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谱系中，不难看到文化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属下研究、多元文化论、文化身份等新话语。这些话语已然成为当代西方文论的中心话语。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早就被人谈论过，但是集中论述应是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他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认为：文化帝国主义不是用一个定义所能概全的，而是多种话语的多侧面描述的结果。它既是“媒介帝国主义”的权力话语，又是“民族国家”的话语，既是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话语，又是现代性的批判话语。其后一些学者在汤林森研究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蒂珊·奥沙利文等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中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在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在经济上更利于主控国家系统地扩展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控制，导致拜金主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相对贫弱的欠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主次支配和附属依附关系。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支配第三世界国家，第一世界利用文化心理、文化产品、时尚风格、名牌样式向依附性市场传输，刺激其产生特定的文化心理需求与消费形态，在这种需求和消费中，西方国家不断灌输欧美的文化价值、精神观念和现代性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价值、精神观念和本土经验加以摧毁。于是，在跨国公司温情脉脉的全球展开中，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越来越遭到西方文化的控制、文化侵略和价值挑战。
排他主义（particularism）是与本质主义相对立的。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认为：把别人的差异性经验贬到低位，就具有排他主义倾向。排他主义表现出双重的占有欲，根据经验而产生的排他的局内人观念，其次是根据方法而产生的排他的局内人。在我看来，排外主义方法的必然结果是，把后殖民或弱势范围分解为一系列竞争和敌视的社会文化话语，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情绪对立，会使被歧视的第三世界产生对第一世界强烈反抗情绪，甚至出现极端民族主义倾向。
属下研究（subaltern studies）又称为“贱民研究”，由印度学者拉纳吉·古哈提出并加以研究。“属下”作为底层人民没有自己的话语权，统治者获得话语霸权而虚假地构造了历史。属下研究的目的在于：将印度历史的写作从西化精英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自主地真实地描述城市贫民和乡村大众这些所谓“属下”人的艰难处境，通过重视属下作为历史主体的作用，给殖民霸权的所谓现代性史学带来叙事危机。当然，这一文化研究在西方霸权中心主义话语中成果相当有限。
文化多元论（culture pluralism）在文化层面上对抗单边主义文化，坚持世界不应该一元独霸，而应呈现文化和话语的多元多极。文化多元论在文学中的表现颇为疲弱，文学多元论者往往不触及文化与阶级支配的关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化与中心权力的争夺关系，而将主要范围局限在大众文化研究中，认为大众社会存在多元团体，它们各自独立并且功能有限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让观念不同者以开放而自由方式竞争领导权；另一方面，民众也因此能够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领导者。无疑，丧失了前沿批判精神而醉心于大众文化神话，使得“文学多元论”逐渐丧失其理论锐气，而成为大众狂欢中的一个弱势理论。
六、后东方主义文化身份透视
“文化身份”是当代西方文论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关键词。一般而言，学界将文化身份看作是一种共有文化体的自我认同。文化身份反映共同体中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符码给民族提供在现实变化中稳定不变和持续延伸的意义。另有一种看法是：文化身份不断遭遇文化断裂和非连续性，而后又不断重新获得自我新的文化身份，这意味着，文化身份在不变中有变，它沟通了自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文化身份是在与“他者”文化镜像对比映照中形成文化差异性的价值认同⑧。一般而言，文化身份潜存在于国内外各种权力抗衡中，其性别、种族、阶级、年龄、语言、圈层、社群等因素使得身份构成呈现斑驳陆离的色彩，意味着个体存在价值与其文化身份不可剥离，相反总是受到整体社会和族群的深刻影响。在后殖民主义风靡之时，文化身份又与话语相关联。在赛义德的话语谱系中，身份成为一个重要范畴，如全球化中的“身份存在”、权力话语中的“身份认同”、后殖民的“身份立场”等。如今，人们热衷于谈论“身份危机”“、身份冲突”“、身份认同”“身份建构”“、身份重建”等话题，表明身份立场在当今世界实际上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重大话题，同时说明全球化正在使人们逐渐失去身份认同的基本特征，人们急于形成自己的文化价值共同体，以避免遭遇身份危机的虚无主义话语。可以说，身份危机表征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总体危机。
从另一个角度看，获取自己的文化身份，已然成为第三世界争取自身合法性并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角色认同取向。文化身份不同于身份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个体的血缘家族辨识，而是群体、民族或国家人民和“他人”“、他群”“、他民族”“、他国人民”相区别，成为一个具有价值向心力文化共同体。在对自我身份阐释和对当今世界文化阐释的“双重焦虑”中，如何正确书写自我身份？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使自己获得正确的阐释角度、健康的阐释心理？如何对对象（西方）和自我（东方）的正确定位？怎样才能真正进入“确认身份”时期？
大体上说，“确认身份”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打破旧文化、旧观念和旧体系的时期。二是重新定位和身份改写时期，即去除旧秩序、旧形象的前现代性，而使自己在身份改写过程中确定真正的民族形象。三是新文化身份确认时期，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目的是揭露西方文化霸权的实质，把握自己在后殖民时期与西方对话的权力，建立从冲突到对话，从差异到和谐，从敌对到伙伴的新型世界秩序，使自己从边缘化逐渐走向非边缘化。
“后东方主义”意味着在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二元对立中走出来，将多元文化精神置于文化身份和文论身份书写中，减少对抗性而增加对话性。就文学理论而言，“文论身份”意味着某种文化只有通过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学精神。这种与他者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前提条件。只有这种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使自己既不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附属品，也不成为丧失身份的无家可归者，而是在新的多元文化圈中具有自己正当的文化身份。这种和平而非冷战的文化身份文论身份重写书写，有赖于东西方彼此的理解和对差异的尊重。
就个体而言，往往是从文化集体无意识中获得自己的身份记忆的。他在家庭、学校、社会中，逐渐形成自己具有民族烙印的感觉、思维、行为、审美、终极关怀方式，当其成长起来成为民族话语的担当者时，其民族身份则上升成为显意识而指导其行为。在民族文化共同体和参与社会物质精神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统一的文化意识。这样，无论他在全球化时代到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完全无法放弃自己的集体无意识和母语经验。就群体而言，文化身份包括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两个方面。从事思想创新和文化批判的人，大抵能从思想表达中透出该民族对世界进程的看法，其中必然包含着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可以说，据此而形成的伦理观、世界观、人生观、幸福观、终极信仰等都成为其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也是其文化身份的核心部分。丧失了这个核心层面，文化身份的辨识就出现困难。
七、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延展
面对现实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生态文化应运而生。作为学术史的生态文化理论诞生于何时呢？学术界尚无定论。生态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其思想渊源与18世纪以后的浪漫主义运动有着分不开的关系。1858年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阐释了自己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他从生态平衡的角度反对喧嚣的城市，赞美树林和溪流的自然世界。
一般认为，1970年在西方兴起的“生态主义”开始了生态文化的艰难历程。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出现。生态文学是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化在其制度形态层面被边缘化，如环境问题很晚才进入政治思考和环境保护制度等方面，注重保护物质生产的技术形式转变、能源形式转变以及人类生活方式转变的生态场景，尽量不使其恶化；生态文化在精神形态层面，努力促进环境教育、科技发展生态化、生态哲学、生态神学、生态文学、生态艺术等领域的发展。并非所有写自然的作品都可以成为生态文学。有人认为，关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文学解决，就是人的生态文学问题。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表现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涉及人同物理环境、生物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利用、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以及环境对人和人类社会的作用。
在我看来，所谓“生态文学”主要是指那些敏感地对现代世界生态危机加以揭示，对其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加以批判，对导致生态危机的现代文明加以反省的文学文本。生态文学并不将人类看成自然界的中心，也反对将人类的利益作为自然价值判断的绝对尺度。他们从一次次生态灾难的恶果和今后数不清的生态危机预警中体察到，只有将包括自然和精神的整个世界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人类未来终极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有效而全面地消除威胁人类存在的生态危机。
相对于其他西方文论而言晚出的生态批评，一出现就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引起人们的理论兴趣，并不断加强这一理论的世界化进程。西蒙·C. 埃斯托克认为，生态批评的诞生因为视角不同而有三个不同的日期：作为文化术语的“生态批评”最初由威廉·罗依克特1978年发表的文章《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中提出，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1993年，帕特里克·墨菲创办《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杂志，以其重量级的话语权力，重新阐释生态批评的重要性，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响应，标志着生态批评学派的逐渐形成，但是还没有学派的纲领和正式理论出版物；1996年切瑞尔·格罗特菲尔蒂、哈罗德·弗罗姆编《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和劳伦斯·布依尔的《环境的想象》的出版，生态批评终于有了自己的理论纲领和重要的美学原则，在学术界引起深度关注与研究，并不断在辩论中走向成熟的体系构架。
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哲学、生态神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人文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文学、生态艺术、生态社会学、生态伦理学、生态人类学、生态心理学、生态批评、深生态学等研究领域如同雨后春笋，人们在西方文论的“高原平台期”又发现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去掉人类中心主义，坚持自然中心主义，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作为生态理论的基本法则，以此消除人类沙文主义僭妄的生态批评。与以前相比“，生态”一词体现出鲜明的价值倾向性和实践意味“，生态”一词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含义更为深厚。生态哲学把对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现代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上，将自然科学研究所提供的生态思维和生态方法渗透到人的世界观和生存体验中，努力把生态精神培育为一种通向全新文明前景的思维方式、价值基础、精神信仰和文化观念。总之，今天的生态文化运动已经变成了一场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与人文思考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行动相结合、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反思与对一种更加健康、完善的新文明的建设性思考并重的文化运动。
与其他的西方文论凸显形而上理论思辨性不同，生态理论是一种直面人类现实处境的实践理论。生态批评家大都反对雅克·德里达《文字学》里“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文本中心主义看法，坚持认为语言或文本的存在仅仅是实体世界的文化表征，并不能说明物质世界无足轻重，文本之外的重要东西多不胜数，怎能说一无所有？后现代主义宣称一切尺度都是文本尺度，生态诗学则主张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一种可能性，即某种被称为诗歌的文本尺度可以使我们回忆起人类最古老的知识：没有大地尺度，我们就不复存在。生态理论反对当代理论陷入“语言唯心主义”或“文本主义”的陷阱之中不能自拔，致力于将人类面临的现实危机和当下困境揭示出来，走出“语言的牢笼”，超越语言文本的心造幻影，关注时代的困境。莱德菲尔德在《塞来斯廷预言》和《第十种洞察力》中强调：现代社会的腐败和贪婪是物质中心化和精神边缘化的人性异化造成的，腐败源于整个世界物质主义弥漫的“有所企求”的贪欲，人们缺乏精神超越维度而处于现实欲望难平的浮躁焦虑中，这一系列现代文明病症导致了人类的整体精神失衡。一言以蔽之，西方人在近四百年间走上了文化歧途，仅仅关注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准，这种严重的文化偏执症，导致人痴迷于物质增长而丧失人性深度和人文厚度。当然，这些尖锐的批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八、文论创新与西方文论症候
当代西方文论与前沿性的西方诸社会思潮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全球化浪潮中的科技、制度、文化、宗教息息相关。科技经济一体化和核战争威胁使整个人类休戚相关。不同的价值立场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化宗教层面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与全球化相抗争的“多元文化”伴随着人类历史而发展：中国文化传统、希腊文化传统、希伯莱文化传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不断消长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当今世界种族间的冲突层出不穷，黑人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文化运动等此起彼伏，整体性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大分裂，世界正在走向新的多样化。无疑，这一切都影响着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聚焦点，同样也影响着文艺理论透视的折光律。
对西方最新文论的研究，是我们探索20世纪文学艺术奥秘的途径。当代艺术被命名为“后现代艺术”甚至“视觉艺术”，一些艺术家以进入后现代为荣，缺乏本真的文化反思能力，而陷入后现代泥潭之中。直面这种危机，则表征出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价值之所在。
研究当代西方最新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建设有何意义？通过对其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对流派影响的深入研究对我们有何启发？这些思潮进入本土后有怎样的文化过滤和文化移植？这种文化的理论旅行在新世纪中国文论转型中有怎样的意义？这些都是必须弄清楚的。在我看来，研究当代西方最新文论的关键在于，研究各种西学“主义”时，应力求弄清其思想文化“语境”，追问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仅仅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人类的共同问题？是国家民族的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的问题？是现代性文论问题还是后现代性文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索，将有助于新世纪中国文论批评的借鉴和自我反思，并对我们的文化理论策略和文学理论价值维度的确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进行当代西方文论的研究，不仅要分析其近代文学理论思潮的内在承继关系，及其与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关系，以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工作平台，而且要进行20世纪时代精神转型：19世纪末的“近代”文论批评、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文论批评、中后期的“后现代”文论批评、世纪末的“后殖民”文论批评，问题出现的周期短，转型快，牵涉面大，特别是在人文科学流派和科学分析流派形成的对峙中，使当代文论研究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因此，从中国身份立场审理20世纪西方文论具有重要的话语转型和重建意义。
其一，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是在文化互动中的中西前沿思想“互体互用”的对话。这意味着，不应仅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着手，因为这一研究不是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论评头论足，相反，对这种西方文论思想的考察，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中西文论的真实意义在当前时间中呈现出来。对当代西方诗学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当代文化的高度看西方文化美学困境和诗学精神的张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看到本土文论和美学还因袭着文化虚无主义的重负，需要反思和重建。因而，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只能以相互启示、相互生发为共同基础。只有去除了自身遮蔽状态，只有将探索人类审美文化的真实意义作为共同的尺度，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达到对西方诗学的深刻洞悉。
其二，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不能采用惟新是求的方式，而应采用具体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研究，不应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艺理论，而应在与西方文论参照对比中，整理、分析、总结创新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进而建设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新体系。当我们真正把握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意义，真正领悟了潜藏的存在本体论意义之时，文学的知识型将有全新的结构。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深层，涉及到一个远为深邃而且相当重要的问题，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因为，诗学研究不仅涉及到诗意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人生意义和价值存在的重新确立，是人生审美化问题。必须首先清楚西方文化和诗学的主要趋势和价值取向。只有真正弄清了西方诗学的“文化灵魂”，同时也认清了我国文艺理论亟待鼎新革故的方面，才能取长补短，扬优弃劣。
其三，呼唤新世纪中国文论的“守正创新”与“正大气象”。在我看来，文论在走出“西化”误区坚持自我创生中，必须坚持面临原创性和创新性，减少标新立异性和无新抄袭性。“原创性”是跨时代的首创，其新异性影响后世。它直接成为了经典而历久弥新，人们总是能从中找到新的和符合当下的文化精神资源；其文化软实力能量巨大，不仅在一个狭小的专业领域有影响，而是在整个人类历史领域有重大影响；原创横跨多种领域，产生爆发性的能量。而“创新性”是一时一地或是一个流派，与成为经典的原创不同，它会被历史记一笔———创意新颖，人们会为它的新奇而感动；具有一定的当代影响，大抵只能红三两年，其影响超越不了这个时代。“标新立异性”，其标志是成为“事件”，发现什么吃香，什么成潮流、成气候就去标新立异，只满足于各领风骚三五天。而抄袭西方已经无新可言、无新可创，这类作品是生命力还没有发出就胎死腹中。
在中国新世纪文论创新上，我强调“守正创新”之路，是在“正”上面的“新”，其所表现出的基本美学特征是“正大气象”。所谓“正”是强调对中国文论传统文论的精神把握，所谓“大”意在标举大气磅礴的雄浑书风。这当然有别于时下一些文论小巧之风，小风格、小趣味、小噱头，可以说，标举正大气象和正大书风对21世纪中国文论文化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守正创新”要求文论发展方向正，走一种中国文论未来发展的主流道路。“守正创新”的提出有其时代语境———今天中国文论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影响较大，传统经典流失较多。一些文论家感到很迷茫，因此，一味西化地将中国文论加以降解，甚至走到反经典非经典的地步，这些现象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而且是整个东亚文化和艺术的普遍现象。其文化话语是一种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误区导致的文化不自信、文论不自信。对此，我们应该引起充分的注意。
“守正创新”和“正大气象”对当代文论家提出了很高的审美文化要求，因为当代中国崛起在世界文化语境中须有大境界。中国文论新世纪复兴需要文论大家，需要具有经典性、严谨性的文论大师。“守正创新”意味着只能取法乎上，转益多师。需要总结思考的是：为什么20世纪有那么多的中青年文论家，很乐于把传统消减或者是边缘化？大抵是受了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误导或是诱导。在今天美国出现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认识。金融危机不是单一的，其实它是西方的金融体制危机、生活方式危机、流行文化危机、艺术表达方式危机的“危机共振现象”。西方文化标举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导致了“危机共振”。我们应更加关注并回望东方去发掘自己曾经虚无化的传统和经典。
中国文论家今天有一个很大的文化焦虑，担心自己创新不够，担心自己与传统相连。这种文化焦虑是一个世纪的文化失败主义导致的，只有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来疗治。到了21世纪初，中国的综合国力地位已经跃升全世界第三名，如果文化自卑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仍然甚嚣尘上，那就是一个文化背景错乱的症候！只有深深体悟本民族文化的不可替代性和本根性，才能深切地融合中西诸家，成为新世纪真正的文论大师。
在当代西方文论转型与东方文化价值重建中，只有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同时加上知识分子审理过的文化精华成
分，才有可能在分析审理西方文论基点上，为新世纪重新“发现东方”的新文化形态、“重建中国新文论体系”做出自己的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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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现代语文学会主席赛义德认为：如今文学已经从众多人文课程设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科南(Alvin Kernan)教授以非常刺激人眼球的字眼作为自己新著的标题：《文学之死》（1990），表达了自己对文学存在本体的危机感。
② Cf. Andrew Delbanco,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Literatur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 4, 1999.
③ Cf. Kevin Robins (ed.), Into the Image: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Field of Vis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edge,
1996.
④ CF. Joanne Morra & Marquard Smith(eds.), Visual Culture, 4 Volum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⑤ CF. David F. Bell, “A Moratorium on Suspicion?”Publication of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PMLA), Vol. 117,No. 3 (May 2002), pp.487-490.
⑥⑦ 参见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著《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
⑧ 参见王岳川《中国镜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