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日本公明党籍参议院议员西田实仁
日本国会议员里面，有不少人曾经到中国留学。记者想把他们称为“日本国会议员里面的‘中国留学组’”。这其中，有的对华友好，比如，日本民主党籍年轻的众议院议员高邑勉，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见到胡锦涛总书记的时候都要特别强调“我是从中国获得硕士学位的第一个日本国会议员”。也有的对华冷漠，不久前中国一位高校校长访问日本，希望见一位在他那里曾经留学的国会议员，居然被拒绝了。这样，深入了解一下日本国会议员里面“中国留学组”的想法，就变得很有意义了。8月23日下午，《日本新华侨报》记者前往日本公明党埼玉县支部，采访了公明党籍参议院议员、参议院议员运营委员会理事西田实仁。
下面是访谈摘要——
恩师支持我去中国留学
《日本新华侨报》：我知道你在庆应大学读书期间，曾去中国留学。能谈谈你去中国留学的动机以及留学期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吗？
西田实仁：是的，我在庆应大学经济学部读二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82年曾到中国留学。具体时间应该是从1982年8月到1989年3月，前后大概8个月的时间。当时，那所学校叫“北京语言学院”，现在已经改名叫“北京语言大学”了。
说起来我的家庭，原来开着一家很小的工厂，主要做唱片播放机上的那个放音针。后来，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唱片逐渐被CD取代了，我家的那个工厂就逐渐不行了。当时，我正在庆应高中读书，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拿着奖学金才把高中读完的。
我想去中国留学的愿望在高中时就有了。我的母亲出生在中国的长春。日本战败以后，我母亲从中国东北到了北朝鲜，然后跨过三八线从韩国回到日本。我的外公则被移送到苏联的西伯利亚，我的外婆在经过北朝鲜的时候去世了。当时，我的母亲只有10岁。记得我小的时候，母亲常跟我说，她在回国的路上，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热心帮助。尽管当时中国人也很穷，但还是给这个日本小姑娘吃的、穿的，所以，她一直都对中国抱有感谢的心情。我曾想，母亲如果当时没有回到日本，弄不好就会成为被日本抛弃在中国的“战争遗留孤儿”。就这样，我总想去看一看中国，学一学中文。
我考入庆应大学经济学部以后，也是靠奖学金读书的。当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到中国留学。可是，我没有钱。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以后，我的指导教授支持我的想法，他自己掏出50万日元让我去中国留学。对于我来说，这50万日元是一笔很大的留学费用，我终于用它实现了中国留学梦。
如果说在中国留学印象最深刻的事情，那就是我至今都忘不了当时每一位中国学生都闪烁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由此可以看到他们的责任感、使命感，看到他们对国家的信心。那一年，我才19岁，那些中国学生也大都19岁、20岁。我和他们交朋友，他们的学习劲头让我十分吃惊。那时，中国大学生都是6个人住在一个宿舍，每天晚上，他们都是在图书馆学习，有的在图书馆闭馆以后，还到教室读书，常常是学习到半夜。那种深夜教室里面的灯光，是我在日本的大学里面没有看见过的。现在，这些中国学生都已经40多岁了，我知道他们很多人都担任了重要的职务，成为中国国家的栋梁。这也是他们当初勤奋学习的结果吧。
人民币升值不会走日本老路
《日本新华侨报》：我知道你在12年前就写过一本名为《人民币•侵食日本》的书籍。现在，人民币升值问题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你认为人民币升值以后，会不会走日元升值以后“经济泡沫”崩溃的老路？
西田实仁：不错，我在1998年是写过这样一本书。最初，我是把“人民币•侵食日本”作为副标题的，并没有打算把它当作书名。我当时书名叫《上升的中国和沉没的日本》。后来，出版社硬把副标题搞成书名了。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1997年7月，正好碰上亚洲金融危机，泰国泰铢直线下降。当时，中国和日本都表明稳定的货币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政府做出很大的牺牲，没有让人民币贬值。通过这次亚洲金融危机，我看到了中国人所做出的努力和付出的牺牲，也看到中国正在逐步取代日本在亚洲金融市场的地位，所以我动心写这本书的。
在谈人民币升值问题以前，我想先谈谈谈日本。1970年，日本举办了大阪世博会。1971年，就发生了“尼克松冲击”。所谓“尼克松冲击”，一个是指美国总统尼克松没有和日本做任何的沟通，在这一年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是1971年8月15日发表的美金与黄金交换停止，改变外汇换算制度。这样，日元和美元的比率也发生很大变化，日元出现升值，从360日元兑换一美金，上涨到308日元兑换一美金。也就是说，日元兑美元从原来的固定外汇汇价比率变成了变动汇价比率。今年，中国也举办了上海世博会，那么，美国会不会也在此后迫使人民币升值呢？这个问题目前还无法预计，只能拭目以待了。
实际上，我已经注意到，从今年6月开始，中国政府正在以柔软的姿态对应人民币汇率比价的问题。至于说人民币逐渐升值后会不会出现象日本这样的状态？我个人认为中国和日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应该不会出现象日本这样糟糕的经济状况。
当然，应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先进国家他们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把人民币升值，他们像当年对日本施加压力一样施压中国。但是，中国与日本根本上不同的是，中国拥有庞大的进口能力。当年，日本虽然也进口了很多东西，但毕竟市场有限，与中国的市场是无法相比的。我注意到德国对华贸易赤字很大，但德国并没有对中国施压人民币升值，因为德国看到它对俄罗斯的出口远远不如中国。德国虽然从中国进口很多，出口到中国的也很可观。而且，中国将来的市场会越来越大。韩国也好，日本也好，都因为对华贸易是黑字，也就不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现在，中国的进口能力与当时的日本进口能力完全不同，所以我认为中国不会像当年的日本那样受到那么强的日元升值的压力。
我还看到中国为了避免人民币过快升值，在外汇储备投资运用发生变化，不再单纯购买美国国债，最近还购买西班牙国债、日本国债。中国这样把投资风险分散了，也就避免重新走日本的老路。
日本经济发展需要“三中主义”
《日本新华侨报》：您在当选为国会议员以后，走访了3000多个日本中小企业。此前，您在日本经济周刊《东洋经济》任职前间，还采访过1000多家日本企业。有人说日本中小企业是日本经济的命脉，但现在看来日本中小企业问题最多。您认为日本中下企业的出路在哪里？
西田实仁：我在6年前的选举活动中，包括今年的选举活动中，都在我选区埼玉县提出了“三中主义”。我认为整个日本经济的出路都在于能否实行“三中主义”。我这“三中主义”，第一个就是日本的“中小企业主义”，第二就是“中国主义”，第三个就是“中高年主义”。这也是三个问题，都直接关系到今后的日本。
您提到的日本中小企业出路的问题，我觉得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是日本的中小企业要考虑如何提高技术含金量问题；第二是日本中小企业如何国际化的问题。比如说贸易，日本中小企业就必须考虑如何提高自己的贸易能力。对于他们来说，技术是他们生存的源泉，贸易是他们生存的能力。所以，我提到“三中主义”里面，就有日本中小企业和中国结合的问题。日本的中小企业完全可以利用中国市场经济迅速的发展势头，让自己也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我看过日本许多商店街，以前卖西服的商店现在都不行了。像优衣库这样大型的西服生产商家，批量化生产，成本很低，低廉销售，商店街的西服店铺自然会受到挤压和淘汰。但是，商店街的西服商店是不是就没有出路了呢？我认为不是，他们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每一位客人量体制造西装。这些西装可以先制成半成品，然后让客人选择质料、式样、尺寸，最后根据这个客人的要求加工成为成品。这些西服商店完全可以到中国去，开展这样的生意，我想中国人是会喜欢这样专门为自己量体裁衣做出的“日本制造”的西服的。
当然，解决日本“中高年劳动力”问题也很重要。这个。我就不展开说了。
日本无法离开中国研修生
《日本新华侨报》：日本中小企业几乎都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说到劳动力短缺，就不得不谈日本的外国人研修制度。我想，您一定看到过报端上不断出现的有关日本中小企业如何对待中国研修生的一些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日本可以开放劳动力市场吗？
西田实仁：嗯，我的选区埼玉县就有很多中国研修生，他们对埼玉县的经济发展做出很多贡献。不久前，我听一位经营者说，如果没有中国研修生，就很难想象公司如何运营下去。
从今年7月1日开始，日本的外国人研修制度已经做了调整。研修生进入日本两个月以后，就可以成为技能实习生，就可以领取当地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这样一来，接收外国研修生的企业，工资成本肯定会上涨的。说心里话，最初因为有实习生和研修生的制度，最初的工资成本还比较低。现在进入日本两个月以后就成为实习生，那么工资成本就会大大上涨的。
我认为日本应该进一步扩大接收外国人研修生的职种。据我了解，日本目前大约有160多个职种是可以接收外国人研修生。但是，我也经常收到选民的质询，问为什么他那个职种可以接收外国人研修生，我这个职种就不行。比如说，日本的便当工厂，就不能够接收研修生，出入境管理局认为这是没有技术含量、谁都可以做的工作。实际上，配制便当需要懂得营养学知识、微生物知识、专业检查知识，不是随随便便谁都可以做的简单的流水线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日本扩大接收外国人研修生的职种方面，还应该采用更加柔软的姿态。
至于说开放日本全面开放劳动力市场，我感觉时机还不成熟。日本现在还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如果外国劳动力大量涌入，就会出现新的问题。因此，目前实施的外国人研修制度还有必要继续实施下去。
日本应该学会活用中国
《日本新华侨报》：我是二十多年前来到日本的。那时，日本社会的主要话题是ODA，也就是日本政府对华贷款问题。现在，日本社会的主要话题之一是M & A，也就是中国企业并购日本企业问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西田实仁：我6年前还写过一本命名为《日本健康再现》的书籍。我在《东洋经济》周刊担任副总编辑的时候，曾经负责卷头特辑工作，并且多次采编了“中国特辑”。这本书里面就有相关的内容。
大约在10年前，我就提出了日本对中国的“五大活用术”。其一是日本要能够活用中国相对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这在日本企业里面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事例。其二是日本要能够活用中国市场，通过巨大的中国市场来做买卖。在这方面，日本虽然落后于欧美一步，但还是可以奋起直追的。其三是日本要能够活用中国的“头脑”。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如何把他们给活用起来，非常重要。其四是日本要能够中国的人民币、活用中国的钱。十年之前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写如何活用中国金钱的时候，周边很多人都抱着怀疑态度。当时在日本经常被提起的是ODA，就是日本支援中国的援助金，很多人不相信中国企业会有钱。那时，我就在书中写到了如何利用中国的金钱来作为日本自己的资金源搞活企业的问题。其五是日本要能够活用中国物流网络。中国作为日本的邻国，无论是强盛衰落，都会影响到日本。对于日本人来说，不管你是喜欢中国也好，讨厌中国也好，他的一举一动肯定会影响到日本。所以，我多次建议日本企业抛开喜欢和讨厌问题，考虑如何活用现在经济正在飞快发展的中国，如何活用起来是最关键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当时《东洋经济》周刊报道中国的一个宗旨。
正以为这样，我个人还是一种积极的姿态来评价中国并购日本企业。当然，并购的前提应该是友好的，最好不要出现日本人所担心的那种吞并。
大学生就职难在于缺乏了解
《日本新华侨报》：目前，中国和日本社会都出现了一种大学生就职难的问题。您平常比较关注日本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您认为中日两国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有什么共性吗？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西田实仁：日本大学生就职难的问题，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中国大学毕业生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我就搞不清楚了，因此也不敢妄下结论。
日本大学毕业生就职难的问题，关键是日本经济景气低迷，景气太差了，缺少工作场所和职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虽然有工作，但是这个工种没有人愿意做。这里面也存在着量与质的问题。举一个例子说，日本中小企业也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够来就职，但是大学生们不知道中小企业有一些什么样的技术含量，也就不愿意去。虽然一些日本的中小企业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水准，但是他们与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生缺少接触点。我曾经建议中小企业到大学去开一个企业说明会，让大学生们知道制造业的乐趣。
在中国成功的秘诀是了解中国
《日本新华侨报》：您采访过亚洲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并且在文章中写过在中国经商获得成功的秘诀。您认为日本企业今后要想在中国成功地秘诀在哪里？
西田实仁：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是一位印度人，他名叫阿马尔•蒂亚森。您现在问的问题就是日本企业今后想要在中国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前面您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日本中小企业的出路何在的问题。我认为自己提出的“三中主义”就是一个成功的秘诀。现在，许多日本中小企业想与中国做生意，想到中国办企业，但他们又不了解中国。所以，帮助日本中小企业了解中国也很重要。今年，埼玉县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商务中心，目的就是帮助埼玉县的中小企业与中国企业进行买卖、经济交流的时候，能够起到指南、指导的作用。
日本战后的问题还要逐一解决
《日本新华侨报》：您当选为国会议员以后，促成了两部法律的诞生，其中一部是《中国残留邦人支援法》。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日本侵华战争后遗留下来的问题之一，这些当年被遗留在中国后来回到日本的日本人，回国以后生活上遇到很大困难。您认为他们现在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吗？今后的出路是什么？
西田实仁：的确是这样，在我的努力下，2007年11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中国残留邦人支援法》。这部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它帮助战争后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回国后能够生活得好一些。为此，我还收到了从中国回来的日本人给我写的感谢信，还有人希望能够把每月8万日元的生活保护费用的标准再提高一点。当然，也有一些从中国回来的日本人觉得全部靠政府来进行生活保护，有损于自尊心的。
现在的问题是那些从中国回国的日本人，正在步入高龄。他们很多人难于享受医疗保险，也难于进入介护设施，如何解决是应该考虑的。我知道在回国的日本人中，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都会说中文，其中许多人就职比较困难。我认为让他们进入一些日本人可以利用的介护设施，就可以帮助这些回国的日本人解决高龄介护上的一些困难。这也是我今后想要做的工作之一。
一句话，对于日本战后的问题，还是需要一个一个加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