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哈佛大学数学教授、世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3日在山东大学演讲中表示，中国应重视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投入。丘成桐认为，培养基础理论人才所需要的费用并不高，培养一个理论数学家或理论物理学家，每年仅需10-20万元人民币。他说，“一个教授年薪10-20万，培养1000个教授的花费跟中国所有高校校长请客吃饭的钱加起来差不多。”（8月5日《南方日报》）
一年校长们就“吃掉”了1000教授，丘成桐教授的这一炮放得掷地有声，放出了当前官场的社会现实。在大酒店里，一张张酒肉飘香的餐桌前，校长即便内心暗含隐痛，在协调办事、立项争科目、要钱扶持等任务负压下，也照样会强装笑脸陪吃。此时，大学校长不再是一名筹划学校百年未来，管理学校不断发展创新的大学者，更像是纵横驰骋于商品经济的一名推销员。究其根由，还是与当前中国的价值指向有关，社会总拿“官级”来说话，无“官级”，连校长都觉脸上无光。
虽然近年来，不管是权威高层，还是坊间里弄，各界有识之士对高校里的衙门化现象和大学“校官”日显官态的气氛诟病有加，甚至让高校渐次去掉行政级别的意识策略，也写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纲要中。但恕我直言，我们一直忽略了身在“江湖”中的中国大学特别重点大学校长对此发出的不同声音。即使这些声音表面上看与当前的主流意识不合拍，但却从现实的角度真实地揭开了我国当前的官本位思维仍居稳居权力与利益要地的客观现实。
印象深的是不久前天津大学和人民大学的两名校长对高校除官味的评价。天大校长龚克坦言：“目前社会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官僚体系，高校里若无明确的行政级别，就不知道该和谁对话，找不到省里的主要负责人，甚至连厅局长都可能不愿见没有行政级别的教授”；人大校长纪宝成也认为，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官级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我们咋能单方面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呢？
两名校长所言极是，你教授不副厅级、副部级，人家真不想理你，甚至他们的门都进不去。我们要廓清校府与政府的职能，就必须铲除这层校园“官本位”形成的社会特权基础。我们不仅要从教育管理核心层自身做起，尽快从校园拨出家长意味甚浓的“利益之腿”，还必须从校园围墙之外去除特权思维开始做起。这就需要制度性消除一些学术项目监管与审批环节中存在的权力之影。高校要发展、要科研、要创新，作为学术项目的把关者不应是部长、省长、厅长，而该是学术权威机构与严密的制度体系。
俗话说，人是靠不住的，只有制度才公正而可靠。美国的众多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之所以能全身心扑在学校管理之上，原因便在于他们不用去消耗掉自己的宝贵时间去陪政客。甚至，连陪巨额捐赠大学的商人吃一顿饭也可免掉。他们获得政府与民间的多重支持，靠的是制度和大学精神。所有的校长都抓教学质量，在这种教授治校的理念推动下，一代又一代的校长主抓教育质量，提升学术水平。这种用大学质量去获得社会认可，当然比校长去饭桌当陪客荣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