家都有自己的个性特色，所以他们无一例外地也都有着自己的创作峰值。作家创作的最高峰值一般只有一个，发生双峰并峙或数峰竞秀的情况实不多见。曹雪芹毕其一生写了部《红楼梦》。金庸虽然写出了《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多部作品，但问卷调查显示，《射雕英雄传》名气最大，此后，作者便自觉“金盆洗手”了，因为他越来越感觉到再也写不出更好的作品了，亦即很难自我超越了。报告文学虽然较多地受制于题材储备，但前述年龄、知识、思想、趣味、性格等诸要素还是综合性地限定了作家创作的最佳峰值。因此，说到魏巍，我们马上想起《谁是最可爱的人》；谈起徐迟，谁也无法遗忘《哥德巴赫猜想》；何建明写了那么多作品，但多数读者还是比较钟爱《根本利益》。诚然，作家的自我感觉与读者的群体评价未必总是完全契合，但作品的最终裁判权毕竟属于读者，而且，较为理想的状态是“后作者”时代读者的裁定。最具公信力的经典很可能恰好坐落于无论是作品发表当时还是后世都能激起深度阅读兴奋的作品。 3、表现方式的多样性 报告文学的表现方式就是通常所说的艺术手法。我们在前文探讨报告文学文本生成的透明性时，曾从文体趋同性的角度涉及这一问题，但出发点和阐释方式均有不同。就报告文学的文体伦理而言，表现方式在创作过程中的多样性运用既是导致其言说异质性的重要原因，又是报告文学异质性表现的基本样态。本质地看，报告文学这种真正源自时代、归属人民的文学是不需要包装和炒作的，因为它孕于坚实的现实土壤，生于肥沃的生活原野，长于滚烫的人民胸怀，成于挑剔的社会目光，可谓饱经风霜，历尽磨难，坦坦荡荡，少有忌讳。对于这种敞开心扉、为民请命的文体，作家们没必要刻意雕饰造作。但我们也得承认，不包装、反炒作并不能和拒认各种必要艺术手法的创造性参与同日而语。事实是，作为文学，报告文本依然享有追求形神兼备的报告形象、本真深切的思想感情、鲜活明快的语言格调、灵活自便的叙述手法、创新自洽的结构方式、情景交融的多彩意境的权利。 具体的表现方式并不等于整体的文学性，但文学性却离不开艺术的表现方式。归纳起来，报告文学的表现方式大体从这样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对话关系的多向性调控；二是声色图像等现代视听元素的综合性渗透；三是多种修辞手段的本体性滋养。 巴赫金认为，“两种并列的文本、陈述发生了一种特殊的语义关系，我们称之为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就是交际中所有话语的语义关系。”[12]这里的对话关系更多地指向小说等虚构性作品。至于报告文学，其文本中的对话序列主要涵盖生活与作家、作家叙述与对象陈述、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多元沟通等，呈“多声部”状态。这不仅与小说家的独语性叙事不同，而且也区别于抒情诗的单向度主体抒发。换言之，虚构性作品中的所谓“对话”其实多为作家主体的个人性叙述，即通常所说的“艺术安排”，遵循的是“想象性叙事逻辑”，只不过作家对于张三、李四、王五等对话域的设计要尽可能考虑表现对象各自不同的文化身份和性格特征罢了。报告文学则不然，作家必须依托生活，走进对象，按照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真实轨迹来创作，其关系调控的出发点或生长点既是限定性的又是多向度的，而不能由作家“一人说了算”。因此，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拥有“多面人”的仿真耐性，还须具备同时进行多线条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的写作能力。由此可见，在受到较多限制的情形下，要将报告文学的人物写得性格丰满、情节安排得引人入胜、结构组合得完整自洽，确实不失为艺术创造力的充分见证。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电子媒介日见渗透到报告文学领域，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新型媒介正大面积靠近报告文学，报告文学的传播方式及文化生态随之变得更加富有弹性，当代文坛随即衍生出诸如广播报告文学、电影报告文学、电视报告文学乃至网络报告文学的繁盛景象。现在，我们不仅可以“看字”、“听声”，而且还必须“读图”、“阅屏”。当然，“读图时代的‘图’，并不单纯指静态的图片、绘画、图画等，而是一种全新的视觉具象化、影像化的传播途径，是一种可以改变人们思维的方式。‘读图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世界进入处处以视觉表象符号作用于人类认识感官的时代，而诉诸感性的具象性符号大于诉诸理性的抽象认知符号，人的解读图像的功能变得愈发重要”。[13]从艺术发生学和文学传播学角度看，写作及其传播媒介的拓展或变革一方面给传统写作方式带来阵痛，短暂的不适是必然的。与此同时，这种阵痛有可能造成文学的新生和陈旧性艺术格局的改进，刺激创作主体言说方式的拆解与重组，进而推动文学艺术的新一轮嬗变。这方面，科尼利厄斯·瑞恩花费10年时间创作的20万字的报告文学《最长的一天》（The Longest Day）为我们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启示。为撰写该作，作者查阅了浩如烟海的美、英、德三国报刊，研究了大量已经公开与尚未公开的文件档案（其中包括德军将领冯·伦德施泰特与隆美尔的作战日志），然后根据有关线索与3000名诺曼底登陆战的亲历者和D日的幸存者取得联系，并亲自采访了其中的700人。该书于1959年出版，迅速在世界各国引起轰动，印行1000万册。作品出版后的第二年，由福克斯公司投拍同名电影，瑞恩是重要编剧之一。据报道，这部宏大的战争史诗耗资1000万美金，历时两年，启用了三位著名导演以及百余位好莱坞巨星，投资和演员阵容绝对创造了当时的世界电影纪录。影片公映后再次震动世界，并获得多项奥斯卡奖。权威人士评论说，这部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核实和确认的，加上精确的叙述、丰富的感情和生动流畅的语言，所以它才如此令人震撼。2005年6月6日，为纪念诺曼底登陆61周年，我国的“文艺之声”集中动用20位知名播音员，用“最美的声音”完整再现了历史上那“最长的一天”，众多听众热血沸腾，有的甚至热泪盈眶。从这个意义上讲，图像型报告文学虽然丰富直观，甚至享有文字声画立体呈现的现代效果，但就文学的“感受性”、“体味性”审美属性来看，纸质型文字报告文学和听觉型声音报告文学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诚如霍克海默等人所说，“今天，文化消费者的想象力和自发性之所以渐渐萎缩，这不能归罪于心理机制。文化产品本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声电影，抑制观众的主观创造能力……因为这些文艺作品的内容是迅速而过的，所以各个细节不需要一一表现出来，从而抑制了观众的想象力。”[14] 再一个问题，就是报告文学的修辞方式。我以为，文化意义上的修辞至少有四种涵义：一是所有的人际对话、复述、转述等构成的日常生活中的修辞；二是包括改写在内的所有书面语体的修辞；三是所有文学艺术形式对于包括人类心灵在内的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修辞；四是文学样式中各种具体的修辞手段。此处所论自然是第四种涵义上的修辞。一般而言，报告文学这种通体透明的文体应尽量少用或慎用各种修辞手段，以防阻挡、遮蔽和隔离文本的意义呈现和读者的明快接受。但是，报告文学毕竟是文学，现代汉语中惯用的比喻、比拟、象征、对偶、对比、映衬、排比、拈连、顶真、仿词、反语、警语、反问、设问、反复、双关、层递、回环等修辞格，都可适时地运用于报告文学创作，以便突出形象，营造意境，深化思想，融汇感情，增强文本的吸引力、感染力和震撼力。《哥德巴赫猜想》、《最长的一天》之所以成为毋庸置疑的经典，也是因为恰当地运用了必要修辞手段的结果。 总之，“作为人确立生存价值的精神性活动，文学没有什么先在的种类本质，它的本质是在为人的生存确立价值或创造条件的过程中获得的，因此，文学的本质当在价值论与生存论的关联上来思考。”[15]我们这里重新讨论报告文学文体的基本规范问题，目的不在理论纠缠，而是针对当下报告文学创作混乱状况的一次具有纠偏和拨正意味的现实努力。我们同时注意到，报告文学文体的趋同性和言说的异质性虽然是各有侧重的两种表述，但二者密切关联，体现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辩证体用关系。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厘清二者各自的伦理诉求及其之间的关系张力，对于当下读者更好地认识报告文学、作家更好地创作报告文学、社会更好地接纳报告文学，无不具有显著而重要的认识论意义、本体论意义和价值论意义。由此，或许可以预期，我们的上述努力能够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更清晰地认识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更自觉地投入报告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研究、更早地建构中国特色报告文学的良性生态作出不惮绵薄但求真诚的理论奉献。 【参考文献】 [1] 王宏甲：《在“是谁感动我们”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颁奖大会上的发言》，参见《报告文学通讯》总第13期。 [2] 龚举善：《“新世纪文学”八大趋向》，《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3] [加]大卫·莱昂：《后现代性·第二版前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 [德]马尔库塞：《单面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5] 李炳银：《报告文学絮语》，参见《报告文学通讯》总第12期。 [6] [捷]伊娃·库什纳：《作为全球语言的英语：问题、危险与机遇》，参见《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编《文化认同性的变形》，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18页。 [7] [法]马克·富马罗利：《“我是他人”：对于同一性的误解》，参见《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编《文化认同性的变形》，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3页。 [8] 董健、王彬彬、丁帆：《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9] 何建明：《与“正泰”同行——在第四届“正泰杯”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表彰大会上的发言》，参见《报告文学通讯》总第11期。 [10] 胡锦涛：《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求是》2008年第1期。 [11] 南帆：《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12] [法]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13] 周小平：《理性应对“读图时代”的媒介依赖》，《东南传播》2010年第4期。 [14] [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15] 余虹：《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文学本质论问题论纲》，《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