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圆明园火劫余话》
天津 杨舟
[魏得胜按：《杂文报》的恩柱兄转来一稿，是天津杨舟先生反驳我的文章。我这里把该文一字不落地刊出，算是我向批评者致意的一个方式]
在下近日阅读了8月13日《杂文报》4版魏得胜先生的《圆明园火劫余话》之文章，感受颇深，想和诸位读者及魏先生来谈谈历史，谈谈历史观，更要谈谈当下社会普通百姓的历史观。
看了魏先生的文章，我敢问一句，魏先生，您今年贵庚？为什么文章作者的年龄成为了在下的关注点，我慢慢道来。
有人说，文如其人，这话不假。特别是这类对历史事件反思的文章，更能看出一个人的历史观及世界观。而一个人的历史观与世界观形成的条件很多，总结起来大概有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主观条件自然就是个人的历史修养、受教育的环境，这又包括学校的教育与家庭的教育等等；客观条件不可胜数，诸如社会风气的影响、交际圈子的影响，甚至包括当下社会中政治的、历史的观念影响等等。
而从哲学的角度讲，个性更能代表共性的诸多特点，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观念、行为，特别能够代表这个人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的时代特点与风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风气。
所以，看了魏先生的文章，我就可以对魏先生的年龄做出大概的推断，在下估计，您的年龄至少会在50岁左右，甚至更高。如果真被在下言中，那我又不得不称您为长辈了，因为我这个学习文史哲出身的人，还是太年轻了。
我们来看文章。文章第一句就说：“圆明园作为爱新觉罗家族搜刮人民血汗的罪证，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这句话说的很在理，之后便追忆历史，讲述圆明园遭遇的厄运，于是开始追今，魏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其中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把圆明园立为爱国教育基地。对此，我是一万个不予苟同的。”作者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你想啊，圆明园那是什么地方？那是爱新觉罗的家呀！那是爱新觉罗一族的犯罪现场呀！那是爱新觉罗一族搜刮帝国百姓近二百年建起来的花天酒地的场所呀！后世把充满罪恶，又是如此龌龊的地方当做爱国教育基地，是不是见庙就拜地弄错了地方？”
文章后面又说：“这样想来，那圆明园烧得实在是好！”
看了这样的文字，让我想象到文章的作者一定是生活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也就是“文革”年代的人，作者处在“文革”那个时期的年龄应该不是婴孩时期，因为婴孩时期是不可能完全接受时代风气的感化而铭记于心的。魏先生的文章太符合那个年代的风貌了。
原因很简单，这篇文章写得太偏激，历史观太唯心，这样的观点像极了“文革”时“批林批孔”的态度。
看完文章后的第二个结论就是，魏先生肯定不是一个学习文史哲出身的学者。因为这样的文章从学术角度，太不负责任，没有任何学术精神。这样的文章，令我大为失望。
但是，以上关于作者年龄的推断，都是在下的主观臆断，如果作者与笔者相仿，都是那些未曾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而写出这样的文章，在下就更为遗憾了。因为如果还处在青壮年就具有了这样偏激的历史观，这样的人我想很难适应当下飞速发展的时代。
能够驳斥的理由有很多。
首先，过分看重我们古代的封建时代是个人的家天下。古代封建社会的世袭制决定了朝代必然成为家族姓氏的私有物，我们应该看到统治者对于广大百姓的剥削，但也同样应该看到那些杰出的统治者对于社会历史发展所走出的重要贡献。如果按魏先生的观点来看，古代任何诸如圆明园似的建筑都是残酷的封建统治者所建造的私人财产，我们更不应该进入。那么，我猜测魏先生这样爱好历史的人，应该去过北京吧，去过故宫吧，那北京与故宫都是古代皇帝所居住的地方，那你怎么又能去到那里？这样看来，故宫现在就应该马上关门，甚至拆除了吧？就算是魏先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到过京都，那么不论你在哪个城市，都是古代封建统治者曾经统治过地方，我们更应该拆除重建，如果这样，我们就应该先拆除中南海，那里袁世凯曾经居住，也是清帝王的行宫别院，看来中央领导也应该另寻办公之处了吧？
第二，就是孤立了家与国的关联。可以说爱新觉罗家族，甚至包括叶赫那拉家族、钮咕噜家族等等家族望门是剥削人民的始作俑者，但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家的利益，展现的更是作为泱泱大国的统治者的威仪。就像乾隆年间英国使者马格尔尼来华访问时一样，他们深深地被承德避暑山庄的壮观而折服，在国与国的交往中体现了国家的威信。当一个家族在社会中扮演的是统治者与决策者的地位时，他们代表的不仅仅家庭范畴，更多地要承担国家利益的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第三点，孤立了人与社会的关系。此时的爱新觉罗，代表的是整个中华民族，而他们所建造的圆明园，也就代表了中华民族、整个国家的尊严，而焚毁圆明园，焚毁的不是一座园林，焚毁的是中华民族的尊严！如果魏先生活在那个年代，祖国惨遭蹂躏，而大呼“这样想来，那圆明园烧得实在是好！”我想又怎会有全国人民抗击外国列强，抗击日本鬼子侵略中国，而最终赶走列强的最终胜利呢？马克思经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首创了社会学这样一门学科，用来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析人与社会的关系，关注社会的发展。而魏先生发出这样的感慨，首先就是否定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社会学学科的创立。都是这样对社会、民族的荣辱漠不关心，袖手旁观，甚至助长他人士气，来逞一时口舌之快，这样的做法，太不负责，愧对民族对自身的文化禀赋熏陶。
看了这篇文章，让我想到，魏先生不仅仅应该苦读社会学，更应该看看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的精彩阐述。
钱穆先生在书的第一页就写出了凡是阅读这本书必须见具备的四条信念，我想为魏先生列出第二条：“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是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历史有知识）”以及第三条：“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这，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值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
钱穆先生的这两点特别适合来让魏先生自己反思，如《圆明园火劫余话》所阐述的历史观，是不是没有钱穆先生告诫我们关于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是不是一种“虚无主义”？
我想从这篇文章所透露出的观点来看，这种冷漠与孤立事物的观念不仅仅是作者自己所怀有的观念，应该在全社会中具有不少拥趸。同样，这样对于学术精神的不负责任，更是不可取的，如果这样的文章在报纸这样的平面媒体中大大发表，对社会风气的危害最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