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认知“一党执政”
改革三十年，中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引起世界的关注。美国欧亚集团前总裁布雷默在新书——《自由市场的终结》中说，“以国家主导为基础的中国模式，将取代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美国模式”。说得准确一点，中国模式是共产党领导、以国家主导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显著特点，一是“一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二是以国家主导为基础；三是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市场经济是利益多元化的经济，与“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能否融合？有没有推广的普遍意义？我们如何认识“一党执政”？
政党归根结底是民主的工具，是人们进行政治参与的工具，是民主催生了政党，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为了领导人民与专制制度对抗、以推翻专制制度为已任的政治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中国，是一个腐败政府统治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是三座大山。面对着强大的敌人，我们需要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斗志顽强的战斗队伍，共产党应运而生。资本主义提倡的“无差异的、一人一票”的民主，按照这样理念组织起来的队伍，应对不了这样严峻的局面。中国共产党认为人在宪法面前有享受应有的一切权利，但人的智力、觉悟是有差别的，主张先把这些精英组织起来，实行“精英救国、精英建国、精英治国”战略，于是党就成为“精英救国、精英建国、精英治国”的司令部、先锋队。为了适应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党加强了自己的组织建设与纪律建设，把共产党建成了“思想高度统一、纪律特别严明”的战斗队，过着管理高度集中、纪律十分严谨的半军事化组织生活，民主生活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大家感到很必要、很好。新中国是“打”出来的。新政权成立后，许多地方的主要干部很多都是从部队转业来的，军队中的一些作风自然会带到地方来。新政权成立后，敌对势力的破坏仍在继续，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打了几个大仗，西方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台湾还没有解放。我们还需要与形形色色的外部干扰、破坏作坚持不懈的斗争，我们仍然无法完全从面对专制制度的对抗中摆脱出来。但是此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已从武装斗争转到建设上来，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经历了三十年，部队那套作风以“优良传统”把它继承下来，民主政治改革受到了限制。199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经济，需要民主机制的协调、化解。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也提到各级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度上来，民主政治改革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惯性依然存在，民主改革仍有诸多的局限性，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不过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辉煌成仍赢得了人民的爱戴。
中国共产党是有明确政治目标、纲领的政党。它的奋斗目标，在现阶段是实现社会主义；它的政治主张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立新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党要领导全国人民把革命继续下去。这时候，党不可能把政权交出去，让大家轮流执政。即使当时要举手，大家也会把票投给共产党。所以说，“一党执政”是革命的结果，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有客观的必然性。
三十多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勇敢地把自己的命运搭上了由西方发达国家设立和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并且获得空前的发展。称赞者有之，也有不少人（主要是国外）感到困惑和不理解；有认为中国“政治和经济转变的危险脱节，“中国落后的政治体制注定将崩溃！”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有诸多创新，中国的发展反而更好更快了，人民的生活也有很大的提高，改革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中国的政治民主改革是开创性的。
一是观念创新。西方崇尚个人主义，提倡放任自由制度和那个“无差别，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说具有普世价值。其实这种观念、制度与市场经济理念是背道而驰。商品乃为他人生产的劳动产品，商品生产和经营者的初衷出于谋利，但他（她）的动机中必须包含着为他人需要、他人喜欢、他人买得起等利他动机，社会再生产也必须以他人最终消费为基础、为前提，商品经济实质是互惠互利经济，而不是自私自利经济。人总是过着群居生活，就得彼此相互照顾，和睦相处，不能任自己性子来。放任自由的制度是不好的制度，是危机的“祸根”。固然在宪法范围内，人人都有无差别享受应有的权利与义务，但是人与人的智力、思想觉悟差别是很大的，简单的“多数原则”很容易被政客用作派别斗争工具，或因选举人的无知或亲情、或贿选而使选举走样。于是，共产党人主张把先知先觉的人先组织起来，走“精英救国、精英建国、精英治国”之路，并为实现伟大理想而建立了政党。共产党要求每个人在入党后，要为实现神圣使命而奋斗，要身先士卒，战斗在前，建设在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直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共产党要求自己的党员要团结全国人民，积极参加祖国建设，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不搞派别斗争。考虑到民主成长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主张民主建设也要遵循先党内后党外原则，不让民主被政客烂用。“多数派原则”在这里已注入了新的灵魂，新的内涵、新的动力，人民也站上了新的台阶上，步入了新的革命旅程。新的思想，创造了新的社会，缔造了新的生活。
二是体制创新。西方极力推崇多党制，其实多党制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多党制的思想基础是放任自由主义。一个政党，代表一个群体利益，一种政治主张。吉尔斯斯坦是一个小国家，现在已登记的政党就有148个，还有许多政党正在排队登记。它们的成立往往是因为拥护某人，而不是因支持某种政治纲领。有的党只有十来个人，实际不能代表居民的现实利益。它们的名称也很荒唐，如家长党、司机党、农场主党、烟草种植者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若某个群体利益一旦与政治利益结合，亦即某个群体利益政治化，民主政治就有可能蜕化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恶斗将会不止，改革也容易被舆论绑架，拖累了科学决策。在发达西方国家，民主的困境则来自于以一人一票的选战为基础的高福利主义，西方劳工阶层手中的选票与强大的工会的压力，往往使政客们不得不对选民报以高福利的承诺，任何不利于既定的福利主义好处的结构性改革在这些国家难以进行，这就极大地影响了经济效率的提升与维持，影响改革。在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创立初期，正确的主张也可能没有被众多群众所理解，也就难以得到足够的支持，政党之间就会争论不止，造成政党频繁更迭，政局难以稳定下来。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党，有先进的纲领、严密的组织、强大的队伍，以这样的党为核心，政治稳定，战争力强，自然得到人民的爱戴。中国也有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在共同战斗争中结下了深厚友谊。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机构中专门设立了政协组织，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各民主党派合作，通过民主协商解决国家重大事务。我们面临的是多样性的国情，即文化、种族、民族、社会群体的多样性，利益的多样性，分歧的多样性等等，许多问题不是一个简单举个手就能解决的。我们设立政协的目的就是为各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为多元化利益表达提供机会和平台，以此来实现社会整合；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争斗，以避免了政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以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内耗。现在这种协商性民主制度已纳入地方基层改革中，内涵也有扩大。不仅包括各政党之间的平等协商、国家重大决策前的各种听证形式，并且成为群体利益诉求、协调机构，成为政权体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协商性民主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共产党是开放的，它面向全国吸纳党员，只要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都可入党。在中国，不是鼓励人们去成立形形色色的群体组织，而是大力发展优秀人才入党，旨在消除国家分裂的祸根。中国实行以绩优选才、层层选拔制，着力构建一个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并且将集体推荐与选举结合起来，量才录用，为人尽其才创造了无限空间。这种选举制度胜过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用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全局性意识强、责任心强，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共产党在配备干部时，还有意识照顾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的代表，所以在中国，民族多，但极少发生民族冲突；宗教多，共产党又是元神论者，但中国没有宗教纠纷；中国政党也多，但中国没有派别斗争。用不着天天为选举而劳民伤财，社会长期稳定！
三是监督制度创新。民主监督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方提倡三权分立，有意识利用派别斗争，用来强化权力监督。我们不走三权分立这条路，而是用“分工制衡”监督来替代派别斗争，突出制度反腐。这几年却有制度反腐文件出台。2009年，中央一下子出台了四个文件——《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中纪委印发的关于“小金库”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司法层面，“两高”新增9个刑法罪名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中央的带动下，地方政府在加强廉政建设方面也多有突破，如在官员财产申报、公车使用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改革。今年又出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规定等反腐文件，逐步形成反腐网，反腐力度日益加强。与此同时，我们还加强民主制度建设，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四，决策程序创新。中国虽然是一党执政，重大决策都是党中央做出，但因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宗旨明确，决策程序科学，民主性强，所以决策的水平高，科学性强，应变快，且处处贯穿了民主精神，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与支持，世界的赞赏。这不仅因为中央领导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强，群众观点好，并且肯学习。中央政治局有一个集体学习制度，从2002年开始，已进行过66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非常广泛，从宪法、医药卫生改革到“适应经济转型期”等，请教授讲课、提问、回答和讨论，又有智库的专题研究的配合。政治局和中央政府部门还有调查研究制度，有决策前咨询制度、广泛征求意见制度，如果再加上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国各大专院校等的专题的调查研究，已形成全国性的、独特的决策网络体系。在中国，几乎大家都在研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共产党又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没有争选票的精神负担，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够广泛吸纳群众意见，集中精力做出正确的决策。从形式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一党执政”，但不妨碍人民当家作主。在这样的体制中，我们看到了共产党是如何集中权力，运用权力，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了民主在这里如何发挥作用。在这样的体制中，民主确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建设空间，特别需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与权力有效监督问题。同时说明民主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中是可以兼容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应对世界风云突变的局面，能够得到各民主党派的拥护与支持的症结所在。
西方正是由于对人、党派缺乏全面、辨证的认识，注定了监督制度设计、决策程序设计的先天性不足，使大量有生力量在民主的纷争中流失，种下了危机的“祸根”。我们能直面人和党派的本质特征，并通过革新，理顺了民主的内部有机联系，创建了有利于科学决策、社会稳定又能适应宏观调控的政治体制，社会的内在关系理顺了，经济运行更通畅了，形成了独立的社会发展模式。当然这种体制能否定正常运行是有条件的。“一党执政”能否正常运行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符合西方那些民主经典法规，而在于执政党能否定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于它能否定始终如一保持党的先进性；能否真正有效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与权力的民主监督问题；能否真正为各民主党派提供公平、公正的参政环境；能否给人民带来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环境，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
中国的政治民主内涵是非常明白的。只是要求讲个人自由时，多点社会责任；不要为派别利益斗个你死我活，要提倡为人民利益开展民主协商，以协商性民主来替代选举性民主；提高科学决策，为百姓多办实事。其提出的目标是：创造的一个没有那种党派恶斗而又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革命之举。当然也不能否认制约“一党执政”的外部监督力量大大削弱了，即使在“分工监督”和科学决策中，党外监督力量都是处于从属地位，其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而事物的发展总是在矛盾的运动中发展，对立力量有相互制约的作用，还有相互促进的作用。美国老是盯住中国，给中国挑刺，遏制中国发展，对中国刺激是很大，也算“帮”了中国的忙。“一党制”由于对立的力量过度削弱，共产党又没有了失权之忧，执政党会不会因而导致权力病变？会不会因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制约而让“仇官”成为“社会病”？殊不知，没人盯着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
西方最反对的是中国的“一党执政”，而救中国、建设起一个强大中国的恰恰是“一党执政”。“一党执政”是一个历史现象，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其宗旨是想用新的理想、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制度、新的体制、新的工作方法来改造旧世界，为人民铸造新的生活，不是什么“权威主义”、“新国家主义”，是货真价实的革命实践。在实践中，我们有很多的失误，甚至犯过重大的错误，那都是探索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多点向前看的态度。共产党是有崇高理论的政党，我们可以祈望党有能力去化解它。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定有一个法制健全而又有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民主环境来制约权力健康发展。（2010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