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私心的工程其质量就是好

-----我们在苏联人援助我们的武汉长江大桥前的感慨

文/汪华斌

今天陪同几个外国朋友参观武汉长江大桥，这桥是1958年苏联人援助修建的；至今还是武汉市的主要交通线。在我们这些人眼里，这么多年的工程质量至今还是完好无损；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与它毗邻的白沙洲大桥竟然是建成没有几年却又大修了几次的工程；而至今还是因为质量问题而难成交通枢纽。可是我们的白沙洲大桥是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产物，而武汉长江大桥却是困难时期的产物。唯一不同的就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允许私心了，而当初建武汉长江大桥时的苏联人和中国人全部不允许有私心。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有私心的年代任何工程其质量形同虚设；而没有私心的年代虽然其技术落后但其质量却是最优，这就是为什么武汉长江大桥依然完好无损的原因。

当我们在没有私心的项目工程中，我们的任何投入全部是实际项目与工程的真实性。然而在一个有私心的工程项目中，层出不穷的回扣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结果考虑自己实际得到多少的人，能对工程和项目负责吗。更何况我们在改革开放后取消了责任，使我们的工程项目全部建立在权力者的自我良心上；从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工程比比皆是。如江苏常熟为建商务区令住户拆迁，没有人追究这里的房龄还未满10年就被拆迁的责任；所以现在的商务区设计是否合理也是没有责任的。因为从管理的角度讲，这个工程不是当初住房设计不合理的责任就是今天商务区设计不合理；因为这两者必有一个是决策失误。由于我们社会允许有私心而又没有责任，所以任何项目工程的损失也就没有责任制了。而没有责任制的项目工程，刚好是私心最大限度的表现舞台；为什么我们社会到处是工程腐败，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责任追究制度和工程最容易腐败；这就是当今社会“公共利益”腐败的根源。

在我们的改革开放中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没有经济效益就大搞项目和工程；因为这是经济增长幅度的途径。看我们的国企如此，它使我们的国企规模全部超过了世界500强；但竞争力却还是中国特色的内部垄断。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我们的政府也走上了这条发财路；有的是前任领导决策的项目而被提拔，后来的领导再决策自己的新项目；从而使前任领导的项目工程半途而废。即使这样，我们社会竟然没有任何领导有责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政府项目模式，每个领导都搞自己的项目；但不会有任何领导有任何责任光临。

我们社会为什么政府项目没有人承担责任，主要就是‘放牛的孩子赔不起牛’的观念；所以在改革开放后，没有责任加私心；从而彻底改变了我们应该对项目负责的社会观念。结果是到处是豆腐渣工程，也到处是不成熟的工程；有很多工程成为半拉子工程，有的工程成为阶段性的政绩工程。所以我们社会的工程亮点不少，而更大的却是经济损失。在没有责任的项目工程中，腐败泛滥成灾也是我们社会的特色；它成为了权力者追逐的目标，也是我们社会的形象体现。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上上下下的领导个个亲自出马搞工程；从而成为了我们中国大地的主旋律。如今政府投资比国企还容易，一句“公共利益”连论证都不用；这也是我们社会到处搞商业中心的原因，因为政府项目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成功了是政绩，失败了是为“公共利益”所交的学费。

想当初我单位由我们这般人设计的投资二个亿的项目，最后被一群年轻人全面接手了；因为那时强调年轻化。于是这些刚出学校的年轻人开始搞这个项目了，结果是我们设计的二个亿被搞成五个亿的投资。原来这些年轻人正赶上私心最大化的年代，所以搞项目成了最快的途径。后来的确是这些年轻人买房买车，有的还辞职到海外去了。不是说我们没有私心，而是法律道德使我们不敢谋私。而这班年轻人不一样，不仅没有法律概念；更没有道德约束，只有快速致富的想法。本来我认为审计后会处罚一批人，谁知最后还得了创新工程奖；不仅参与工程的人没有人受罚，反而还奖励和提拔了一批人。当时日本的同类专家学者说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真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反而还能有国家奖励。后来连外国同行看了都气愤，这难道不需要成本吗。但我们社会的成本是全民所有制的，所以没有人承担责任；因而在中国大地上，最先富起来的肯定是胆大包天的人；这也是我们社会的事实。

我们社会如今的项目和工程比比皆是，有的还是重复和交叉；就如我们社会的商业网点到处都是，多到比消费者都多的地步；这就是因为没有责任的结果。如我老家政府修建了一个家具批发市场，至今十年了还是在那里闲置；可面积却有500亩之多。我当时就说，如果这是私人投资，恐怕早就破产了。但因为这是政府投资的，所以就能风光无限地荒芜在那里。这不是个案，而是我们社会的主旋律；因为一个领导一个决策，换个领导就是另外的决策投资了；反正是国家的钱，所以不用白不用。如我们那里有个新领导上台，马上要某地建立生态旅游点；结果老百姓投资上了以后，这位领导竟然提升走了。后来的领导又搞新农村建设，使这个生态旅游点就这样无声无息了；最后是老百姓的钱没有了，政府贷款的钱也没有了；反正损失是具体的，但就是没有任何领导有责任。如果我们为每个政府工程贴上终身责任，我们社会能有这么多的政府工程吗；如果工程要追究责任者的后代责任，我们社会能有这么随意性的决策项目吗。看来还是责任问题，一个改革开放后彻底失去的老问题。

项目工程责任追究制度，实际上就是对项目工程终身负责；你决策失误了，哪怕你决策者死了；也要从你后代那里得到经济赔偿。这就迫使决策者不能随意性决策，因为这关系到自己及后代的经济赔偿问题。同样项目和工程的实施者也是如此，项目和工程的终身责任都在你那里；所以这才是杜绝假冒伪劣工程的必要措施。因为我们现在想回到没有私心的社会都难，所以我们只能用工程项目终身责任制来保证其质量；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项目管理。如果我们又有私心，又没有责任追究制度；我们用什么来保证质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