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友人书（3）
来信：3、国学院训“宽正、沉潜、广大、高明”如何解读，有何来源？
W 兄：听说你前一段身体又有不适，务望保重！务使“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的时间晚些到来！你说你暇时很喜欢读读我的小文。那我就继续写下去，权当给你解闷。
你的第三个问题关于前不久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方面的。这个新成立的教学机构，实际上有很多问题可聊，例如此一组织应该叫“成立”还是“复建”?原因何在？……从该院陈来院长的文章（见《水木清华》总2-3合刊）来看，应是“成立”。因为正如他的文章所说，老国学院是“不可复制的”。我想之所以难以“复制”，首要的问题应该是没有大师。当年在清华，许多名家，包括朱自清、吴宓、浦江清……就连外校有些名家、包括北大汉学教授钢和泰，都对四大导师有敬畏感，由衷地以师礼事之，就是由于后来王死、梁病、赵走出现的“大师半零落”局面，实际上只剩下陈寅恪先生一个人，不得不停办的（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办院方针有分歧，大学部建立了正规研究院……等等都是）。如今如说“复制”，首先要请到像样的大师，而当年的大师位置，就连胡适之这样的名家也不敢问津的。不过，说“成立”（不是“复制”）并不足以影响此院的发展前景，照样要“将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为宗旨，传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精神……接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人文研究的传统，参与新时期以来清华文科的恢复振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该院还订了初步规划——“一二三四五”，即：“一份‘国学文摘’，两本杂志，三大巨头（为三大巨头开讲座），四套丛书，五个研究室。”其中的“三”，是“为了追思本院当年的三大巨头，即将启动的三大讲座——除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讲座外，还要为李济开讲座，还要为“对三四十年代清华文科卓有贡献”的冯友兰开讲座。等等。
对“三大巨头”所开讲座的“大体方向”，似乎有点“浪费资源”。因为这些似乎都不是他们的“绝学”部分。如陈先生所说，到了现在有些似乎都有了“或有时而可商”或“或有时而不章”部分，而他们的“绝学”部分，如王的治史方法和陈的治学方法等，大抵是不可超越、至少是尚未超越的，如果讲得好，可使人、特别是青年人大开眼界。当然，能把这些讲好确实不大容易。
因为问题太复杂，就不多说了。
你提的这个问题，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一是分开来看，即从字面上，这几个词义各应作何解释？一是“合起”来看：即作为一则一个团体应该遵奉的“箴言”，它应作何解读？前一半比较简单，比较容易说清楚，必要时翻翻辞书就可以了；你的着眼点应是后者，即把它们合起来用作清华国学院的“院训”，应该怎样“解读”？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这类问题只有执笔者才能说清楚，外人、特别是局外人是没有办法胜任的。正如当年的清华老校训只有讲演者梁任公可以解释清楚，清华老校歌歌词只有作者汪鸾翔才能讲解清楚一样。不过我辈既然不负解释义务，作为“谈资”，闲聊几句倒也无妨。
先说前者：陈寅恪先生早有明训——读书必先识字。总起来说，此作品一定出自学问高深者的手笔，你我都是才疏学浅之辈，为学期间又赶上很长一段国学凋敝的大时代（所谓在清华“国学从未断档”云者，我辈从清华走过来的人实在不能苟同），不论在学生时代还是工作中又未专修过“训诂学”，都没什么像样的发言权。翻一翻手头所备的词书，可知道这都是些出自“坟籍”（经史子集）的褒义词。有的还相当有深度，如“沉潜亦作沉渐，深沉隐伏。《书·洪范》：沈潜则刚，谓地虽柔，亦有刚，能出金石。韦庄：《冬月长安感志》诗：雾雨十年同隐遁，风雷何日振沉潜。”简直就是“厚德载物”的同义语。
……
但作为 “院训”，我一见到这八个字，立刻想到眼下还镌刻在“三教”外墙上那个所谓“新校训”——“严谨、勤奋、求实、创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当年某任领导人为了代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老校训而倡导制定的）。坦诚地说，就是这区区的八个字，这多年来，我竟一直未能把它们记住，每次“用到”（例如写文章）时，都得想半天才能凑完全。倒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深奥之处，也不是我记性不济，而实在是因为它们含义太浅薄，都是通俗的大白话，总觉得犯不着花时间去记住它。至于所谓新“院训”，比起前者词义当然深奥的多，而且有的还有相当哲理性（例如“沉潜”一词，简直就是“地势坤”或“厚德载物”的同义语）但它离我更远，我当然更不需要去记住它。至于该院师生，除了少数参与制定者外，现在或将来是否有兴趣去记它，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我倒有个浅见，清华国学院既然是清华院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共同使用同一个校训就是了，又何必“自立门户”呢；如果一定要表示“人文日新”，在“院训”里补充加进一些新的文化含量，我觉得有一条现成的、已被清华人上下普遍叫响的箴语——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毕生倡导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这八个字本来是“生于清华，长在清华”，但一直以来，清华领导层（至少是一部分人）却似乎是回避它们。如果说国学院刚成立时，院方还不得不与校方保持一致的话，那么现在好了，我们的顾校长最近在全校大会上，已经公开宣布它们在全校通行的“合法化”。不过现在仿佛又晚了一步，如果前些在定“院训”时能率先确定亮出这一旗帜，确实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感。
细心人还会发现，这八个字中的两个——“高明”，还和上面提到的“对三四十年代清华文科卓有贡献”的冯友兰先生的一副联语有关系。大家知道，冯先生一向高调对待人生，尝书“为天地立心……”的“横渠四句”为自己的“座右铭”。50年代初(刚一“解放”)，他曾向毛泽东表示，他要在短时间里写出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来，受到毛的无礼阻挠而未果。后来，据陈来院长记述：冯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按指1986~1996），正当（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他……把全部精力用于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1980年，《新编》第一册出版，自序说：“解放以后，我时常想，……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再后来，他用“阐旧邦以辅新命”来概括他的学术工作的意义；并解释说：“旧邦”，指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新命，指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事业。“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又后来，他又以此为上联，另补了一句下联曰“极高明而道中庸”。据陈来教授简历：他学生时代读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师从张岱年、冯友兰学习。所以说，清华国学院的“院训”，所用的“高明”二字，是与冯先生的“联语”有关，应该是合乎逻辑的。
我想：在即将启动的几大讲座——除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他后来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讲座外，也加上冯友兰先生，的确是个好主意。不止是冯先生，老一代清华众大家的学风、学格乃至人品上，也是“八仙过海”各有其特，诸如吴晗、张奚若的“激”，钱伟长、费孝通宽；朱自清的“矜”，闻一多的介；吴宓的“颠”，刘文典的“狂”；王静安的博，梁启超的谦；冯友兰的“圣王合一”，陈寅恪的“天赋自圣”……直至校外诸子如辜鸿铭、林纾、章士钊、梁漱溟、陈垣、郭沫若……，皆可选入品讲咋摸，对学子们（不止是研究院的学子）学风、学格乃至人格建设应该大有裨益。因为开讲座并不意味着只是说好话、树楷模，而是客观、公正、全面地品讲。当年吴宓教授曾创造性的开出《文学与人生》课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国学院的课程中如能开此一门课，对陈院长所说“不仅为之‘预流’，而且将能够成为‘主流’”，将起到有益作用。
最后，我想向你报告一件你一直也很关心的事。前不久（今年5月18日开始），清华联同中华书局举办了一次“梁启超、陈寅恪年谱长编出版座谈会”（会址设在清校园附近的一家宾馆）。据从始到终参加了这次会的一个朋友（他暂时不愿意我公开提到他的名字，他是主张照实读“恪”音最力、理由也最充分的一个学友，曾在我“博客”上发表《陈寅恪“恪”字读音考辩》等文）对我讲，当会上成十、百次提到陈寅恪先生的名字时，照例又是一片“que que”声（可能会议主持者主张这样做的）。但有两个重要与会者是例外，他就是专门请来参加这次会议的99岁的卞僧慧老先生（他是这次专门为之召开会议的《陈寅恪年谱长编》作者）和陪侍他前来与会的他的哲嗣卞学洛先生。可能老先生料到会有这个现象，所以他在书中特意把赵元任先生那条日记收到了书里（见第87~88页）。这位朋友感叹地说，“这个问题一开始（见上世纪20~30年代）的确只是一个文人习惯问题，但现在应该和学风的问题（即包括清华国学院领导在内的有的‘学人’自己也知道此字应该读什么音，但碍于‘情面’或其他原因却故意不这样做）挂钩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你也看过，就在清华开会的那两天，不知是否有针对性，月 日的《中华读书报》突然刊登了一篇题为《恪字读音后面的俗人心里》的短文，把问题提到某种“媚俗”层面上（当然跟着就有人出来“反对”，但“理由”显得苍白无力。）“媚俗”，就是陈寅恪先生平生所极力反对的“曲学阿世”，是一种很不好的学格，不是么？
不往下写了！关于我和L（他因为颇有名气，这次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为此事发生争吵的事你也知道了。这封信的问题就扯到这里。顺候
俪祺 延复 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