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食鸦片，最终成了全民族的祸害

    如果说服用五石散是还仅仅属于士大夫阶层的精神自戗，那么后来的吸食鸦片则完全发展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社会集体性迷狂。和服用五石散一样，它最初也是由上层社会兴起的，上行下效，最终成了全民族的祸害。

大约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特权社会，而瘾品往往又从特权社会开始流行，因此，与世界上很多民族不同，中国人总是会将瘾品与地位、财富，甚至是“福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鲁迅在谈到五石散的流行时就曾说：“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而且，“没钱买药的穷措大，也有卧于市门，宛转称热，引人围观，‘诈作富贵体’者。”因此，中国的毒品，特别是鸦片的流行就有了双重动力，一是麻醉，二是卖弄显摆，孰不知这实在是一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卖弄。而麻醉和卖弄显摆，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大体上说，中国人都是喜欢被麻醉的，有权有势的上等阶层总想享尽一切人间福乐，总爱追求一切感官刺激，他们自然是所有麻醉品的最先使用者、成瘾者；而受苦受难的底层大众则往往生活失意，困苦无依，更需要消解愁闷。况且，鸦片在最初进入市场的时候，还被其贩卖者刻意包装成了能治百病的“仙药”。

    章克标，著名的现代作家、翻译家，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与胡愈之、丰子恺、叶圣陶等人共同轮值主编《一般》月刊，早年还曾当过金庸的老师，并与林语堂、邵洵美等人一起创办《论语》杂志。他曾写过一篇叫做《烟酒》的文章，对鸦片极尽赞美，大概可以反映部分上层人士对麻醉的需求心理：

    烟的好处是说不完的，顶好的是大烟，法国的大诗人波特莱耳，魏仑等等，都很知道大烟的好处，有很出名的诗歌，他们都喜欢沉醉在那迷恋昏茫中，享受人造乐园的幸福。英国大文豪狄昆西也是此中的要人，他有大作《一个吸鸦片者的自白》很足以表出他是深识此中三昧的。从前承英国人的好意，把印度的大烟尽量销到中国来，以致中国人多得了不少的好福气，享了人造乐园里不少的幸福。可是现在有人以为这幸福太容易获得，便不能算为可贵，因而加以若干禁止，以维持它的身价，大烟就改称为禁烟了。就因为禁了之故，一般人不容易获得，因而这幸福的迷醉，更加可贵了。（《酒人酒事》21页，夏晓虹、杨早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5月第1版）

    在这段不长的文字里，作者不仅通过反复使用“沉醉”、“迷恋”、“享受”、“人造乐园”、“幸福”、“迷醉”等极具诱惑性的词语渲染鸦片那“顶好”的好处，而且还列举了波特莱耳（今译波德莱尔）、魏仑、狄昆西（今译德·昆西）等西方文化名人的作为例证。

    作者手上刚好有一本德·昆西写的《瘾君子自白》，也就是章克标先生所说的《一个吸鸦片者的自白》的新译本，这里顺便向读者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德·昆西，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散文家和文艺批评家。他幼年丧父，少年、青年时期颠沛流离，风餐露宿，染上严重的风湿痛、胃痛、头痛以及面部麻痹，在熟人的建议下开始服鸦片酊。对此，他在“自白”里是这样写的：

    ……我第一次开始用鸦片作为我每天的食品，并非为了寻求乐趣，而是为了尽可能地减轻痛苦。在我二十八岁那年，非常严重的胃疼病发了，剧烈地折磨着我。大约是十年前我第一次害上这种病。这是由于我少年时代所遭受的极端饥饿而引起的。……这种疾病非常猛烈地袭击着我，除了鸦片，别无其它药物可以治疗。（《瘾君子自白》22页，德·昆西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

    或许是由于长期服用鸦片损伤了德·昆西的记忆力，就在同一本书里，他又对第一次接触鸦片的情形做了另一番描述：

    我接触鸦片的起因是这样的：从幼年起，我已习惯于用冷水洗头，每天至少一次。突然患上了牙痛病，我就把它归咎于这种习惯的偶然中断所引起的反常，从床上跳下来，把头泡在一盆冷水里，并带着湿头发睡着了。第二天早晨，用不着说，我一觉醒来，我的头部和面部都感到十分令人痛苦的风湿疼，我为此大约一直有二十天没有得到休息。我想那是在第二十一天，一个星期日，我出了门，上了街，与其说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倒不如说逃避我的痛苦，要是可能的话。我偶然碰到学院里的一个熟人，他向我推荐鸦片。鸦片！引起了想象不到的快乐和痛苦的可怕的药剂呀！（同上73页）

    不管上述两种说法哪个是准确的，德·昆西都在试图强调：“我第一次开始用鸦片作为我每天的食品，并非为了寻求乐趣，而是为了尽可能地减轻痛苦”，而且，鸦牙是“引起了想象不到的快乐和痛苦的可怕的药剂”。

关于鸦片引起的快乐，他曾这样描述：

    ……这是一种医治一切人类苦恼的万宝灵丹，这是哲学家们争论了许多世纪而突然发现的幸福的奥妙所在。幸福现在可以拿一个便士来购买，被放在背心口袋里；可以携带的狂喜可以装在一品脱容量的瓶子里；平静的心境也可以成加仑成加仑地用邮车运送。（同上75页）

    ……酒所给予的快乐是一直上升的，到了转捩点之后就向下降；而鸦片所获得的快乐，一旦产生，就会持续十来个小时。借一个医学术语来说，前者是一种急性快乐，后者是一种慢性快乐；前者好比火焰，后者好比稳定而均匀的亮光。但主要的区别在于：酒扰乱人的智力，而鸦片却相反（假若服用得当），为人们带来顶好的宁静秩序，不惊扰法律与和谐。……（同上78页）

    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后来，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鸦片所招致的痛苦“对我的智力官能”起到了“麻痹作用”，而且，鸦片就像女巫一样控制着他：

    ……我现在不能为自己高高兴兴地阅读任何东西，几乎连一刻钟也读不下去。（同上116页）

    ……那四年我完全在鸦片女巫般的控制之下。……我很少能够使我自己来写一封信。我顶多能够对我收到的信写几个字的答复，而且往往要等到那封信在我写字台上放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才来答复。（同上120页）

由于剂量越服越大，他晚上开始做一些希奇古怪的噩梦，而白天则总是产生莫名其妙的幻觉。他深深地以此为苦，几度下决心戒除，但是直到他七十四岁逝世时止，从未完全戒除。他始终没有摆脱女巫的控制。

    中国上层社会吸鸦片的瘾君子不计其数，却从未有人像德·昆西这般坦诚地诉说过自己的吸毒感受。大概，他们早已经彻底昏醉于“人造乐园的幸福”中无法自拔了。

    上层社会的麻醉需求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幸福”，底层大众的麻醉需求则完全是为了消解愁闷。对此，美国学者戴维·考特莱特曾就中国“苦力”吸毒的问题做过令人伤感的评述：

    鸦片帮助工人消愁解闷的用途是最广为人知的，其中又以19世纪中国到海外的华工使用得最普遍。华工的典型处境是：在异乡做着叫人精神麻木的苦力，无聊、想家、没有家长监督。于是他照家乡的船夫、轿夫排解愁闷的方法，有样学样抽起鸦片来。这并不妨碍他的工作，至少一开始是没有影响的。曾有一位英国官员说：“抽鸦片的苦力也许是世界上最可靠的工人了。”但是这种工人经常有债务在身，如果是离家乡很远的，更是经常寅吃卯粮。只要债没还清，他就不可能回中国老家去。因为经常得花钱买鸦片，加上单身汉都免不了赌与嫖，他就永远背着还不清的债，所以只得像推磨的骡子般无休止地做下去。为数不少的华工终于因为生病或绝望而停止推磨，最终使他们停下来的也是鸦片——是一次吸食剂量足以致死的鸦片。（《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137页，戴维·考特莱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由于这种自上而下的麻醉需求，使一道又一道查处鸦片的禁令大都成为一纸空文。满清政府于雍正七年（1729年）第一次明令禁烟。但是这次禁烟只是对贩卖鸦片及私开烟馆者进行处罚，却没有对进口鸦片和吸食鸦片者作任何禁止。并且，此次禁烟因为大多贩烟者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惩罚而使其意义仅仅存于“第一个禁烟令”。嘉庆十八年（1813年），满清政府颁布《严禁侍卫官员太监买食鸦片并严查鸦片烟贩事上谕》，第一次严禁吸食鸦片。道光十九年（1839年），清政府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章程》，禁种、禁贩、禁吸并举，并大大加强了刑罚强度。然而，政府查禁的力度仿佛永远落后于鸦片烟流行的速度与广度。事实上，到了1839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鸦片烟的来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英国人的对华走私，当时中国境内每年也有了14500吨的鸦片产量。换句话说，已经开始了由完全依赖进口，向自产、自销、自吸的转型。贵州、云南、四川都已成为鸦片种植地，甚至渐渐成为四川税收的主要来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满清政府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试图根除境内种植鸦片时，靠鸦片致富的四川地区竟然反对。四川官员以加重税赋推行这一政令，导致耕地价格暴跌。暴民捣毁了四家税课司，官员派兵镇压。1911年国民革命成功，四川百姓欢欣无比，以为民国建立后会核准种植鸦片。

下篇：杨黎光·《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之四十  宁愿让生命化做一缕轻烟

杨黎光网站：http://www.yangl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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