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时间，公司支出的工资、奖金、保险费、培训费等一应费用才3．5万元，然而，当员工辞职时却遭遇10万元的天价培训费，如此狮子大开口，真让人瞠目结舌。然而，环顾我们的周围，类似的现象却并不鲜见，一些单位招聘员工时往往都要求交纳数额不菲的“保证金”、或者另外签订违反劳动法的协议，承诺如辞职需赔偿巨额“培训费”，等等。
《劳动合同法》规定在两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劳动者支付违约金，一是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劳动者进行了专业技术培训，双方就此约定了服务期，而劳动者违反了服务期约定提前离职；二是劳动者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并且规定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的培训费用，不允许在这两种情况之外，再约定任何性质的违约金。
正如众联公司有关负责人所言，公司并不缺这个钱，只是给员工一个“约束”，让他们感到“刺痛”。按照法律规定，员工有应聘的权利，也有辞职的自由，只要履行了法定的义务和责任，用人方理应无条件放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挟、限制。可是，某些单位何以罔顾法律规定，强制员工签订不平等协议，有恃无恐地向员工提出巨额索赔？
长期以来就业压力大的择业环境，让资方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天然的优势，面对用人单位的一些违反法律规定、明显不合理的条件，劳动者往往不得不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固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劳动者维权的法治生态较为恶劣，加大了员工维权的成本和风险，不仅让劳动者缺乏维权信心，而且让资方更为肆无忌惮。
按说，作为公平、正义的守护神，法律应该为处于弱势的劳动者群体撑腰，国家也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健全、完善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可现实中的潜规则又往往使得司法公权力有意无意地向资方倾斜，致使劳动者时常陷于有理打不赢官司或者赢了官司输了权益的尴尬。这起简单的劳资纠纷，法院受理后却久拖不审，开庭遥遥无期，人为地将劳动者置于更为被动的境地，就是最有力的例证。
因此，要使劳动法真正成为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伞，确保劳动者体面地工作，有尊严的生活，净化法治环境，恪守公正原则，提高司法效率，显得尤为必要。如果司法部门铁面无私，依法办案，任何一方的不合法主张都毫不含糊地被否决，想必资方也不会再去动那些限制、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歪心思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也就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