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镇压、文革、反右、文字狱都是独裁者无法无天的权力制造的大灾难。专制统治者的独断专行给人类生活带来的饥荒，苦难，政治黑暗，人权灾难，还有个人内心的恐惧、烦恼、焦虑等心灵灾难，导致国民灵魂恶化，道德沙化、生命物化。不要说这些都是过去野蛮时代发生的事情，现在已经步入文明时代了，不存在暴政了，其实不然，暴力执政思维至今依然影响着社会的每个阶层。只不过统治者用花言巧语欺骗老实人，用会议贯彻会议，用口号落实口号，许多人意识不到辉煌政治口号背后的现实。

     暴力执政思维，简称暴政。暴政统治者利用行政权力，建立行政执法队伍，现代的城管队伍就是一种行政执法队伍，其实就是地方政府的打手。大家平时在大街上看到的城管执法，就是一种暴力执法，它是采用打砸抢的方式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城市表面的形象。因为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媒体监督，所以专制政府的行政权力是不受法律和宪法制约的，普通百姓对于行政机关无法无天的暴行没有任何办法。行政执法人员受政府指使，可以依法抢劫（没收）小商贩或农民的瓜果，依法把小商贩打得头破血流，让受害人状告无门，有冤无处伸。依照《拆迁条例》，地方政府把业主逼死而没有人承担责任。依照《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救助站把流浪者强行抓捕遣送，据说还有被抛弃荒郊野外的。单位破产我失业，偶尔在兰州街头演奏小提琴，被兰州救助站铁笼囚车抓捕，遭受凌辱。在盛世中国，红头文件比法大。

     城管是暴政下的怪胎，为我国特有。还有一些相关的部门，如：某某执法局、执法大队等等，这些新名词都是我这些年来，在卖艺流浪的实践中学来的。总的来说，政府行政执法力度越大越强硬，被逼死者死得越惨烈。如烈女唐福珍自焚，充分表明了暴政的暴虐程度。

     城管执法，执的是什么法？当然不是一般法律意义上的法，而是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体现。统治者认定你摆摊设点，沿街叫卖，自谋生路，影响了它的城市形象。它把你的行为定性为非法谋生，就要管制你，限制你，就要没收你的东西。我走投无路拉着小提琴在兰州街头卖艺谋生，政府就认为我是给它们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府脸上抹了黑，它就认定我是非法谋生，它就要利用它的行政权力禁止，逼着我老老实实呆在自己家里，即便是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里。专制政府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显示执政者的权威，显示它的所谓“执政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合法权益，都没有法律可以维护。相反，政府的行政权力可以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仅凭一纸红头文件，或者上级领导的一个批示就可以当作法律来执行。政府救助站执法人员依法禁止我拉小提琴卖艺，我问他们执的是什么法，它们的回答很简单：“政府不允许卖艺，不要问为什么！请上我们的车”----救助站的铁笼囚车，你不想进这铁笼囚车，他们把你抬起来扔进去。面对一群残暴的狼，任凭你吼破喉咙，屁用都不顶，这就是行政权力的威力。

     不论专制的政府，还是民主的政府，政府这个东西永远都是人民的敌人。区别在于，民主制度下的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可以公开地、合法地把他们的政府当成贼娃子，时刻提防，时刻修理敲打，不行你就滚下台，政府也无权干涉司法。专制政府的人民根本就没有监督政府的权利，相反，如果你在公众场合进行一些特殊的活动，处处都受到政府行政执法人员的管制。

     事实说明，只有权贵政府掌握的公权力，才能肆无忌惮地、合法而持久地侵害人民的权益。作恶者不会受到追究，受害者没有伸冤的地方，更不可能得到补偿或赔偿。如果公权力再掌握在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利益集团手里，人民注定要成为待宰的羔羊。暴政是专制统治者暴力执政思维的必然结果，它尊贵的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决定了他的思维，它目中无人，它就是要制服你，没有商量的余地。暴政把社会引向野蛮和黑暗，不论花言巧语说得多么“以人为本”，电视表演多么亲民爱民，都是为了维护专制者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暴政下，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当年的林彪、刘少奇、彭德怀等等大人物，贵为“党和国家领人”，都被活活地逼死了。最近，令人伤心的烈女唐福珍，她是个很富裕的女强人，被行政当局的暴力执法逼死了，还落了个暴力抗法的罪名。有不少亿万富翁，发家致富的模范标兵，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辛苦创业的家产归他人所有。

     不准说真话，不准坚持真理，必须统一思想认识，一切服从领袖，这就是意识形态暴政。一个恐惧真理的民族，一个不说真话的民族，一个把坚持真理的人赶尽杀绝的民族，能有什么出息，谈得上崛起吗！林昭被暴政夺走了生命，张志新被执行死刑时，还被割喉，就是害怕她呼喊口号！她们都为坚持真理而死，我们却因为怕死而保持沉默，这难道不是一个民族的可耻吗！信息都封锁了，不同的声音都消灭了，只有赞扬的声音。普通百姓没有人订阅《人民日报》，唯一的原因就是，它讲的是假道理，说的是假话、大话、套话、空话，屁话。     

  
     意识形态暴政是借助舆论宣传来迷惑人，当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以前的“先进性教育”运动，现在的“学习实践活动”，都是典型的、相互欺哄活动的活标本。用会议贯彻会议，用口号落实口号，这些活动中根本不存在诚实和真实。在这些随着形势与任务不断翻新的活动中，大家讲的都是假道理。人民公仆凭着尊贵的地位和身份，得到的都是真财富，真正的几辈子用不完的物质财富。不知有多少贪官污吏带着巨款移民海外，投奔自由民主，在那里投资，为那里的人们提供就业机会，我们这些没有本事的困苦人只能祖祖辈辈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人民日报的假道理，官场上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在意识形态暴政的土壤中生生不熄，茁壮成长。

     长期意识形态暴政的强行洗脑，我从小到大所受的那些教育，总以为政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府不论做什么都是对的。那些虚伪的道理，虚伪的理想，荒谬无凭的话语一直在欺骗着我。被邪教扭曲的灵魂和思维习惯使我一度丧失了人性，丧失了最起码的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党文化似是而非的“学问”曾经使我愚拙痴呆。要不是遭遇大病等死，我的愚顽脑袋不会彻底开窍。

      用神圣的“革命”理论左右我们的言行，控制我们的思维，这就是政府“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无耻政客的计谋，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啊。人生活在现实中，总要以现实为基准和凭据，凭着良心、善心、真诚和直觉明辨是非，做有意义的辩论。大家经常看到一伙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欺压、逼迫等土匪行为为什么叫做“执法”，就是因为他们有政府赐给他们的所谓“执法”权力。我自谋生路被政府救助站抓捕、羞辱，是因为我没有权利。我的基本人权被剥夺，连卖艺流浪谋生的权利都没有了。人一旦拥有权力，就会变得强大。我们追求普世人权价值，不是闲得无聊，而是为了争取把权力这只老虎关进笼子，是为了争取我们的人权，使我们变得强大，不再任人宰割，不再受人欺负。不要小聪明，要有大智慧。

     我拉琴卖艺，只为保证基本的衣食住行，也是维持生存的基本权利。我追求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追求普世人权，讲民主宪政的纯真道理，是为了有助于国民的觉醒。这也是千百年来，人类文明的核心。践踏基本人权的邪恶势力应该受到谴责，正义应该得到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