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阳立高 经济学博士

 

 

  要:本文运用1983-2006年人均GDP、城市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相关数据指标,通过计量模型分析,论证了现阶段只有以城市化为龙头才能引领中国经济社会走出当前困境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 城市化经济增长;经济拉动作用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Power of Urbanization on Pushing Economy Development of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ower of pushing economy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1983-2006 years’ data and index of per capita GDP, urbanization, industriazition and agribusiness, and proves that only developing urbanization first can take Chinese economy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out of the current difficult position and lead it to develop in the right way. 

Key Words: Urba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Power of pushing economy development

 

一、文献综述

城市化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国内有效需求与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农村逐步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发展过程,包括一个国家城市化率的提高和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过程[1]。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历来是经济社会各界研究的重点与颇具争议的话题。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其《国富论》中提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等因素,而城市化有利于促进这些因素的形成。Lampard (1956) [2]提出了经济发展程度与城市化阶段之间有很大一致性的观点。Berry ( 1965) [3]通过选用95个国家的cross - section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MoomawShatter(1996) [4]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城市化率随人均GDP、工业化程度、出口及外国援助的增长而上升,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而下降。Mc. Coskey Kao (1998) [5]利用30个发展中国家及22 个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对城市化与人均产出、人均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动态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Bertinelli Strobl (2003) [6]利用半参数方法对39个国家1960199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城市聚集之间呈现出U 形曲线的特征。

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争论颇多,主要有,周一星( 1982 ) 和许学强(1988) 别采用137个和151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资料进行验证,发现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既不符合线性相关,也不符合双曲线模式,而是一种十分明显的对数曲线关系,周一星的相关系数为0.9079,许学强的相关系数也达0.81[7]王小鲁和夏小林(1999[8]、李文(2001[9]、丁小平(2004[10]、程俐骢和吴光伟(2005[11]等认为我国城市化发展已经滞后于经济增长与工业化,并带来了国内需求不足、招商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和农业生产效率不高等问题。云德奎(2001[12]、曾宪初和张洁燕等(2005[13]认为要以小城镇为载体,以工业化为支撑,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纽带,使之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整体联动,共同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许经勇、黄焕文(2003[14]指出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根本途径。高佩义(2004) [15]在对168 个国家和地区城市化水平及人均GDP进行排序和做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呈双向互促共进关系的观点。宋元梁、肖卫东(2005[16]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来刻画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向交互响应关系,且长期响应作用关系更显著、更稳定。李金昌、程开明(2006) [17]依据1978-2004年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的时序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对城市化发展有较大的正向冲击效应,而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却不大。廖进中(2008) [18]提出城市化的表现之一就是人口在空间上的集中,而人口一旦集中,就会产生专业化,促进工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民进城可以在补充传统城市化过程中本来存在的第三产业严重滞后时找到就业岗位,并且还能在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过程时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张宪平、刘靖宇(2008[19]采用协整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结合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法,分析了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不管是从短期还是长期看,城镇化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尽管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的观点,但绝大多数都认为城市化(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或互为因果关系;有一部分学者提出了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还有一部分学者提出了我国城市化发展滞后已经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因素。由此可见,城市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城市化滞后不利于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普遍认同的观点。世界银行最近一份评估报告也指出:未来二十年中,就中国继续发展而言,中国的城市发展将是最为主要的政策之一,通过城市化促进经济效益、经济增长和经济平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甚至把中国的城市化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将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

基于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看法各不一致,本文将运用1983-2006年中国人均GDP城市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相关数据指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三化”的经济拉动作用和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通常采用GDP总量的增长来表示。但我国人口众多,有时会因为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而造成GDP总量的增长,并不能体现实际的经济增长效果。经济增长除了总量的增加以外,还应该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与生产效率的提高等方面。因此,本文选用人均GDP的变化来衡量经济增长率。对于城市化水平,多采用人口城市化率,即某个国家或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来表示,城市镇人口越多代表城市化水平越高。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指标很多,例如人均GDP水平、非农产值比重、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比、非农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等,本文所理解的工业化主要从经济结构方面着手,认为工业化过程是产业不断重组与优化调整升级的过程。因此,本文选用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来进行衡量,即工业增加值占当年GDP的比率。本文选用的人均GDP、城市化与工业化数据来源于1983-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评价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指标一般不是单一的,而是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如周洁红、柴彭颐1998[20]分析了农业产业化的市场化指标、服务社会化指标、产业集约化指标和产业化效益指标等。徐冯璐(2007[21]将农业产业化指标评价体系分为九个方面: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X1(农业机械总动力除以农林牧副渔业从业人员数)、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率X2、机收面积占收获面积的比率X3、谷物单位面积产量X4、劳动生产率X5(农业总产值除以农林牧副渔业从业人员数)、农产品出口总额占农业总产值比重X6、农产品商品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X7、固定资产投向农业比重X8和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X9等。

参照徐冯璐的农业产业化评价体系,并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农业产业化水平评价体系修正为以下六个指标: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X1(农业机械总动力除以农林牧副渔业从业人员数)、谷物单位面积产量X2、劳动生产率X3(农业总产值除以农林牧副渔业从业人员数)、农产品出口总额占农业总产值比重X4、固定资产投向农业比重X5、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X6,然后用每年的具体值除以该指标所有年份的总和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对六个数据赋予简单的等权重向量W0.1660.1660.1660.1660.1660.17)。通过以上方法对我国1983-2006年的农业产业化进行评定,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模型建立及其分析

按照以上方法与评价指标计算出我国1983-2006年各年份城市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水平,见表1-1

1-11983-2006年城市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水平表

年份

城市化

工业化

农业产业化

年份

城市化

工业化

农业产业化

1983

2278

39.9

282

1995

2904

41.0

251

1984

2305

38.7

285

1996

3048

41.4

525

1985

2371

38.3

287

1997

3191

41.7

540

1986

2452

38.6

256

1998

3335

40.3

534

1987

2532

38.0

284

1999

3478

40.0

540

1988

2581

38.4

243

2000

3622

40.4

553

1989

2621

38.2

227

2001

3766

39.7

561

1990

2641

36.7

244

2002

3909

39.4

581

1991

2694

37.1

267

2003

4053

40.5

618

1992

2746

38.2

250

2004

4176

40.8

670

1993

2799

40.2

232

2005

4299

42.0

721

1994

2851

40.4

232

2006

4390

43.3

786

 

根据以上数据建立以城市化U、工业化I、农业产业化A为自变量,人均GDP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GDP=C+1U+2I+3A,运用EVIEWS软件运行。

根据运行结果可得知方程式为:

GDP=-33061.16+540.5311U+526.9312 I+158.1683A

11.438   5.046   (0.862)

(0.0000)      (0.0001 )   (0.398)

方程的R2=0.987190F统计量为513.7405,这表明整个方程的模拟效果是很好的。从方程三个变量的T统计值可以看出,只有农业产业化的系数不太显著,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都能显著增加人均GDP。城市化水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使人均GDP增加540.5311元;工业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增加人均GDP 526.9312元;而增加一个单位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则只能增加158.1683元的人均GDP。很明显,与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相比,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更大一些。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加540.5311元,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这将会使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发生巨大的变化。

当前阶段工业化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力低于城市化,其主要原因是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在强调通过“抽农补工”和国家财政投资等计划经济手段促进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使工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工业化水平也相应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并一直处于高于城市化与农业产业化水平的状态。但这也使得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城市化滞后与农业没有得到有效发展的严重约束,使工业化的经济拉动作用被压制,难以继续有效地发挥出来。至于农业产业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低于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因为我国的农业产业化水平还相当低,农业还只是人口生存与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产业,因而对经济总量的拉动作用不是很明显。

城市化的经济拉动作用高于工业化,特别是明显高于农业产业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建国以来,城市化水平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工业化水平与非农业化水平。见表1-2

1-2: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工业化与非农业化的程度

年份

人均GDP()

第二产业占

GDP比重%

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

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滞后

工业化程度%

城市化滞后非农业化程度%

1980

674

48.5

69.9

19.4

29.1

50.5

1985

1552

43.1

71.6

23.7

19.4

47.9

1995

4767

48.8

79.5

29.0

19.8

50.5

1998

6374

49.3

81.4

30.4

18.9

51.0

2000

7152

50.9

84.1

36.1

14.8

48.0

2001

7517

51.1

81.6

37.1

14.0

44.5

2002

7972

51.7

85.5

39.1

12.6

46.4

2003

9030

52.9

85.2

40.5

12.4

44.7

2004

10502

52.2

85.4

41.8

10.4

43.6

2005

13944

47.3

87.5

43.0

4.3

44.5

2006

15931

48.7

88.2

43.9

4.8

44.3

2007

18665

48.6

88.7

44.9

3.7

43.8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

城市化滞后导致了产业结构调整困难、“三农”问题日显突出、国内需求不足、自主创新能力差、基尼系数高(2001年超过国际警戒线0.4,而于2007年达到了0.48)、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社会总体就业率与社会保障水平过低等一系列严重束缚经济发展的问题,再加上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引进外资、劳动力输出与国内金融经济等的巨大冲击,使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陷入了内忧外患的两难困境。由此可见,城市化率低已经成了当前阶段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一旦城市化得到较好发展,就可以有效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使国民经济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其主要原因有:

一是城市有很好的集聚效益(尤其是人才集聚效益)、规模效益与经济辐射带动能力,可以有效带动信息业、工业与服务业等产业经济和周边地区小城镇与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升级与城乡一体化发展,走环保节能的集约发展之路。

二是通过改革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城市化过程中新增工作岗位与促进工业、服务业迅速发展过程中新增工作岗位吸引农村劳动力就业可以提高社会就业率,加速农转非的进程。而城镇人口的增加与农业人口的减少又有利于提高国内需求水平。

三是城镇化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集中度,扩大对农产品的有效消费需求,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稳定发展,有效解决“三农”问题。

四是优先发展城市(城镇)化,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环保节能新产品研发、公共产品供给、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力度,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国内需求水平、自主创新能力、国民综合素质和社会福利水平,可以缓解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下一轮经济增长做好准备。

四、结论

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只有抓住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时期“苦练内功”,实施城镇化为龙头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积极引回外汇储备,采取较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快中心城市发展和中小城镇建设步伐,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人文生活环境水平,增强城市的经济辐射力与经济拉动力,有效带动工业、服务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才能全面引领国民经济走出当前困境,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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