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互联网、朋友和世界
——近代史家袁伟时八十自述
【袁伟时，广东兴宁人，1931 年12 月生于近代中国离乱之始。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近代史家，知名学者。信孚研究院院长、信孚教育顾问。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研究，在海内外华人、知识群体中影响深远，是当之无愧的广东省文化名片之一。】
【少年开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从中学生开始就有买书的习惯。那时家里比较富裕，给我的钱基本上都拿来买书。我住宿舍的时候，床头一定有个书柜，自己做的，放了很多买来的书。现在还买，就好像我能够活到一百岁一样，其实我年纪已经很大了。
记得我不满16岁离开家乡到广州考进南海中学念高中，365天都住在学校，天天吃完晚饭
就步行到汉民路（现在的北京路）的书店看书，看半小时左右回校上晚自习，来回要走一个小时。周末和假期甚至整天在书店“打书钉”（站着看书）。
我一直在中大。1950年我考进了中大的经济系，念到第四年遇上院系调整，中南地区五
个省的经济系合并，变成中南财经学院，政法类的合并成中南政法学院，我就去了武汉的中南财经学院念大学最后一年。只念了几个月就提前毕业，回中大工作了。一年多以后，又考进复旦念研究生，五七年再回到中大，之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
那时有股热情，感到新中国成立了，中国肯定是民主国家，民主、自由都没问题了，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建设，所以我选择了读经济。那时中大有个规定：附中前三名的同学，可以不参加入学试，七个学院工、农、医、法、文、教育、经济，随便挑，其中一个就挑了经济学院。
毕业回来教政治经济学，但当时经济学上课只能按统一口径讲，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观点要一样，不能自己讲一套。我的信念是自己相信的才讲，根本受不了这种方式，赶快转去研究中国历史，有空就往图书馆钻。后来就转到了哲学系，讲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和思想史。我原来就很喜欢历史。念中学的时候读了很多历史书，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宋云斌的《中国通史》等，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也是当时看的，很相信。用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现实，想回到历史上，以为自由度会大一点，但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
【淘书和做人一样，有舍才有得】
我有买书的习惯。书一多很麻烦，没地方放。现在家里用了两间房来放我的书，饭厅也放了一部分，还是放不下，没办法。放不下的这些书除了送出去的，一个朋友在他的办公楼里专门腾出两间房给我放书用，很大，很多书柜。我有个助手，我要什么书，他就到那边帮我搬过来，我这里放不下的，又给我搬过去。
藏书放不下怎么办？一是淘汰，隔一段时间就有一堆的杂志书籍要送出去，以前送给哲学系的资料室，后来各系不再设立单独的资料室，就送到中大离退休的阅览室。原来念经济时用的那些书，学科转移后，全都给了后来成立的经济系，就是现在的岭南学院。
我不搜集珍本书，有用的才去买。对我来讲，所有的书都是资料，用得上就很珍贵，没有特别的。有些档案资料，一般人很少花钱买，我就会自己买。做学术不看原始资料不行。文革的时候损失了几百本书。被拿走了一大批，后来拿回来，凡是学术价值比较大的都不见了。最大的损失是前苏联科学院编的一套《世界通史》。那套通史很贵，一本就要十来块钱，那时一般人的工资也就四五十，得有点决心才会买。我是出一本就买一本，想尽办法去买。
现在的作息时间是：上午下午晚上都工作，一般看看书，上上网，晚上十点后就准备休
息。早上六点就起来了。运动天天有，每天早上和下午还做广播体操，经常活动关节就不会出现问题。而且我会自己加一些动作。早上和晚上还会出去散步，每天要走一万米，在中大校园转悠。我走路比较快，走十公里两个小时没问题。几十年都是这样。所以我在自序中说“每天走一万米路、干八小时活”，正是我日常生活的写照。
【做“书虫”也有技巧】
我有个本事，最会走后门买书。七零年代图书是很缺的，还搞“双轨制”，一直到八零年代，都有所谓“内部发行”的书。但我会跟那些卖书的店员搞关系，他们有什么新书都会告诉我。那时没有民营书店，新华书店还按行政系统划分，中大属于海珠区下面一街道的新华书店，就在西门外的一个门面。一共两个人：一个是老行尊王文栋，还有一个林苏。我每次去，他们把库房打开，让我随便挑。文革期间外面搞武斗，一般商店不开门，他们也会开门让我进去。还有北京路的古籍书店，二楼是内部的，我跟他们经理很熟，他常常打电话告诉我来了新书，如果买还给折扣。我这个本事算是很特别的。我现在买书着重资料性的，还有高水平的学术研究著作。资料性的东西我都是成套买，花了不少钱。比如广西师大出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16开的大本子，一共十五本，定价七千多。比如广西师大出的胡汉民的书信，定价七千多，后来我找到你们报社的周晓赟博士，他原来在那里工作，通过他的关系，给我很优惠的价格，五千多就买到了。比如影印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也是大开本。最初出版的时候，订价两万多，我买不起。过了两年他们内部降价，近代史研究所那些人三千块就可以买了。我就托朋友买了一套。影印的那些报刊资料我都买，从《新青年》， 《民报》， 《独立评论》， 《观察》到《新华日报》等等。《新华日报》那时花了一千五， 《新青年》、《现代评论》、《独立评论》《观察》那套花了好几千。还有三十年代的《红旗周报》，这些我都买，都是资料性的，买了很多。
我的生活很简单。第一部彩电用了十四年，是1987年第一次到美国买的免税电器，两百多美元的日立，一直用到2001年我七十大寿，儿子送了台彩电才换掉。我不看电视，太太看，她耳朵不好，专看图像和文字，我工作就很安静。
【怀念“抄书”时代】
七零年代八零年代看书、找资料，多半用手抄，我也抄了很多。那时复印很贵，通常两毛钱一张。我不做小卡片，只用稿纸抄。比如，现在要看李大钊的书非常方便，但我起初研究他的时候，没有现成的李大钊全集，文集都是删改过的，而且只有一本。我就找原始资料。李大钊编的《甲寅日刊》收藏在上海中华书局原来那幢楼，整层楼堆满资料，布满灰尘，资料是从灰尘堆里找出来的。因为没有复印也不能借出去，我就蹲在里面看了好几天，慢慢摘录。后来，我还告诉北京市委党校编《李大钊全集》的有关人员，《甲寅日刊》可以在那里找到。总共抄了多少？不知道。后来总结，如果我写一万字的文章，要看的东西可能六十万字，摘录的东西将近十万字。很多都是从基础的资料做起、这样做下来，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里面好多东西都是这样搜集来的。
为了写蒋介石研究，我曾去过斯坦福大学两次，专门抄蒋介石日记。因为蒋介石日记也是不让复印的，也不许拍照。抄下来的资料和复印的宋子文和国民党中央的资料摞起来接近一米高。
做学问确实是很艰难的。扎扎实实从基础资料做起，就不会走捷径，抄别人的东西。汪晖的博士论文抄我学生的硕士论文，抄了两千多字。那位学生现在是中大哲学系的主任，那篇硕士论文是我指导的。当然汪晖的“抄”是抄袭，和做学问的摘抄不是一回事。
现在我也不抄了，我做索引。如果书是借来的，就先复印再在上面划杠、打记号，然后做索引。另外偷偷说一句，我现在有几千种电子书，都是资料。最近人家还送给我整套《国闻周报》。这就比纸版书方便多了，也便宜多了。现在图书馆有大量的电子书可以通过互联网阅读。
很多早期的报刊、学术期刊，图书馆都有电子版，方便多了。
【书非借不能读】
那时学术会议常常组织去玩，我通常不去，就去图书馆。比如八零年代在杭州开一次学术会议，中间他们组织去绍兴看鲁迅故居，我就不去了，去了浙江省图书馆，在那里我就找到了张东荪在东京出版的《教育杂志》，那个杂志在学术史上是第一次系统介绍实用主义，叫做《唯用论》。找到这个真高兴啊！最好笑的一次是在北京大学，近代的原始报刊资料它最多。我带着中山大学的介绍信，并通过北大图书馆的一位朋友去看，它的刊物我一连看了五种，再看第六种，人家就不肯借了。
管理员姑娘蛮漂亮的，她说，您看得太多了！我说看多了不是好事吗？她就是不给。研究学问就是沙里淘金，可能一份刊物只有少量资料是你需要的。我的第一本书，就用了从全国十多个省市的三十几所图书馆淘到的资料，完全从原始资料做起。基础打好了，后来很多都是相通的。我在哲学系教的是中国哲学史，特别后半段近现代的哲学史。中国其实没有纯粹的哲学，实际都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会接触到很多现实问题。我从原始资料做起，得出的结论就和别人不同。
例如胡适研究，我把胡适的全部著作都拿来看，感觉这个人很了不起；做梁启超，我将全部梁启超的书都拿来看。那时中大图书馆搞得很乱，一个图书馆的馆员何永钟———这个人原来中大附小教师，划成右派后发配到图书馆。现在已经过身了———他帮我找，很多资料都是他找齐的。他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的原版汇齐了一整套提供给我，我才能知道梁启超是怎么回事。研究蒋介石的时候，也有一个图书馆馆员刘少雄，帮我将很多蒋介石的原始资料找齐了，那些都是国民党中央印出来的权威版本。没有图书馆的朋友们帮忙，我根本就找不到。
（摘自《信孚教育》杂志第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