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蔑视权贵，耻于谈论金钱，追求真理，向往公平，视人格尊严为生命。大学教授，不仅因为学识渊博、治学严瑾，更是因为他们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品格而受到各个时期人们的尊重。然而，今天的教授已大为贬值，许多教授都成了自己曾经不屑的人。

请客送礼、洗脚唱歌、拍马屁托关系走后门，曾经是教授们最为不齿的行为，现在不仅为教授们所热衷而且也为教授们所擅长。许多教授长年累月出入餐厅歌厅舞厅棋牌室洗脚屋，自然也就有了“三过实验室而不入”、“论文答辩导师不识学生”的让人笑不起来的笑话。有的教授不再是“学识学问”、“道德良知”的化身，而俨然成了搞歪门邪道的专家和“有奶便是娘”的势利小人。

教授的蜕变是痛苦的，教授的堕落是被迫的。要让知识分子低下高贵的头去拍马屁，要让追求真理信奉公平的大学教师去找关系走后门行贿送礼，可以想象得出他们有多痛苦多难受多不情愿。那么，他们又是怎样让自己成为自己曾经不屑的人呢？又是怎样让自己成为自己曾经最憎恨的人呢？有人说是当今高校对教师的评价制度，有人说是当今国家科研项目评审机制，使得好人变坏人，让“教授”变“野兽”。教师评价、项目申报不是不需要，在各个国家也都存在。关键是评价、审批的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或者说国家资源分配的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使得评价、审批的制度带来的是学术的假繁荣、科技的假进步、教授的市侩化。掌握着项目审批、基金发放的一小撮人就似挥舞着骨头的养狗场的饲养员，一个小小的举动、一声小小的吆喝，就会让成千上万的教授似狗一样口水直流并且蜂拥而上。当然，一部分教授讲尊严、讲人格，在物质利诱面前不改变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他们获得的是内心上的一份坦然、自由，但他们在学术场上很可能是受冷落、被遗忘的边缘人。另一部分教授不讲道德，也许本身就没有道德，唯利是图、见钱眼开，就似一只永远处于饥饿状态的狗，为了取得食物可以跪地乞讨，可以狂吠呼救，可以与前辈争抢，可以让后生挨饿。这部分教授的学术精力在卑躬屈膝、攀高结贵中消失，他们不再有学术能力但却有投机钻营、耍阴谋搞诡计的高超本领，尽管他们获得的课题、资助的项目产生的是文化垃圾，但丝毫也不影响他们在学术场上的自鸣得意。绝大多数的教授，介于这两类人之间，痛恨腐败，但在物质、金钱诱惑面前又蠢蠢欲动。他们会因自己的随波逐流而不断受到自我谴责，他们也会因自己的自命清高而感到跟不上形势，他们始终在“该做”与“不该做”之间挣扎。

我不知道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是因什么基金而诞生，我更不知道陈景润的歌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是因什么资助而突破。当然，我知道，如果有更多的项目、基金的资助，肯定会有更多的钱钟书、陈景润的诞生。国家在科研、学术上的支出以翻番的速度增长，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例，1985年只有500万元，到了2009年已达4个亿。但我们怎么不见钱钟书、陈景润的诞生？莫非这些钱移作了他用或者是钱让人丧失了研究能力？记得几年前有位985院校的老教授说过一句话：项目基金的30%要用在跑关系上。当时我不敢相信，今天仍然劝自己不要相信，但又好像不得不相信。

我所说的这一些毫无新意可言，教授的集体堕落路人皆知。为什么没人去改变这种状况呢？我们只能说有权力改变这种状况的人不想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